原文標題：《Placeholder：Crypto與資訊通信技術革新》
從安配階段到部署階段，從資本涌入到到市場飽和，每一次革新都有著不同的大周期，而不同的技術經濟范式的轉移又或多或少的相似。
數字資訊與通信技術革新（ICT 革新）是離我們最近的一次大型變革，從互聯網被大規模采用至今也只有 20 余年，這次革新，我們或許才剛剛結束安配階段，慢慢步入爆發式創新涌現的部署期，
Crypto 的出現是如此的偶然，又好似是這場 ICT 革新中必將出現的產物。在這個金融與科技以及社會治理高度重疊的時代，Crypto 扮演了什么角色？
本文出自 Mario Laul，Crypto 頂級投資機構 Placeholder 的研究分析師，文中對 Crypto 在 ICT 革新中扮演的角色進行了深入的解析，律動 BlockBeats 對全文進行了翻譯：
此前，我曾將 Crypto 定義為對于區塊鏈技術以及 Web3.0 創新的籠統概述。「數字革新」始于 20 世紀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初，其包含分組交換網路、微型處理器和其他電子技術創新，這些創新促進了個人電腦以及互聯網的普及，我想通過以下幾種方式對其進行進一步的闡述:
1. 簡要地對技術革新的兩個主要階段進行理論性概述;
2. 就上一次組織及體制性變革 (圍繞石油、汽車和大規模生產) 與本次 20 世紀 90 年代末至 21 世紀初互聯網變革 (圍繞數字資訊和通信技術) 進行對比。
3. 隨著「數字革新」的日漸成熟，我們將討論 Crypto 作為一種技術大眾理念的創新模式和創新集群是如何塑造全球機構及治理的，
在整篇文章中，我會以「ICT」作為數字資訊與通信技術的簡稱，并以「ICT 革新」作為數字革新的簡稱。從現在開始，Crypto 這個詞將不帶引號，且其不僅僅指向 Crypto 技術，而是所有與區塊鏈及 Web3.0 相關的創新。熟悉 Carlota Perez 的技術經濟范式轉換理論的讀者可跳過本文的第一部分。
從安配到部署
波浪式周期模型是一種十分流行的可將經濟發展理論化的模型，這個模型有許多變形，每一種都側重于不同的變化驅動因素，包括人口統計、信貸/債務、貿易和權威周期，根據 Joseph Schumpeter 的研究根基，創新經濟學中主要強調企業家精神及創新。
在 neo-Schumpeterian 主義傳統中，Carlota Perez 以其對技術革新和技術經濟范式轉換理論的貢獻而聞名。其中技術經濟范式轉換將現代經濟史分為了五次發展浪潮，每一次浪潮都是由一系列不同的革新性技術所推動的，這些技術最初被少數幾個主要國家采用，然后逐漸擴展到世界其他地區。例如，20 世紀早期在美國形成的圍繞著石油、汽車和現代大規模生產的第四次范式轉移，引領了郊區城市化及消費主義的生活方式。在本世紀后期，第五次范式轉移是由包括數字電子計算機和互聯網所驅動的 ICT 革新，
在 Perez 的模型中，每一次浪潮都是由一次「大爆炸」事件所觸發的 (通常是一項關鍵性技術進步，比如 Stephenson 的火箭蒸汽機車、福特的 Model T 汽車，或是英特爾的 4004 微型處理器)，時間跨度約為 50-60 年，分為 4 個不同的階段。前兩個階段被稱為「噴涌」和「狂暴」，其構成了一次革新的安配階段。在這一時期 (也就是 ICT 革新中的 1970 年代至 2000 年代初)，新的范式及其關鍵產業仍在逐步形成 (這增加了投機性金融資本的作用)，而個人主義加上監管滯后造成了創新增長分配的極度不均衡。安配階段在某次危機中達到頂點，這也是革新的中期拐點，后兩個階段被稱為「協同」和「成熟」，其構成了該革新的部署階段，根據模式，當生產資本 (即從事實物和服務生產的非金融屬性公司) 趨于占據主導地位時，主要產業就會合并，在理想情況下，通過漸進的體制創新和修訂的社會契約實現更公平的經濟收益分配。
圖 1. 技術革新的生命周期
技術經濟范式轉移理論的一個關鍵主張是，雖然技術經濟范式轉移的先決條件在安配過程中已經具備，但新范式所帶來的更廣泛的社會和體制轉變只能在部署過程中實現，這是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革新的全部潛力會不斷地在學習、迭代，尤其是不同創新集群之間的協同作用的成熟中顯現出來，此外，相較于容易受到創業行為和競爭壓力的影響的技術經濟領域來說，社會制度領域往往更難得到改變，其需要極端的權威和文化壓力（某一場危機）才能擺脫現有的結構和習俗。但最終，新范式的技術和組織原則會變得普及化，并深深植根于整個社會，即使是最保守的組織結構也不得不去適應這一切。隨著革新逐漸繁衍，以往革新 (甚至是此次革新安配階段) 中所適用的經濟和社會邏輯會日益變得不合時宜。本次革新所確立的技術經濟范式將成為一種「新常態」將成為下一波革新性創新浪潮的出發點，以及其慣性和阻力的根源。于是這個循環將不斷重復，
圖 2：技術革新中三個相互作用的領域
上面的概述或許看起來有些呆板，在現實中，每一次革新都有許多獨一無二的特點，這也使得這種籠統的概述存在一定的問題。但作為連接 Crypto 技術和 ICT 革新的起點，明白安配和部署之間的核心區別就以足夠。簡單地說，Crypto 可以被看作是對 ICT 革新的典型早期部署階段的反應，這也讓更加數字原生的機構、生活方式和治理形式成為了可能，但在更詳細地探討這個想法之前，我們需要認識到 Crypto 是如何建立在早期數字變革之上的，并需要著重關注其出現的某些背景，
大規模生產的部署 vs ICT 革新
部署階段主要是由兩股主要力量決定的。首先是持續的迭代與大規模采用革新性核心創新，建立其從生產方法、商業組織到消費者生活方式和社會制度的全新范式。第二是應對革新帶來的挑戰和機遇所需的公共政策。盡管這兩股力量是分開的，但它們在不斷相互作用: 新技術的發明和采用影響決策，而決策又反過來影響技術的演變，特別是創新成本和收益的社會分配，
在 20 世紀的前大半段，在美國的領導下，世界各地的發達經濟體采用了大規模生產范式的技術和組織原則。最重要的是，這包括了汽車和其他由低成本燃油驅動的內燃機，泰勒主義的裝配線，也就是所謂的「科學管理」，被應用于整個工業領域，以協調家用電器和其他眾多標準化消費品的大規模生產，其中許多產品越來越多地由合成 (石油化工) 材料而制成。私家車讓人們可以遠離都市中心，這推動了高速公路和道路網路的擴張。市郊消費主義的生活方式不僅成為一種潮流趨勢，且大多人數都能參與其中，這得益于官方支持的住房貸款，以及各類分期付款計劃，
在大規模生產革新的后半段，私營公司所倡導的組織行為方式越來越多地被公共部門間復制，公共部門發展成為一個復雜的」多部門」結構，類似于那些主導著經濟的大型分層組織架構型公司，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也是如此，除了支持住房市場之外，官方還通過對實體基建的公共采購 (部分出于對戰后重建的需要) 以及由于冷戰所需的軍事開支，成為經濟體內的主要需求端。工會相對強勢的地位使得生產效率的提高與工資待遇高度匹配，而福利和失業保險計劃則有助于緩解經濟衰退所帶來的沖擊，總而言之，盡管這一切尚不完美，但技術進步和公共政策之間的積極協同作用讓大多數西方國家實現了幾十年的具有包容性的穩定增長ーー這也是 Perez 所謂的部署時期的「黃金時代」的典型例子。
到了 20 世紀末期，特別是 90 年代的網路經濟繁榮，人們普遍承認，發達經濟體的發展正進入一個新階段，諸如后福特主義、后工業社會、知識經濟和資訊社會等術語的普及，標志著一切正向著更加資訊技術高密度及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秩序在轉變，下面的表格列舉了衰退 (左欄) 和新興 (右欄) 范式之間的一些關鍵區別，這一切正如 21 世紀初所設想的那樣，
表 1：大規模生產與資訊和通信技術范式之間的差異
請記住，根據 Perez 模型，互聯網泡沫的破裂只代表了 ICT 革新的中間點，整個部署階段仍未到來。在 21 世紀初，Perez 寫道:
「金融資本已經完成了引領新范式的廣泛傳播、安配和測試新基建的工作。已經有足夠的商業社區和消費者吸取了新的常識，并能夠繼續這個轉變過程，現在輪到生產資本來占據主導地位了，擴大生產，擴張需求，金融資本僅應起到輔助作用。[ … ] 通過發展真正知識高密度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我們還有很大的空間可讓商業想象力和技術創新去引導更深層次世界社會變革。」
ICT 革新在過去二十年中對世界社會的影響是革新性的。雖然在采用 ICT 技術方面仍然存在著極大的社會及地理差異 (所謂的數字鴻溝)，但在全球范圍內的個人訪問及低成本高效的資訊交流無疑改善了數十億人的生活，由此產生的影響可與大規模生產及國際間消費品運輸所帶來的物質生活水平提高相提并論，這一次，關鍵基建是連接數據中心和個人計算設備的數字網路，進一步加快了物流、人員和資訊的移動速度，從而將世間萬物的效率進行提升，
我們必須認識到，新的技術經濟范式的擴散并不是一個有序的過程，在每次技術革新的數十年的大 S 型曲線中，都有許多個別革新性技術的小 S 型曲線，其中許多都是只有在早期技術成熟之后才會發生，并且可以很容易地重新擾亂某個仍處于整合創新過程中的行業。近期的例子包括社交媒體、電子商務自動化、智能行動電話、云計算、物聯網 (IoT)、深度學習、高級機器人和區塊鏈技術。雖然安配階段的徹底創新 (如個人電腦和互聯網) 可能看起來更具有顛覆性，但部署階段同樣具有變革性，簡而言之，在整個革新過程中，一種新的技術經濟范式絕不會是出道即巔峰，而是在整個革新過程中不斷地迭代并解鎖出新的協同效應，
Perez 的「新常識」概念推動并使部署階段成為可能，這完美地詮釋了 Marc Andreessen 的名言「Software is eating the world.」。但被吃掉可并不是什么好事。每一次連續性革新都對既定的行事方式構成存在性威脅，一方面造成新的經濟和技術的不匹配，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既定體制、社會和監管框架之間的不匹配。在過去的幾十年里，這種不匹配一直是社會和權威關系緊張的關鍵性根源ーー這是在被觀察的所有技術革新中典型的轉折點，即使在今天，當 ICT 技術不再是一個新鮮事物時，它仍然與國家和全球治理的重大挑戰緊密相關，因為世界各地不同社區社會都在應對由創新所引發的經濟結構、勞動分工以及財富權力分配的重組。
然而，盡管我們可以借鑒歷史，但社會仍然存在根本的不確定性，當我們描繪技術變革的動態時，不應過于篤定。例如，雖然每次技術革新的后半段通常是經濟發展更具包容性的時期，但這絕不是一定的。正如 Perez 所說，每一個部署階段都有可能成為大多數人口的「黃金時代」(至少在核心國家是如此)，但前提是要通過重新平衡金融和生產資本、工人和國家之間的利益，來為其指明一個合適的方向，這就是危機之后的環境所提供的一個獨特機會，通過調動不同的利益相關者和必要的資源來開辟一條善用新技術能力的前進道路，同時解決較為動蕩的安配階段的體制和分配缺陷。然而，通往正確道路的愿景卻從未得到過普遍共識，因此會一定程度受到權威辯論和斗爭的影響。
特別是最近兩次發展證明了，正如 Perez 的設想，部署的方式并非預先注定的，首先，盡管圍繞著諸如收入和財富不平等、工作不穩定和環境惡化等問題對基本政策創新進行了大量的公開討論，但還是采取了一些實際行動。其次，金融行業的規模和重要性并沒有下滑; 相反，全球經濟似乎日益金融化。過去，對于 2007～2009 年全球金融危機等事件，監管反應往往更為激進，這也與危機前時期的政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相比之下，全球對于金融危機的反饋大致相同，雖然現在評估 ICT 革新的后半期對社會和經濟的全面影響還為時尚早，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一定比 Perez 模型的理想化版本所給出的結果更為復雜。
部署的概念可規定性地被認為是政策驅動的「黃金時代」(通過歷史進行對照)，或以描繪性地認為是當代社會中所觀察到的任何現象 (不去參考歷史)，下文的分析更傾向于后者，以此避免討論規范性政策在對待顛覆性技術的負面作用，在過去 20 年中，ICT 的大規模采用是歷史事實，無論其相關的社會經濟結果是否符合個人的期望或是否達到特定社會中權威上的目標，ICT 技術已經改變了大多數經濟部門的組織行為，這一點現在已經顯而易見。但是，這一切仍在繼續，直到最近我們才發現真正的 ICT 原生組織形式的跡象。下一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我們將探討隨著 ICT 革新的成熟，Crypto 是如何就數字原生機構和其治理進行革新的，
Crypto 與 ICT 技術革新
嘗試去定義 Crypto 的核心創新和社會意義，總會被看成是「盲人摸象」，就像是從多種但有限的角度描述復雜現象，最常見的解釋可以分為兩類，「貨幣 Crypto」和「技術 Crypto」，前者的重點是 Crypto 對貨幣和金融的影響，特別是它有可能顛覆國家機構的作用；后者解釋更加雄心勃勃，側重于 Crypto 對所有數字系統或服務的影響，這些系統或服務可受益于更高的交易執行保證，或更去中心化、安全和以用戶為中心的資訊管理模型，
這里提出的觀點結合了「貨幣 Crypto」和「技術 Crypto」，并參考了 Perez 的技術經濟范式轉變兩階模型，來解釋 Crypto 是如何融入到 ICT 革新中的，更具體地說，通過將 Crypto 視為技術創新、金融創新、流程和制度創新，以及最終視為網路自動化總體趨勢的一部分，它讓區塊鏈相關的創新被視為部署階段的典型代表。鑒于 ICT 革新仍在進行中，從定義上講，這種解釋是一種猜想，其準確性只能在 ICT 讓位于下一次技術革新之后進行回顧性評估。
Crypto 作為技術的大眾理念
從歷史上看，每一次技術革新的中期拐點，都是關于前進方向上不同愿景之間的爭議時期，金融和經濟危機往往會導致對現有制度的質疑，為基礎創新打開奧弗頓之窗，因此，轉折點為此提供了有利條件。
Crypto 與 Perez 模型的順序結構相關，理解這一點的第一種方法是要認識到 Crypto 背后的反應性和意識形態驅動因素的重要，這些驅動因素并不統一，且普遍沒什么激勵，最主要是靠對于財富的貪婪，但是，關于 Crypto 核心價值的討論充斥著對金融和數字技術領域主導者的批評，他們在全球金融危機前后期間都有獲利，因此，將 Crypto 描述為技術創新是合理的，部分原因是對現有金融體系的不滿，
除了對現有機構持批判態度（其中許多機構正在努力確保他們在區塊鏈領域的潛在新份額）外，Crypto 還表達了這樣一種信念，即如果適當引導，創新和激勵可以為技術更先進、更繁榮和更具包容性的經濟提供基礎。但因此而得出 Crypto 是一項徹底顛覆性技術的結論是不對的。其實這一切更像是，幾個有共同敵人的小團體，但由于都過于年輕且觀點不同，而無法統一對于最佳解決方案的共識，而 Crypto 適應了全方位的權威意識形態。隨著時間的推移，某些意識形態派別可能會占據主導地位，而另一些則被邊緣化，這將影響現有權威體系與整個 Crypto 系統互動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個別區塊鏈網路及其社區在權威定位和治理方面將產生巨大差異。
Crypto 作為一種社會和權威模式的出現需要能夠支撐其的成熟技術、大科技的崛起以及金融危機引發的拐點所帶來的有利條件，歸根結底，與其它危機后的創新模式一樣，它面臨的主要挑戰是在不被當權者所拉攏且不重復相同失敗的情況下，建立起一個可持續的替代方案來取代當前結構，或者說最起碼做出一些有意義的改變，雖然 Crypto 的一些分支對數字和創造性經濟有著更廣闊且長遠愿景，但迄今為止，僅僅是 Crypto 的貨幣及金融領域的變革潛力吸引了大多數人的興趣和目光，
Crypto 作為金融創新
從金融的角度嚴格來說，Crypto 表面上似乎與 Perez 的理想化部署方式相矛盾，在這種情況下，相比于那些同實際商品和非金融服務的生產緊密結合的方式相比，高度投機且自我參照的金融形式有所減少，然而，至少有兩個原因可以解釋為什么使用這個框架對分析 Crypto 和它誕生的背景有著較大的局限性，第一個原因側重于金融資本與生產資本之間的關系，廣義上是指自 2000 年代以來 ICT 技術的采用以及對經濟帶來的實際影響；而第二個原因則認為是 Crypto 金融創新明確預見到了 Perez 的理論并且與其完全相符。
首先，互聯網股市的崩盤與全球金融危機造成的后果對于降低金融化程度沒有起到多大的作用，這是不爭的事實，許多大國中，金融部門的規模和金融工具在促進經濟發展（包括非金融企業的商業活動）方面的重要性并未降低，相對而言，金融資本并沒有讓位給生產資本（許多非工業化的西方國家生產資本在持續降低），且兩者之間的界限反而變得更加模糊，部分原因是寬松的貨幣政策對金融部門的影響，另一部分原因是數字技術（包括 Crypto）大大優化了普通散戶與機構獲取金融知識、工具與參與市場的機會。此外，ICT 技術革新恰逢以技術為重點的風投和互聯網眾籌在全球的興起，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后，這為傳統金融技術和 Crypto 的持續試驗和增長提供了關鍵性支持，
不過，金融行業的規模應該放在 ICT 技術對社會所帶來的影響這個更大的背景下看待，從絕對值來看，過去 20 年里，生產資本在數字基礎設施、產品和非金融服務的大規模推廣等部署階段核心應用中的作用是令人印象深刻的。除了巨頭科技公司（目前包括一些全球最大的公司）之外，還有一長串的其它老牌公司為數千萬個組織和數十億人提供數字資訊和服務——當然是在那些主要經濟體中，但目前也逐漸走向世界上的落后地區，簡而言之，日常生活、工作和消費中的數字和無形因素已經成為實體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盡管傳統的經濟措施并不總是對此負責，
第二，盡管 Crypto 的用例更廣泛地延伸到資訊管理領域，但迄今為止，區塊鏈和相關技術在貨幣（Crypto 貨幣）和金融服務（去中心化金融）領域的應用影響最為廣泛，這說明在技術革新的不同階段，金融創新的性質在不斷變化，根據 Perez 的理論，安配階段往往與真正的金融創新（即根本性的新產品）的更有利條件相吻合，人們普遍認為，從 20 世紀 70 年代初到全球金融危機期間（ICT 革新的安配階段）的發展是真正的金融創新，然而，如果得出的結論是說 Crypto 作為危機后的金融創新與 Perez 的模型不相容，那是不正確的，以下是 Perez 對中期拐點之后金融創新和創新的典型性質的描述：
「盡管它們更有可能源自官方或世界機構，但金融領域的一些新規則是自行制定的，正是為了避免官方的監督。它們通常涉及一個新的銀行和貨幣實踐框架，緊接著，游戲規則被建立起來，用以制約商業【和勞動關系】，以及國際層面的監管創新，但每一套規則都是獨特的，因為它需要與它所適應的范式的具體特征相匹配，……會計和資訊披露立法通常是為了避免在之前的「狂熱」中被揭露的弊端而制定的，」
「為了實現幫助這一新「繁榮」進入【部署階段】，我們需要創新型產物來順滑貨幣、銀行和金融實踐中的新范式操作，與所有的創新一樣，何時引入的并沒有何時進行密集廣泛推廣來得重要。每次大潮的安配期都會帶來金融領域的多種創新。有些是暫時的或游走在法律邊界的，注定要消失或變得邊緣化（隨著時間的流逝）。其他的，特別是那些與適應新技術的投資、生產、貿易和消費過程有關的方式，可能會被普及和廣泛應用，在部署期間，該模式向更多經濟領域的傳播可能需要這些工具，以及其他適合新興商業實踐的工具【例如，以技術為重點的風投和互聯網眾籌，這兩者對數字經濟的增長至關重要，包括 Crypto – M.L.】。這些可能包括貨幣類型、銀行服務和信貸或金融形式的創新，為每個國家和整個世界的經濟全面采用新模式創造便利條件，它們將與那些制定游戲規則和銀行與金融體制框架的公共政策措施（國家和國際）緊密結合。【……】很明顯，【ICT 革新所創造的】蓬勃發展的知識經濟將需要大量新工具，甚至需要推翻關于資產有形性質的一些「永恒的真理」【這正是 Crypto 貨幣所帶來的挑戰——M.L.】」
在談到過去 20 年將資訊和通信技術應用于金融的實踐記錄時，上述段落可以有兩種不同的解釋，這使得傳統金融技術和 Crypto 都得以實現。一方面，Crypto 與官方或政策主導的金融創新完全相反，也不被認為是當前金融機構的自我監管嘗試。盡管在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的某些社會階層中越來越受歡迎，但 Crypto 金融服務距離走入主流還很遠，它們對少數利基市場之外的商業和工作的影響仍有待確認。因此，最終結論可能是，即使數字技術作為一個整體，在過去幾十年里對金融的現代化和全球化起到了作用（至少部分符合 ICT 范式的具體特點），但它還沒有導致金融系統的更深層次的創新，既沒有通過官方或自我監管，當然也沒有通過 Crypto，
另一方面，Crypto 經常被確切地描述為「銀行和貨幣實踐的新框架」，它利用了資訊和通信技術革新所創造的獨特的技術和組織能力，可以說比傳統的金融技術更有優勢，因為傳統的金融技術雖然是數字化的，但仍然扎根于傳統的商業方法，金融革新通常由兩種類型的進步引發：法律-交易（金融合同，或更廣泛的約定條款）和技術-資訊（通信基礎設施）。Crypto 涉及兩者：第一種情況是 Crypto 協議（包括智能合約），第二種情況是區塊鏈網路與先進的 ICT 基礎設施相結合。Crypto 的核心價值和組織原則是自由和軟體開源（FOSS）、去中心化、抗審查、無許可訪問（通過現成的設備）以及足以讓任何有一些基本技術能力的人能夠審計和驗證資訊的透明程度，因此，上述結論的另一種說法是，Crypto 使今天存在的金融服務最具有 ICT 原生性的形式，因此，為全球金融體系與 ICT 范式的基本一致創造了潛力，
誠然，按照傳統金融的標準，Crypto 金融服務仍處于邊緣地位。然而，Crypto 一出生就具有數字性和全球性，因此，通過傳統的、國家嵌入的框架進行監管和制約具有較大的難度，這為 Crypto 貨幣提供了相當大的有機增長潛力，但前提是要解決其主流應用的一些關鍵障礙，最重要的是，這些包括在安全、去中心化和隱私方面以最小的代價進行擴展，改善陌生的用戶體驗，減少由于欺詐、黑客或軟體漏洞而導致的仍然相對較高的金融損失風險（相對于純粹的金融或市場風險，其遵守的邏輯與其他經濟領域相似）并確保必要程度的系統性穩定，以上四種情況，以及 Crypto 相對于傳統金融的其他缺點，對未來的展望在不斷吸引創業和技術人才、金融投資和新用戶的穩定流入方面的作用，這些對 Crypto 的長期成功仍然至關重要，
通過傳統措施進行監管對 Crypto 貨幣是一個挑戰，但這并不意味著監管不會成為決定其未來的核心。監管和 Crypto 之間的以下動作尤其重要：
-傳統的監管行動，既可能鼓勵也可能阻礙 Crypto 的發展，并可能繼續針對中心化服務提供商，如法幣入金、托管人和交易平臺，但也會針對密切參與核心軟體開發或特定 Crypto 金融協議和服務營銷的公司。
-Crypto 作為一種強制功能，促使傳統的金融和監管機構探索新的技術和組織模式，其中最好的例子是對央行數字貨幣（CBDC）的興趣越來越大，并試圖將 Crypto 貨幣與傳統金融和實體經濟流程相結合，
-Crypto 是「代碼即法律」的一種表達方式即認為軟體可以取代傳統的法律代碼，不僅為法律提供法律文本的基礎，而且在行政和執法方面也越來越多地取代傳統的法律代碼，以確定在一個充斥著數字技術的世界中可能采取的行動類型。在 Crypto 表面上的反監管立場背后，也有一個由軟體協議高度監管的世界的愿景——相當于官僚程式規則的數字化，
對 Crypto 的一個常見批評是，它幾乎沒有提供真正的創新金融產品，只是在區塊鏈上重新創造了已經存在的一切，在某種角度上，這批評得很對，然而，除了所有涉及的新軟體外，Crypto 的核心創新不是產品，而是與自由軟體開發、去中心化、開放存取、可組合性、可編程性、自動化和分布式治理有關的過程和制度創新，所有這些概念都可以被看作是 ICT 革新的典范，有助于實現 Perez 二十年前所預期的「真正的知識密集型生產和生活方式」，因此，為了充分理解 Crypto 的社會意義，必須認識到它的潛在影響不僅僅是貨幣和金融，而是對數字組織和互聯網原生社會以及經濟協調的更廣泛影響。
Crypto 作為流程與制度性創新
技術革新的傳播過程需要幾個世紀，其中涉及到了眾多的革新性技術以及圍繞這些技術所開啟的拓展，各類創新性活動也在不同階段由發展走向成熟，有些需要在整個革新的過程中不斷的迭代升級核心的通用技術（例如 ICT 革新中的數字計算機技術），還有一些只有在早期技術足夠成熟之后才會出現顛覆性改變的技術（例如互聯網、云計算、智能行動電話等），與此同時，隨著革新的開展，許多科技逐漸商業化，單一成本降低。隨著人口的增加，人們學會并依賴這些科技創新帶來的新改變，而且將科技創新的改變視為在當代社會中「正常」人生活、工作、組織活動的唯一途徑，
在這里提到的 ICT 革新中，「正常」是數字層面的，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在技術、消費者行為、投資者、私營公司和公共機構等方面的改變，讓這個」正常「數字長期處于一個復雜的、共同進化的動態之中，數字的根本性質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最近的關鍵性發展中，這種多方面的共同進化而呈現的波動也出現在了 Crypto 領域。Crypto 產生了許多全新的實驗，圍繞著分布式賬本上的數字資訊而展開。盡管這個實驗的初衷是專注于去中心化的貨幣形式，但是很快就擴展到了如何建設和重構其他類型的數字基礎設施和服務中去了。
Crypto 作為流程創新主要側重于資訊管理（包括格式、存儲、交易）和治理（包括軟體和組織性開發）。其未來最偉大的愿景之一，就是通過技術手段讓資訊和治理方式更加透明、去中心化和自主化，Crypto 希望能夠在某些方面補充甚至是顛覆現有的貨幣、法律和數字平臺。在 Perez 的術語中，Crypto 可以被視為 ICT 革新在部署階段的典范，其中包括 ICT 原生組織架構的出現，以及現有機構和新興機構機構與 ICT 范式的廣泛結合。進一步來說：
公共區塊鏈的開放性和無許可性使其可與現實的公共基礎設施或公用事業相媲美，盡管大多數的公共設施都固定在特定的位置并且由民主問責機構即官方直接或間接管控，但是作為數字基礎設施來講 Crypto 的本質是全球性的（性質類似于互聯網）并且以去中心化的形式被被各類私營部門所控制著，這意味著單獨的網路個體也能在特定區域留下矚目的痕跡，但不代表這與民主的制衡或是問責制度相悖，原則上來講 Crypto 的全球影響力從一開始就僅僅取決于互聯網的訪問流量，并且明確提出其設計就是為了抵抗中心化的集中諸如官方或其他任何集中團體。
與 Crypto 對金融領域的影響類似，Crypto 技術進入其他領域都會對現有機構構成直接的競爭與挑戰，并能引發其內部的范式轉變。從現有機構的角度出發，他們所有的問題歸結為一句話：我們自己的 Crypto 戰略是什么？
Crypto 為運行數字治理的實驗開放了一個非常寬容和靈活的環境，不僅僅是在管理基于區塊鏈的網路和協議（可以被視為數字機構）層面，還能通過區塊鏈的網路和協議作為其他領域的治理工具（即為傳統機構的數字化轉型做貢獻）。
Crypto 構建了線上協作和社區建設的新形式，包括去中心化自治組織 (DAO)，這在公共區塊鏈網路發明之前是不可能出現的，對通過區塊鏈跟蹤的資產、合約和關系而形成的經濟系統，DAO 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新興的 Crypto 經濟體系可能給傳統的數字經濟體系帶來巨大的挑戰，或是互相結合，
除了區塊鏈和 FOSS 協議外，DAO 對 Crypto 作為制度創新是至關重要的。DAO 可以定義為將自動化（即分布式計算機網路和智能合約）、Crypto 經濟體系中的激勵機制（即儲存在分布式賬本中的 Token）和人類協作（主要是線上的，依賴于 Crypto 原生和傳統網路）這三者相結合的基于協調工具的組織，作為數字組織 DAO 并不局限于特定的地理位置，并且對于組織成員資格呈開放態度：任何人都可以加入其中，并可以通過為 DAO 作出貢獻以獲得對 DAO 治理權利和資源獎勵。理想情況下，任何人都不能完全控制 DAO 的資產和治理權利，而參與者仍然可以通過集體行為來引導其未來發展，換句話說，DAO 希望能夠高度保證其資訊可被追蹤和交易可被執行（自動化的抗審查及抗篡改）并且保證高度的組織自治（如自主權，通常是某種形式的在線投票），
關于為 DAO 尋找適時的法律地位、架構和治理方式的話題討論也在疾速的發展中，現在以系統性的方式來用特定的 DAO 設計來對比其他設計，誰優誰劣現在得出結果還為時尚早。盡管每個 DAO 的目的與活動不同，這也自然導致了各個 DAO 所面臨的挑戰不同，就目前來講 DAO 所面臨的最大也是最普遍的挑戰可以總結為以下問題：如何規劃和決策組織中的關鍵功能（例如，動員和分配資源、雇傭貢獻者、分配任務、決策權的分配、解決利益沖突、確保稅收、確保合法合規等），同時不違背 Crypto 的核心原則，為了應對這些問題，目前正在開發專門針對 DAO 需求而定制的技術基礎和標準。與此同時，DAO 也呈現出專業的態勢，成功的實驗想法開始落地，有影響力的 DAO 也開始引起了監管機構的關注。
如果有人說區塊鏈網路和 DAO 將免疫于傳統機構的典型失敗案例，這種言論在社會學上來說是非常幼稚的。當然忽略了區塊鏈與 ICT 中先進基礎設施的結合創新，同樣也是目光短淺的：依靠分布式的數字網路而不是集中的傳統機構，區塊鏈網路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協調與交易的能力，不僅代表了 ICT 革新背景下的重大轉折，也代表了技術逐漸轉向網路自動化的星際系統。
Crypto 的自動化
技術的進步一直在向高度自動化方向發展，這種趨勢自工業革新后展現的尤為明顯，并且被 ICT 革新擴大。計算機，傳感器，網路通信和先進的機器人技術的結合，正在實現日益復雜的網路物理系統，讓其可以在幾乎無需人工干預和協助的情況下完成大規模的并發任務。雖然這些技術常常被人們在農業，制造業和運輸業等公共事業上提起，但是 ICT 在自動化上的影響實際要更加深遠的多。
數字自動化的核心元件是資訊的流通和存量管理，從個人設備的少量文件，到全球的數字平臺每天處理上 PB（1PB=1024TB）的數據，這些資訊管理是根據預設的規則進行的即「協議」，是一種「科層制」（一種現代性組織的定義）的定義特征，從根本上與 ICT 保持一致，且被 ICT 賦能，所謂賦能的本質，是在科層制度中減弱人類角色的重要性，如：文件柜可以被數字數據存儲所替代；人工柜臺交易可以被計算機的自動化所替代；人類的「科層制度」也就是所謂的中間商，可以被日益全球化的分布式的網路所替代。
Crypto 領域可以說是 ICT 革新引起的自動化和數字化管理的延伸。通過自動化與中心化及抗審查能力的結合，Crypto 領域朝著「完美「的「科層制」更近一步。至少表面上看來，Crypto 技術能夠防止腐敗，防止人工偷懶，并且不會怠工，易于掌控。盡管 Crypto 協議和網路仍然受人為控制，但其還是更偏向于自動化，Crypto 技術更像一個自動售賣機，一個可供全球人一直使用、可以任意添加產品、可以提供任意服務的自動售賣機。隨著這個自動機（代指 Crypto 技術）的某些部分和 ICT 中的某些部分整合到一起，這個系統可以成為全球化的治理基礎和管理基礎，因此，Crypto 領域也不可避免的成為了權威爭論的對象，
結語
上面對 Crypto 的描述，受到了 the neo-Schumpeterian 理論中關于技術經濟的范式轉變理論的啟發。我們可以總結為以下 5 點：
1.Crypto 不是技術革新，它是由 ICT（密碼學，計算機，軟體分布式網路等）為支撐，各個學科集成的創新集群，只能歸類于 ICT 革新的一環。
2.Crypto 一定意義上是一種反應性、科技大眾理念的創新模式，從 Crypto 對現有機構的批判立場以及 ICT 革新前期階段遺留的經濟權力關系兩方面來看，Crypto 是早期部署階段的典型代表。
3. 通過支持更多 ICT 原生的金融形式（數字化、全球性、可編程），Crypto 給現有金融機構帶來了競爭和挑戰，加速了它們的數字化轉型，并推動了專門為資訊時代量身定制的金融和監管制度的創新，
4.Crypto 代表了 ICT 革新引發的數字化和自動化管理的拓展形式。通過實現更加去中心化和抗審查的自動化形式，Crypto 為全球治理開辟了新的前景，因此，可以將其視為新興的（地理層面）自動化權威經濟的中心體系。
隨著 ICT 革新逐漸成熟，其最持久的影響逐漸顯露，Crypto 是否僅僅只是曇花一現博人眼球的把戲，或是對中心化數字平臺的補充，亦或是打破了傳統機構的桎梏，從根本有了進一步的突破，這些都有待日后觀察，但無論 Crypto 最終的結局如何，未來的社會都會傾向于數字媒介化，全球整合化以及自動再生化，因此，社會治理與數字技術系統治理的挑戰將逐漸重疊，這一切將會曠世持久且造富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