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標題：《對話幣安趙長鵬：在加密貨幣的中間地帶》
作者：段旭
最近一年的大多數時間中，趙長鵬會待在新加坡一個不到 10 平方米的小房間里，以在線形式對外聯系，
在這個彈丸之國的狹窄空間，這位 44 歲的加拿大華人遠程掌管著一家千億美元估值的公司 [1]。在線上虛擬世界，趙長鵬更廣為人知的身份是 CZ，全球最大的加密貨幣交易所幣安（Binance）的創始人兼 CEO，
疫情前，趙長鵬是在四處遷徙的狀態下遙控著幣安，從日本、馬耳他、烏干達再到新加坡，他游走在加密貨幣政策相對寬松的國家和地區，見面對象包括當地從業者和政府官員，比如烏干達總統和馬耳他總理。
疫情后，他停在了新加坡，以線上會議連接著分布在全球 6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近 3000 名幣安成員。他為這種新狀態添置了一個 “大型設備”——一塊綠幕，當有正式線上活動時，他會站到綠幕前，抹掉房間的真實環境，換上一幅帶有明黃色幣安 logo 的虛擬背景，
一手創立幣安，在加密貨幣世界擁有巨大能量的趙長鵬，并沒有這個領域創業者的典型人設，他不是堅定的信仰者或狂熱的布道者，
他的特點是 “缺乏特點”。趙長鵬留著寸頭，身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他的想法和行事方式也如此，在區塊鏈行業內，他是那個走在中間的人，
他最初被加密貨幣的自由度吸引，自從 2014 年賣掉上海的房子買了比特幣后，他就逐步把大部分個人資產轉移到了加密貨幣上。據他稱，加密貨幣資產占他個人財富的比例現在是 99%，他再也沒買過房子等固定資產，因為 “流動性太差”，
另一方面，看重自由和流動性的趙長鵬也積極看待政府對加密貨幣的監管。他稱自己絕不是極端的無政府主義者，他無法想象沒有政府和警察，社會會如何運轉，人群將如何自保，
趙長鵬創立的幣安也是一個中間產物，
幣安不是典型的公司，它沒有總部，沒有辦公室。分布于全球的近 3000 名成員均在家辦公。一名幣安員工說，他的入職手續都是飛到 HR 所在的城市，在 HR 家里辦的，
但幣安也不是典型的去中心化社區組織，它依然有 CEO 趙長鵬，有高管職位和匯報關系，它同時使用 OKR 和 KPI 兩套任務考核體系，確定 OKR 時，趙長鵬會先定自己的 OKR，其他人再拆趙長鵬的 OKR——和多數使用 OKR 的互聯網公司一樣，
中間路線和對矛盾事物的兼容背后，有趙長鵬的實用主義，中心化還是去中心化，堅定還是搖擺——他不太看重這些有區塊鏈特色的評價維度，他對很多事情的判斷標準是：是否合理、有好處、有必要，
比如在社交媒體上，雖然有悖于自己 “不愛出頭露面” 的本性，趙長鵬卻非常活躍，因為這能幫他與用戶溝通。他在 Twitter 上有 260 萬粉絲，比以太坊創始人 Vitalik Buterin 還多 70 萬。
為了推廣幣安在去中心化金融（Decentralized Finance，下稱 DeFi）[2] 上的關鍵布局 BSC （Binance Smart Chain，幣安智能鏈，下稱 BSC），趙長鵬有時甚至會故意去懟以太坊——外界認為 BSC 對標以太坊，“在 BSC 比以太坊小時，這對 BSC 有好處。”
以合理、務實和有用的標準去行動，趙長鵬也沒那么執著區塊鏈和加密貨幣本身，他在 2014 年賣房買幣進入行業，看起來姿態堅決。但在 2015~ 2017 年的行情低迷期，他一度離開加密貨幣領域，進入了當時很熱門的文化品交易行業，做了一家給郵幣卡（郵票、錢幣和電話卡等收藏品）提供交易系統的公司。
從結果看，對加密貨幣的不完全堅定并不影響趙長鵬和幣安在這個領域的成功，趙長鵬認為，加密貨幣交易所的核心競爭力和過往的類似產品無異，還是服務好用戶，務實、兼容、多元的風格，能幫他們服務盡可能多的全球用戶，
在加密貨幣新一輪的牛市和震蕩背景中，我們與趙長鵬聊了比特幣的行情和價值、幣安的業務轉型和組織管理、他對行業監管的觀察和復雜環境中他自身的狀態。
1989 年，12 歲的趙長鵬離開出生地大陸江蘇，隨家人移民加拿大溫哥華，很多事情在當時埋下伏筆，中學時代，趙長鵬當了 4 年排球校隊隊長，他說自己在場上更像粘合劑——個子不是最高，攻擊力不是最強，他 “不是殺球的那個人”，他負責協調全場。
1“比特幣是一個新技術平臺而不是某個資產”
《晚點》：4 月中旬以來，比特幣從接近 65000 美元的高點下跌，一度低至 30000 美元，你怎么看這種巨大的波動性？
趙長鵬：市場有大漲幅就會有大跌幅，很正常。我還有我周圍的人都沒有特別在意，
《晚點》：今年 2 月比特幣價格突破 5 萬美元后，你曾在 Twitter 上說：“比特幣的 5 萬美元是新的 1 萬美元，如果現在不買就等著后悔，” 為何如此看好比特幣？
趙長鵬：我從來沒有在推特上預判過比特幣的價格，但現在這個行業還非常初期，全球大概只有 1%~ 2% 的人有數字貨幣。從這個角度看，應該還有 50 倍到 100 倍的發展空間，
《晚點》：一種普遍觀點是，美元超發是去年下半年啟動的這輪牛市的重要推力，比特幣漲不是因為自己多好，而是因為外面的世界太差了。你怎么看這輪牛市的原因？
趙長鵬：美國印鈔對加密貨幣確實有很大貢獻。42% 的美元都是去年印的，拿著美元是大大貶值，所以美國很多機構都開始買比特幣了，
也有一些行業內因素，去年的 DeFi （去中心化金融）和今年的 NFT（非同質化代幣） [3] 比較火，有很多創新。另外，去年比特幣挖礦減半 [4] 了，新比特幣出來的速度慢很多，具體哪個影響比較大，沒人能 100% 說清楚。
《晚點》：2017 年的牛市以前，比特幣占加密貨幣總市值的比例維持在 80% 以上，2018 年之后，這一數值開始在 30% 到 70% 之間震蕩，目前略多于 40%。你覺得比特幣的比重接下來會怎么變化？
趙長鵬：長期看，比特幣的比重還會降低，比特幣是第一個數字貨幣，它有網路效應，就像數字貨幣里的全球儲備貨幣，但比特幣的創新速度不如新項目，遲早會有其他東西蠶食比特幣的份額，但目前還沒有看到是什么。
《晚點》：包括以太坊和幣安自己發行的 BNB（Binance Coin，幣安發行代幣的名稱）嗎？
趙長鵬：包括它們。以太坊以前有機會，因為比特幣能做的事它都能做，并且有很多創新，社群很活躍。但以太坊很快碰到了性能瓶頸。現在的加密貨幣要在市值上超越比特幣蠻難，比特幣最去中心化，因為它的創始人不在。
《晚點》：比特幣的價值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們怎么定義它，你認為比特幣的實質是什么？一種貨幣，一種資產，還是什么別的東西？
趙長鵬：我覺得比特幣是一套新技術而不是某個東西，互聯網剛出來時，人們會認為互聯網是另外一種溝通渠道，我們有電話、收音機、電視，現在還有了互聯網，但互聯網其實是一個新技術平臺，互聯網上會有互聯網的收音機、視訊和社交媒體。社交媒體是傳統沒有的，電視、收音機是傳統就有的。所以互聯網不是在具體應用層面跟它們并行，互聯網是底層架構，
區塊鏈和比特幣也是底層架構，數字貨幣里會有數字貨幣的貨幣、資產、證券、債券和其他各種各樣的東西，這是一個新平臺而不是某個資產。很多人不理解這有多大，一個新平臺出現后，上面會有新版本的傳統的一切，加更多傳統沒有的東西，
《晚點》：但 “各種各樣” 的東西似乎還未出現，區塊鏈領域還沒有殺手級應用，這是為什么？
趙長鵬：一是現在整個數字貨幣行業還非常小眾，所以沒有大眾化的殺手級應用，
第二加密貨幣市場內其實有做得挺好的應用，比如 2017 年的 “首次公開發幣”（Initial Coin Offering）（即公開發行可交易的代幣，類似發行股票），我稱它為 “區塊鏈全球融資”，這是一個殺手級應用，之前創業者是沒有工具去全球融資的。假如你是一個大陸小散戶，你也投不進美國早期項目，比如 Uber 、特斯拉。但 “首次公開發幣” 可以，它現在還在用，當然也有很多騙子。最近的 NFT 又是一個新模式，它能讓藝術家或內容創造者更好地把作品變現。這些應用都是傳統金融不支持的。
2“做點事，把事做好，就可以了”
《晚點》：你是怎么從傳統金融行業跨到加密貨幣的？
趙長鵬：我大概在 2013 年年中讀了比特幣白皮書，了解這個技術后，我覺得它可能會 work（運轉），但去中心化需要社區。這個社區存不存在，人是什么樣的人，我需要見一下，于是 2013 年底，我去美國拉斯維加斯參加了一個峰會，現在行業里的大佬，包括 Vitalik 等，當時都在峰會里。
去了之后發現這一幫小孩非常真誠，也非常努力，當時有一個人為了教我用錢包，就轉了一些幣給我，學會后，我說我把幣轉回給你吧，他說不用，你留著吧，你可以用這個幣去教下一個人，我看了一下，大概就三百美元，幾千塊人民幣，不是很多，但也不少。他們這幫人真不是出來騙錢，不是報紙上說的販毒老大，他們就是一幫技術小孩，
會開完在機場準備離開時，我就說我要賣房買比特幣，而且要辭職，100% 加入這個行業，不管干嘛，寫代碼也行。
《晚點》：對一個新機會感興趣，需要做到賣房這一步嗎？
趙長鵬：我那時就這么點錢，就不要再分散了，年輕，全部放在一個地方。我從不跟別人說你 all in，但我自己能承擔風險，最壞的情況就是做兩年，比特幣歸零，我再回銀行工作就行了。
《晚點》：2014 買的比特幣后來拿住了嗎？加密貨幣在那之后不久就進入了熊市，
趙長鵬：還好一直拿住了，我記得我把房子賣了后不到 1 年，上海房價就翻了一倍，比特幣跌到原來三分之一，等于差了六倍，當時內心是有壓力的，是所有人都錯了，還是就我一個人錯了？大概率是我一個人錯了。但我怎么也看不懂為什么會錯，因為我覺得這是未來。回頭看，2001 年互聯網泡沫破裂時，亞馬遜、eBay，包括谷歌當時也跌了 98%。大家都經歷過那個階段，
《晚點》：這種把區塊鏈類比成互聯網的想法，是你當時就有的還是事后總結的？
趙長鵬：說實話是后來想到的，人在當局是看不清的。我當時只是想，這個東西還要熬多久，五年、十年？但還好，也就熬了兩年多，
《晚點》：你現在如何配置個人資產？你有再買房子等固定資產嗎 ?
趙長鵬：我基本上 99% 是加密貨幣，應該都在 BNB 上，只有一小部分是比特幣，我現在沒有買房，房子流動性太差，
《晚點》：你 2014 年入行時的態度很堅決，但創立幣安前的 2015 年到 2017 年之間，你曾離開加密貨幣行業，做了給郵幣卡（郵票、錢幣和電話卡等收藏品）提供交易系統的比捷科技，為什么中途去做這個？
趙長鵬：比捷本來想自己在日本做數字貨幣交易所，但發現只懂技術不懂日語很難做，后面大陸的郵幣卡很火，就有人找上門問能不能提供，我們說你愿意付錢我們就賣。到 2017 年 5 月之前，我們都沒想過做交易所，
《晚點》：2017 年 5 月發生了什么，為什么又回來了？
趙長鵬：最直接的是覺得一波行情要來了，行業里需要這個，而且交易平臺是我的擅長。
更長遠地看，我覺得人類歷史上，任何時候我們能提高一個東西的自由度，且不降低它的安全和易用性時，文明都有很大進步。我覺得未來幾十年內，金錢的自由度會變得更高，同時安全和易用性可以保持，甚至變高，這是幣安想做的。我們想為這個行業提供一些基礎架構服務，
《晚點》：區塊鏈技術能讓金錢流動更自由、更安全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它的去中心化特點，你從 2014 年入行到創立幣安，都是在錢包、交易所等行業里的中心化公司，為什么不直接做基于區塊鏈網路的去中心化項目？
趙長鵬：我覺得人要找三個東西的結合，一是自己會什么，二是自己喜歡什么，三是這個東西對別人有沒有價值，不是每個人都特別懂芯片，都知道怎么挖礦，都熟悉數學算法區塊鏈。我的經歷一直在交易系統這邊，對我來說最合理的就是繼續做交易平臺，
《晚點》：交易平臺也可以做成去中心化形式的，近期你曾說，未來五到十年內，去中心化交易所會戰勝中心化交易所。看起來你的想法又變了？
趙長鵬：去中心化交易所確實發展很快，但直到現在，它的交易量和安全系數跟中心化交易所仍有差異，對大部分新手用戶有門檻，
當然，你在水里就能感受到浪的方向，DeFi 的確給幣安主站帶來了壓力，我比更早期時更看好去中心化方向了，我認為這是未來。
《晚點》：區塊鏈行業不少人有始終如一的價值觀和方向選擇，比如有人執著于去中心化，有人執著于把比特幣用到支付上，有人看重提升效率；你似乎更偏實用主義，選擇隨形勢變化。這會被一些人視為不夠堅定，你怎么看自己的這種特點？
趙長鵬：一個行業要允許不同想法、不同特質的人共存。我覺得不管選擇是什么，為行業做點事，把事做好，就可以了。
3“如果 2018 年再繼續漲，不一定有今天的幣安”
《晚點》：幣安從成立 6 個月后到現在，一直是全球交易量最大的加密貨幣交易，你認為幣安的核心競爭力是什么？
趙長鵬：還是因為我們一直堅持以用戶為核心吧。這體現在一些長、短期利益博弈上，例如上幣時的選擇和產品功能設計，
我們還拿出了所有交易費收入的 10% 放到 SAFU （Secure Asset Fund for Users，投資者保護基金）里，以保護用戶利益和應對極端情況。
《晚點》：現在行情劇烈波動時，幣安、Coinbase 和火幣等交易所仍會出現卡頓、宕機、“因流量暴增暫停提幣” 等情況。一些人認為，表面的故障背后是交易所在操縱。
趙長鵬：以幣安當今的交易量來看，手續費收益就不少了，不需要通過操縱什么掙短期的錢。聰明人會保護長期的信任。
《晚點》：你們不缺人和錢，為什么一直沒解決宕機、卡頓等問題？
趙長鵬：這不是那么簡單。對系統不太了解的普通散戶經常說，你多買服務器不就解決了嗎？花錢能解決的問題，我們早花錢了，
傳統交易所，如上交所、紐交所都是散戶把訂單交給券商，券商再把訂單合起來給交易所，交易所只服務幾百個券商。我們是全世界幾百萬用戶直接到交易所，我覺得我們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金融撮合市場，架構壓力完全不一樣，這不是平行加服務器就能解決的。我們要做到的，是把波音 838 變大十倍，但它還是單獨一架飛機，還能飛，這比較難，
現階段的成長完全超出我們 2018 年的預期，我們還在做多種優化，但繼續往下漲，可能還會碰到一些磕磕碰碰，
《晚點》：具體哪方面超出預期？
趙長鵬：主要是用戶數，遠遠超出了預期。2017 年比特幣的峰值是兩萬美元，前段時間到五萬多美元，漲了 2.5 倍，但活躍用戶數卻漲了二十倍。當時已照著五倍、十倍去擴了，還是扛不住。
《晚點》：你之前提到機構入場是這一輪牛市的特點，你們機構用戶的增長情況如何？能觀察到大陸機構力量的入場嗎？
趙長鵬：總的機構數據是指數性增長的，特別是過去半年。在整個市場中，大陸機構占比不大。美國機構大概占市場的百分之八九十，大陸反過來，散戶占百分之八九十，大陸幾個億身家的人都是自己操作一個賬號，
《晚點》：你們怎么吸引機構用戶？
趙長鵬：機構交易對 API 、交易速度的要求和散戶完全不一樣，舉個例子，機構都是團隊操作，有老板、組長、小團隊，每個人有不同權限，我們叫子賬號功能，這些功能 2017 年沒幾個交易所有，我們也沒有，現在我們都有了，
《晚點》：什么時候開始做這些準備的？
趙長鵬：子賬號是在 2018 年底左右，那時是熊市，其實當時主要就在練內功，我們那時的核心撮合比較快，但周邊系統不夠，2017 年成長太快，跟不上。當時就擔心，如果 2018 年來一股非常牛的牛市，幣安會很卡，我們反而可能丟掉領先地位，
所以 2018 年，我跟內部的溝通全部是提高性能、擴大系統，牛市會來，不用擔心。我個人之前經歷過熊市，當時的心理素質已非常好了，
《晚點》：所以 2018 年初開始的熊市，對幣安來說反而是一個有利外部環境？
趙長鵬：是，如果那時再繼續漲，我們扛不住了，不一定有今天的幣安，
《晚點》：你們對未來增長的預測是？會提前做哪些準備？
趙長鵬：我們完全沒法預知未來，但我們判斷用戶量大概率還會上漲，我們至少要先準備好擴容性，有可能不發生，那我們就浪費點錢，問題不大；但是發生，我們不能浪費機會，
《晚點》：現在很多新用戶涌進加密貨幣市場，他們的風險意識和交易技術可能都不好， 但幣安、火幣等交易所又能很方便地加杠桿，杠桿很容易虧錢，你們怎么處理這個問題？
趙長鵬：幣安應該是所有數字貨幣交易所里唯一有 “負責交易程式” 的，我們叫 responsible trading program。第一個，如果一個散戶來玩我們的期貨或期權，我們會問他兩個問題：第一，你覺得有多大幾率會賠錢？他如果寫低于 50%，我們不讓他玩，你心態就不對；第二，如果賠錢了，他覺得是誰的責任？他如果覺得是別人的責任，是幣安的責任，那你別玩，你去玩現貨。
第二個，如果是一個新的散戶，他賠錢到一定程度時，我們系統會告訴他不要再交易了，阻止他交易 48 小時，我相信我們是唯一一個阻止用戶交易的交易平臺。
《晚點》：你們一共阻止過多少人？阻止的代價是什么？
趙長鵬：數據我倒沒有，應該不少人，但這對我們的收入不會有太大損失。因為這種用戶，他只會傷自己，不會特別幫我們，受傷之后，他還是會停，只是早停晚停，我們讓他早停一天，他少輸點錢，我們少賺幾十塊手續費沒關系，我們保留長期用戶，他學會了怎么賺錢，我們的收入會更多，
《晚點》：交易所用戶特別關心托管在你們這兒的資產是否安全，掌管 OKEx 交易所錢包秘鑰的徐明星被調查時，就曾導致用戶大規模恐慌逃離，你們是怎么管錢包秘鑰的？
趙長鵬：幣安現在完全是用多重簽名機制，很早就不依賴單個人了，我們最大的錢包需要 15 個人中的 7 個人簽名，這些人是誰，他們互相都不知道，此外只有很少人知道全部人是誰。而且我和幣安所有公開對外的人都不在簽名名單里。幣安提幣跟我完全沒關系，我想偷幣都偷不走，
《晚點》：但這個機制還是需要有人在中間協調，是嗎？這會不會帶來一些風險？
趙長鵬：全部用工具，管錢包的人的軟體里會彈出需要處理的任務，做運營管理的人不知道管錢包的是誰，
《晚點》：怎么保證多重簽名名單里的人相互不串聯？
趙長鵬：他們從幣安得到的待遇相對高，我們先把他想偷的意愿去掉，而且光一個人想偷也不行，他要勾結大概 8、9 個人。他去打聽其他人是誰時，非常容易泄露。如果有人出事了也沒關系，軟體可以把人移出，把新人加進來，
我們會選有一定熟悉度，穩定可靠、有家庭有小孩的人，單身感覺不那么穩定，位置上全球分布，只要有互聯網就行，但不能都在一個國家或地區，防止地震、洪水、斷網，現在全球大概只有一個國家沒有互聯網了，
4“你說我抄了賓士，但我車速比他快 10 倍”
《晚點》：在現在的中心化交易所之外，你們的新方向是去中心化金融，這塊的整體進展如何？
趙長鵬：BSC 的日交易量現在超過以太坊大概四、五倍了，有了幾百個生態項目，但 BSC 才推出 9 個多月，它起來得比我們想象得還快。除了 BSC，我們還在做 DEX（Decentralized Exchange，去中心化交易所），我們也投了很多以太坊、波卡生態的項目。
《晚點》：其實以太坊上也可以做去中心化金融，比如現在交易量最大的去中心化交易所 Uniswap 就是以太坊生態項目，你們為什么不用現成的東西，而是在去年 9 月推出了 BSC？
趙長鵬：我解釋一下，BSC 不是我們做的，我們之前自己做 BNB 時慢慢跟社區有很多合作，所以到 BSC 時，是社區里一幫人過來說他們要做一個智能合約鏈，跟以太坊接近，希望我們給一筆資金。他們愿意把 BNB 作為這個鏈的主幣，之后這個鏈上的任何交易都會用到 BNB，這對幣安是好事，因為我們是 BNB 的最大持有者。
所以 BSC 我參與度很低，這是一個社區項目，只是開發者不太愿意露面，其實我啥也沒做，沒那個能力，
《晚點》：幣安對 BNB 的集中持有和 BSC 宣稱的去中心化社區方向沒有沖突嗎？
趙長鵬：這有兩個部分。BNB 是不是非常集中？是的。但這是我們通過服務賺來的手續費。我們最早發行 BNB 時，給團隊留了 40%，但因為幣安很快就達到了盈利點，所以我們從來沒花過也沒賣過這部分幣，并承諾之后把這部分全部銷毀。這跟其他發幣機制不太一樣，大家可以考慮我們是不是過于中心化，
第二，BSC 完全去中心化后，價值才更大，整個 BNB 的市值會更高，吸引用戶的網路效應也更大。所以從利益驅動上，我們想要去中心化，我們也在這么做。
另外，如果有一個中心化組織持很多幣，這不是壞事，我們不會傷害社區和砸盤，這需要巨大成本，對我們沒有任何好處，
《晚點》：有人會覺得以太坊是更理想的區塊鏈項目狀態，它比較分散，其創始人 Vitalik 也沒有持有太多以太坊，這會是 BSC 想發展的方向嗎？
趙長鵬：我們的理解不是這樣，可能很多人覺得這個幣里，每個人都有一點點比較公平。但如果只有小魚進來，沒有鯨魚進來，那可能只有一個原因，大機構不看好。
大概 2017 年時，Vitalik 把一部分以太坊賣了 3000 萬美元，這可能代表他特別公平，也可能代表那時他比較看重美元，
我們為什么不愿意拿美元，愿意拿 BNB？這代表我們有信心，
《晚點》：外界認為 BSC 是對標以太坊的，你怎么看二者的競爭？
趙長鵬：我不覺得 BSC 跟以太坊有競爭，現在用以太坊跟用 BSC 的人群不太一樣。
有些人更喜歡以太坊，因為 Vitalik 拿幣比較少，更去中心化等等。但他們手續費比較貴，說實話是非常貴，轉一筆賬要收 10 美元，用一次復雜點的合約，要上百美元。除非你一次做百萬級的交易，不然沒法付手續費，
而在東南亞、印度和非洲，還有很多金字塔底層的用戶，他們人數很多，我們為他們提供一個更便宜的網路，可以使更多人使用和進入區塊鏈。
BSC 起來后，以太坊的交易量并沒有變少，但也不再增長，這是因為它碰到了技術瓶頸，網路最高承載量就是每秒 15 到 20 筆，我們慢慢變多，因為我們還沒碰到上限，所以不存在競爭，只是他們不能服務的用戶我們現在可以服務了，
《晚點》：以太坊社區不能讓技術再進化嗎？
趙長鵬：肯定可以，但這需要時間，他們跟 BSC 的定位不一樣，它要能在幾百萬個賬本上完全同步，同時每秒處理幾百萬單，這個技術門檻蠻高，幾年內蠻難解決，
最近我看 Vitalik 發推特比較少，他應該在閉關。我倒非常希望他能解決這個問題，這樣整個行業又會變大，
《晚點》：BSC 比以太坊快和便宜，是因為需要同步賬本的節點少很多，是嗎？
趙長鵬：這是一方面，我們有 21 個節點，另外我們的節點也比較大，機器性能比較高，在架構上也做了一些改變。
很多人說 BSC 沒有創新，只是抄了以太坊，其實性能提升幾十、幾百倍就是一個創新。你說我抄了賓士，但我車速比它快十倍，那是不是一個創新 ?
5“去中心化是灰度的，不是黑白的”
《晚點》：近期各國政府對加密貨幣有一些不同表態——有的政府對加密貨幣很開放；有的政府偏嚴厲；還有政府在把加密貨幣納入現有監管體系，如近日有消息稱美國貨幣監理署（OCC）、美聯儲和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正考慮成立一個加密貨幣監管的 “跨部門小組”，你覺得各國態度會如何影響全球區塊鏈行業格局？
趙長鵬：抱歉，我不會公開評論具體監管機構及他們的政策，但幣安一定在積極與全球監管機構溝通。目前每個國家的條款都不太一樣，這是好事，可以看到哪些條款更有利于發展，可以有多個參考物。
《晚點》：從你們的接觸情況看，各國共同關注的內容有哪些？政府有些什么常見想法和認知？
趙長鵬：兩三年前我們去溝通時，大家都問這個東西是不是恐怖分子用的。現在這么說會比較丟臉，好像沒有常識，現在他們比較在意怎么防洗錢和犯罪。其實區塊鏈上的數據是透明的，反而更好分析和跟蹤。有些地方的監管反而在推這個東西，他們突然理解，區塊鏈和加密貨幣不是讓你更失控，而是讓你控制得更細。
《晚點》：政府的合規訴求會如何影響加密貨幣？自由度被認為是加密貨幣的一個主要新價值，
趙長鵬：自由度和合規有一定關系，但并不沖突。
我覺得合規還是很重要的。區塊鏈、數字貨幣行業里有一幫人是極端自由主義的，他們希望不要政府，也不要警察，就一幫人自己生活。我不覺得人類可以文明到那個程度，在一個完全沒有政府和警察的社會，每個人怎么自保，全部請私家保安？
我們還是需要一些規矩，說白了，還是需要一些監管，
但如果等人把規矩全部定出來之后再開始做這個行業，可能也不太對，因為規矩都是先做一段時間才摸索出來的。監管需要案例，在一個還沒有的行業里告訴你能做這個，不能做這個，讓這個行業去發展，這不可能。
《晚點》：什么類型的政府對加密貨幣更積極，跟國家大小有關還是跟經濟類型有關？
趙長鵬：我個人感覺，前幾年是小國，因為大國比較復雜。中美這種大國，如果規矩定得不夠細，就有很多人鉆空子，但行業初期，你又很難定得特別細。但比如百慕達，整個國家就七萬人，跟上海一個小區差不多，他不需要規定，就一個案子一個案子看，他看得過來。而且小國不太需要保護自己的貨幣，他們不太在乎沖擊，反而認為這個東西能幫他們在新領域，比如金融科技上領先。
現在有點兒反過來了，幾個大國在競爭，如果大陸想讓人民幣變成全球基礎貨幣，你發個央行數字貨幣，這個東西被接受，可能是非常有幫助的，
《晚點》：你覺得各國央行發行的數字貨幣是真正的區塊鏈應用嗎？
趙長鵬：這里就非常微妙了，目前多數央行發的第一版數字貨幣還是相對中心化的，它有一個發行方，這個發行方可以增發，可以控制整個網路，也可以拒絕一些交易。它的確用了區塊鏈技術，但它的多數節點沒有公開，你說它是區塊鏈，也是，你說它不是，也不是，但我覺得不用那么糾結定義。去中心化本身也是灰度的，不是黑白的。比如你特別去中心化，但手續費特別貴，這就不那么易用，這里面有很細的權衡，
最后還是看是不是足夠安全、易用和自由，如果這幾個高，就會被很多人用；如果低，除非硬逼人用，但逼人太難了。
《晚點》：央行數字貨幣會對比特幣等沒有政府背書的數字貨幣產生什么影響？
趙長鵬：目前來看這是兩個體系，相互沒什么影響。不過如果未來有相互兼容的機會的話，應該會催生神奇的反應，
6 “我不是殺球的那個人”
《晚點》：幣安沒有總部，員工全部在家辦公，你們怎么保證運轉？
趙長鵬：我們現在 3000 人不到，分布在全球 60 多個國家和地區。日常會以各種辦公軟體遠程協作，比如 Google Docs、 Google Meet 等，
《晚點》：有人會要求用數字貨幣來發工資嗎？
趙長鵬：最近比較多。因為今年 BNB 漲得比較高。
《晚點》：你們怎么交稅？
趙長鵬：每個人付自己該付的個人所得稅，然后所有公司（幣安在多國有不同的注冊實體）需要付公司注冊地的稅。如果你是一個社區，就不一定要付稅，以太坊社區就沒有付稅的概念，但公司有。
《晚點》：描述聊幣安時，你用的是 “公司” 這個詞，所以你們還是個公司？
趙長鵬：我們內部基本上從來不用公司這個詞，只是跟您聊時我用這個詞，因為比較好理解，我們內部用的是 “組織”。我們一般也不太用員工這個詞，叫團隊成員，
公司的很多傳統幣安都沒有，我們不需要總部和辦公室，不需要在某一個地方注冊。但是我們可以讓一群人在一起做事情，我們之間有信任和獎勵機制。
《晚點》：據我們了解，幣安在同時使用 OKR 和 KPI，這是中心化公司最常用的管理手段，
趙長鵬：有目標不代表是中心化。
《晚點》：幣安發展到現在，你的角色有什么變化？
趙長鵬：現在很多事情我不會自己做了，自己做效率非常低，比如以前市場活動有時會問我審批，現在 300 萬美元以下的市場花費我基本不用介入，
現在我在幣安最大的價值就是凝聚團隊，把強的人吸住，把外部精英拉進來。所以我最近就是整天打電話，花很多時間哈拉。
《晚點》：你也花了不少時間在社交媒體上，你發 Twitter 挺頻繁，
趙長鵬：推特對我來說是跟社區互動的工具。我在推特上說話會幫我們做一些推廣，它還會幫我了解社區的抱怨或情緒。
其實我不太喜歡出頭露面，但為了推廣 BNB、BSC，有時也會懟懟以太坊的人，故意攪合一下，這種小技巧也用。他們罵回來也不一定是壞事，兩人對罵圍著一圈人看，BSC 比以太坊小的時候，這對我們有好處。
《晚點》：你對做什么和怎么做的判斷，似乎都是出于合理性和利益考慮，覺得有好處就會做，
趙長鵬：我有幾個責任：我帶領一個團隊，要把工作做好，把整件事做大，這都不一定是責任，這是我的使命，我現在活著就是為了做件事。
雖然不是細分的每一個工作我都喜歡，但我特別喜歡這件事整體的使命感，基于這個考慮，我可以把自己抽象到一個程度，我該做什么就做什么，心情非常平靜，沒有特別激動的時候，也沒有特別悲哀的時候。
《晚點》：這種平靜的狀態怎么形成的？
趙長鵬：從比較小時候就是這樣，我性格一直非常平穩，我也不知道怎么形成的。我從來沒有對任何人大吼大叫過，包括某次幣安被盜丟幣時，
《晚點》：在創立幣安之前，你就換過很多地方，在江蘇待到 12 歲，后和家人去了溫哥華，在東京、紐約工作，在上海創業，這種長期遷徙的生活對你有什么影響？
趙長鵬：我很喜歡很多不同文化混在一起，這對幣安能夠做得比較全球化有很大幫助。
我最開始被比特幣吸引也和這個有關。以前我從東京工作完去紐約時，發現把錢轉過去很麻煩而且手續費很貴，比特幣就沒有這個問題，我很容易理解，自由度變高了，費用也降低了，
《晚點》：在你待過的地方中，對你性格、想法影響比較大的是哪兒？
趙長鵬：我最重要的青春期是在加拿大，加拿大是一個移民國家，有各種民族、國籍的人。其實從大陸出去的那幫小孩一般還是跟大陸小孩一起玩，我比較例外，我當時一直在打排球，中學 5 年，有 4 年我是校隊隊長。校隊里各種各樣的人都有，我有很好的白人朋友、韓國朋友、印度朋友和黑人朋友。我有些大陸朋友會抱怨種族歧視，但我從來感覺不到。
《晚點》：你以前在球場上是什么風格？好勝、犀利的，還是帶著大家一起打？
趙長鵬：其實排球隊長是一個黏合劑的概念，他一般是二傳，負責組織協調整個場上，并不一定是攻擊力最強的人，我們團隊有好幾個個子比我高，長得比我壯，跳得比我高，殺球比較狠，我不是殺球的那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