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金華
加密數字貨幣市場風起云涌，吸引了全球投資人的目光，而從比特幣到臉書的“天秤幣”，再到各國央行競相追逐研發法定數字貨幣的應用場景，全球政府間的數字貨幣熱也在不斷升溫。
1月11日，香港金融發展局（下稱“香港金發局”）發布了一份有關全球央行在數字貨幣研發方面的報告，《華夏時報》記者從這份報告中獲悉，全球已經約有五分之四的央行開展及進行有關央行數字貨幣的研發工作，香港金發局稱，盡管央行數字貨幣一詞尚未有統一定義，但其在普遍詮釋上大致相同—-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將該詞界定為“一種新的貨幣形式，由央行以數字化方式發行，并擬用作法定貨幣”。而香港金發局的報告也指出，大陸香港地區已經于2017年開始進行央行數字貨幣的研究工作，由香港金融管理局率領眾港幣發鈔銀行啟動LionRock項目，現已進入第二階段，
“內地和香港之間的金融監管和金融科技的創新近年來一直保持著同步聯動，人民幣和港幣通過兩地資本市場基本實現無障礙流通。數字人民幣的研發對于人民幣在跨境使用場景的便利性將有本質性的提升，最近有網友在中行行動電話銀行開通的數字人民幣錢包發現，通過行動電話號或信箱轉數字人民幣可以看到‘大陸’、‘大陸香港’、‘新加坡’等常用國家或地區的選擇，香港金管局正在與大陸人民銀行數字貨幣研究所研究使用數字人民幣進行跨境支付的技術測試，并作相應的技術準備。也就是說，數字人民幣可能已經研究測試與香港、新加坡等地區的跨境支付。”1月14日，大陸通信工業協會區塊鏈專委會輪值主席、火幣大學部校長于佳寧接受《華夏時報》專訪時表示。
而值得關注的是，報告稱，目前包括大陸在內，另外有日本、泰國、加拿大、美國、法國、瑞士等全球近80%的央行都已經各自研發數字貨幣，而大陸等近一成的國家央行已經將各自國家的數字化貨幣落定應用，
各國數字化貨幣場景各不同
據悉，目前正處于研究階段或進行試點測試的央行數字貨幣形式林林種種，香港金發局的報告也主要從用戶、范疇、架構及技術四個方面進行了區分，其中，央行數字貨幣在賬戶型或代幣型架構下，采納以下三種模式中的一種：集中模式，用戶各自在央行設有帳戶，并將貨幣單位價值儲存在內，以供交易使用；分散模式，并無可識別的計劃營運機構，由金融機構及其他機構擔任中介并提供“錢包”服務，以供數字貨幣用戶實現價值轉移；混合模式，集中模式與分散模式合二為一，用戶既可選擇使用央行賬戶，亦可選擇不通過該帳戶使用央行貨幣數字，
“央行數字貨幣也分兩種形式，不同國家有不同選擇。以大陸為例，是將數字貨幣限定為交易、支付功能，與現金具有同等效力；而日本的目標是發展為儲備貨幣，不完全走交易貨幣的路數，因為考慮到日本人更愿意用現金的支付習慣，”對此，大陸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陳鳳英分析指出，
于佳寧則表示，央行數字貨幣的發行分為批發型和零售型兩種類型，批發型央行數字貨幣的使用限于中央銀行和金融機構之間，不面向公眾；零售型央行數字貨幣主要面向普通用戶進行使用，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2020年中期發布的報告顯示，截至2020年7月中旬，已經有18個中央銀行已發表有關零售CBDC的研究，另有13家宣布了對批發型CBDC的研究或開發工作，
“不同國家的央行數字貨幣的推行與流通都會存在一定差異，但全球范圍內央行貨幣的廣泛使用，將會極大地推進法幣數字化的發展，提高法幣流通的便捷性，提升全球金融結算體系的效率，優化貨幣支付體驗，當然衍生出一系列全新問題和挑戰，例如，對于全球反洗錢、資本跨境流動管理等問題需要有新的管理機制和國際協調方式；部分資金可能會從銀行存款層面（M2）轉移至數字貨幣（M0）層面，進而對銀行金融機構的穩健經營產生影響；強勢貨幣可能會對小國的貨幣產生替代效應；技術層面的風險和挑戰會進一步凸顯。但是毫無疑問，這些問題只能在發展中予以解決，”于佳寧指出，
報告也顯示，據國際結算銀行（BIS）調查顯示，全球66家響應調查的央行中，約80%央行正在參與和央行數字貨幣相關的研發工作，其中半數央行同時進行批發型及通用型（或零售型）央行數字貨幣的研發工作，其中，批發型央行數字貨幣主要用于銀行及其他相關機構間的巨額貨幣交易；而零售型央行數字貨幣則旨在滿足公眾日常的消費需求，值得特別注意的是，40%央行的研發工作已從概念研究階段發展至測試或概念驗證階段，還有10%央行已開展相關的試點計劃，
“在各國不同的工作發展中，厄瓜多爾及委內瑞拉等地區已發行央行數字貨幣，主要目的是促進其普惠金融程度，另外亦有若干例子的地區是為了減少對其他貨幣的依賴而采取央行數字貨幣政策。高棉于2020年10月推出Bakong平臺，意在利用數位代幣支持及促進美元和高棉里爾間的交流互通，但市場對該數位代幣是否屬于央行數字貨幣依然存有分歧。此外，該數位代幣的市場反應、使用情況及大眾認知仍然十分有限，與此同時，法國及新加坡等其他經濟體的工作正步入試點測試階段，而瑞典亦正就其e-krona（電子克朗）與零售商合作進行實地測試，以便研發一套安全有效的數字支付系統。”香港金發局報告指出，
記者查閱資料發現，在2020年10月，日本央行宣布了一系列針對“一般用途”央行數字貨幣（并不排除批發型央行數字貨幣）的原則，相關研發工作將在2021年第一財政年度初進入概念驗證階段。
值得注意的是，大陸香港特區則于2017年開始進行央行數字貨幣的研究工作，由香港金管局率領眾港幣發鈔銀行啟動LionRock項目，該項目所進行的概念認證研究內容，包括在單一分布式分類賬技術系統下發行代幣型央行數字貨幣及債務證券。LionRock項目透過深入分析，展示利用分布式分類賬技術發行央行數字貨幣及進行采用貨銀兩訖（DvP）結算的原子交易的可行性，而且相對傳統銀行支付系統，央行數字貨幣具有可減少結算過程中所涉及的中介及架構層數的潛力。此外，香港金管局決定將研究范圍擴大至跨境資金轉撥及外匯結算，其后進而與透過Inthanon項目與曾進行類似研究的泰國中央銀行合作，
“泰國中央銀行與香港金管局的聯合計劃取名為Inthanon-LionRock項目，項目首階段于2019年9月啟動，并已于2019年12月完成，項目旨在創建一個概念認證模型，當中設有一個泰銖—港幣區域走廊網路，以連接LionRock及Inthanon網路—–香港及泰國兩個地區各自以分布式分類賬技術運作的本地支付網路。走廊網路建于R3的Corda區塊鏈平臺，可讓Inthanon及LionRock網路的參與者以點對點方式轉撥資金及執行外匯交易，從而減少結算架構層數，走廊網路亦旨在協助銀行管理外匯流動資金，同時采納多種 貨幣的流動資金存款機制，并在適用情況下引入本地監管合規制度。”在香港金發局的報告中，對數字化港幣的應用場景也做了詳細的介紹，
無紙化貨幣進程加快
在業內人士看來，無論是亞洲各國央行，還是歐洲央行以及北美地區以及非洲各國，都在加緊法定貨幣數字化的研發。
“數字貨幣之所以吸引全球央行的目光，首先是數字貨幣具有優越性。相比紙幣，數字貨幣不僅能節省制造、發行、流通成本，還能提高交易或投資效率，提升經濟交易活動的便利性和透明度；其次與數字化經濟、技術時代相適應；第三要應對其他數字貨幣的挑戰。”對此，浙江大學部財稅大數據與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侯若石向《華夏時報》記者指出，
侯若石進一步分析稱，當今世界仍以民族國家為主體，貨幣發行權是主權體現，但比特幣、“天秤幣”卻挑戰了國家的主權貨幣，甚至有搶市場之嫌，各國央行競相發展數字貨幣有彰顯國家主權、驅逐私人機構發行數字貨幣的考慮。而在央行等監管機構看來，比特幣、“天秤幣”等數字貨幣還可能擾亂全球金融穩定，損害用戶隱私并助長洗錢等犯罪活動。
于佳寧則表示，在區塊鏈技術支持下，央行數字貨幣比各國中央銀行發行的紙幣和硬幣更難偽造，且與其他數字貨幣的分布式記賬不同，央行數字貨幣將存在一個由央行集中管理的總賬，從而使得央行具有追蹤支付的能力，能夠滿足制止洗錢和反恐融資的要求，也便于打擊逃稅和賄賂等犯罪活動，
“近期，以比特幣為代表數字資產價格瘋狂上漲，會加強社會各界對于區塊鏈技術和數字資產的關注，但是與各國央行數字貨幣研發的關聯性并不高，毋庸置疑的是，未來數字經濟將更加深層次的改變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數字資產將會出現爆發式的發展，金融體系也會加速向數字金融轉型。央行數字貨幣是數字經濟發展非常重要的金融基礎設施，是數字金融進一步發展繁榮的重要保障，也將有望滿足5G、人工智能、物聯網等新技術帶來的新金融需求。”于佳寧受訪時也做出預期，
而值得關注的是，在全球數字貨幣的“賽道”上，新興市場國家反而比發達國家跑得快，
究其原因，于佳寧表示，新興市場國家的貨幣體系、金融系統還不健全，要承受美元匯率震蕩的壓力，還要應對惡性通貨膨脹的局面，而數字貨幣比現金容易控制，可加強對社會經濟的管控能力；而且，新興市場國家直接跳過信用卡階段，更易與數字化時代銜接；相比之下，大國的貨幣體系、金融網路、法律和管理體系更成熟，數字化程度也更高，所以沒有強烈的變革意愿，
人們身上帶的現金會越來越少，旅行越來越安全，腐敗越來越難以遁形，小偷也越來越難當——有人曾這樣描述數字貨幣時代的圖景，由消費者使用的“央行數字貨幣”在大陸則已經面世，但是在法定數字貨幣的使用過程中，也存在技術漏洞、資訊泄露、黑客攻擊等風險，
“央行數字貨幣雖然由國家背書和管理，但是對個人直接交易的追蹤也存在局限，為了防止被非法利用，安全方面的標準化工作需要國際協調。面對數字貨幣浪潮，相比年輕人，老年人處于尷尬境地；相比互聯網發達、智能行動電話普及的國家，一些網路基礎設施薄弱、行動電話未普及的國家就相對處于劣勢，所以數字貨幣要全面推廣使用尚需時日，而就數字人民幣來說，通過數字人民幣實現國際化的主要阻礙，并非是貨幣的載體形態和現有的支付清算體系，而是資本賬戶的沒有完全自由可兌換等問題，這些問題需要通過進一步深化金融改革才能逐步解決，”于佳寧最后向《華夏時報》記者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