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國發院》訊：11月27日，大陸人民銀行原行長周小川在北京大學部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辦的“數字金融創新與經濟發展新格局”研討會上的發言節選，這是周小川迄今最深入的一次公開解讀，
周小川在分享中主要聚焦了DC/EP和電子人民幣e-CNY兩大問題，
他首先簡單回顧了大陸支付體系現代化的進程，
2012年之前，第三方支付，特別是利用數字和網路技術的第三方支付已經有所發展，但是缺少管理和協調主體，討論要求人民銀行將其管理起來，于是開始發放第三方支付牌照，第一張牌照發給了支付寶。
2014年，人民銀行開始成立數字貨幣項目組，項目實施方案并沒有明確的方向，既包含區塊鏈技術，也包含其他方面的可能性，
2016年，人民銀行成立了數字貨幣研究所，借用了紙幣印制研究所的機構編制，這也表明，下一代紙幣的設計研究工作從此以后停止，
2017年人民銀行開始研發數字人民幣。當時已經意識到一定不要把屬于支付體系的數字人民幣DC/EP和數字資產交易混在一起，所以，2017年人民銀行停止了ICO（Initial Coin Offering，仿照IPO命名）和比特幣的大陸交易。
2019年，人民銀行宣布開始試點，并進行封閉測試，
2020年，開始推進深圳、蘇州、雄安、成都，加上未來冬奧會場景的“四地一場景”內部封閉試點測試。四個試點城市的人口數，深圳1340萬人，蘇州1075萬人，雄安105萬人，成都1650萬人，從尺寸來講，都大于一般歐洲國家。
周小川表示，從概念來講，DC/EP是一個雙層的研發與試點項目計劃，并不是一個支付產品。當然，可能有人會有不同理解，這也沒有關系，因為對科技創新的新事物有不同理解很正常，DC/EP項目計劃里可能包含著若干種可以嘗試并推廣的支付產品，這些產品最后被命名為e-CNY，即數字人民幣，
在DC/EP這個雙層系統里，人民銀行在第一層，第二層有商業銀行、電信營運商，還有互聯網支付平臺，他們之間可以合作或聯合，這取決于他們對支付產品和技術框架的了解，
此外還有很多概念和科研組織內容需要明確，比如研發和試點究竟應該導向哪里？這么多主體參加，怎么分工？特別是進入試點和推廣階段后，主體責任各是什么？如果設計中間有風險，怎么控制風險？這些都是值得認真研討的問題，
DC/EP的驅動力與發展機遇
周小川用數據說明了移動支付的發展。2019年移動支付占個人消費支出的比重已超過60%，2020年大陸移動支付的人數占總人口的比重近60%，也已經比較高了。目前，移動支付、各種電子支付和信用卡構成的大額小額支付體系，加起來也已經占比15%左右，
銀行業務二三十年以前就開始全面實現數字化，賬戶都進入計算機里，都是數字處理，后來通訊也全部實現了數字化，在這種情況下，銀行業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數據處理業務，因此，不管是數字貨幣還是數據處理，要看作廣義的數字化，當然，國際上也有人希望把它說得比較狹義，
數字人民幣的研發、試點，和未來可能的推廣，驅動因素是什么？發展機遇是什么？這也是業界最為關注的幾個焦點問題，對此，周小川也表達了他的看法。
第一，動力主要來源于需求方，包括不斷改善支付系統，特別是零售支付系統的效率需求，還有降低成本、提升便利性，更好地服務于用戶，當然，這也給技術不斷進步提供了可能，技術創新方也會推銷自己的技術，但還是以需求方為主。
比如區塊鏈技術，央行曾一直提醒需求方要有清醒的頭腦，區塊鏈技術有去中心化的好處，但是去中心化是不是我們支付體系現代化真正特別需要的內容呢？其實不見得，而且弄不好還帶來不少弊端，可能區塊鏈技術具備記錄的不可篡改性，也是一個很有用的技術，但是現有系統，特別是賬戶系統，被篡改的可能性實際上非常小，發生的概率也非常低，另外，還要考慮交易出錯時要主動修改的問題。
再比如，也有一部分技術稱可以不依靠賬戶，是不是賬戶是不太好的東西？仔細想想，金融體系里的賬戶實際上是很好的東西。還有強調數字交易加密的技術，回想電子支付最近二三十年的進展，確實有很多東西都是加密的，只不過加密環節不一樣，有的是在訪問賬戶期間進行加密，有的是在資訊傳輸期間。
最終，要靠科技和需求兩方面碰撞，得出更優的開發想法。
第二，大陸人過去出行要帶很多東西，有人還編了口訣“身手要錢”，說出門一要帶身份證，二要帶行動電話，三要帶家門鑰匙，此外還要帶點現金，在行動電話作為移動互聯網終端出現后，人們發現出門帶行動電話就行了，身份證、銀行卡、健康寶都在行動電話里面，可能車鑰匙、門鑰匙也都在行動電話里，行動電話還有很多其他功能，比如看新聞、娛樂，所以，人們就不一定希望還要再帶現金、信用卡等等，而是希望所有這些東西是不是能夠整合，這也是很大的動機。
科技進一步發展以后，也許還有更新、更方便的東西，但是現階段在大陸是這樣。這些需求在其他不同國家，因為基礎不一樣，需求的強烈程度也不太一樣。
第三，消費者接受新的支付，零售商店怎么辦？在移動支付之前，大陸已經可以大量使用互聯網來收單，進一步發展互聯網收單，商鋪可以采用不同辦法，比如進場支付、NFC、二維碼。最近DC/EP也介紹稱，可以通過NFC，行動電話碰一碰來完成交易，這就是一種點對點的P2P支付，隨著網路基礎設施完善，多數地方都會有互聯網特別是無線網路支撐。萬一沒有網，還有NFC這樣的辦法完成支付，
第四，雙層體系里第二層的商業機構，包括商業銀行、行動電話運營商、支付平臺，要鼓勵他們之間開展合理競爭，共同提供服務并進行創新，在周小川看來，中央銀行最好不要預先設定或者認定某種技術路線，因為技術在不斷更新，在當前這種技術進展非常快的情況下，要想判斷準不是很容易，
國際上也有不少討論，指出要特別重視金融脫媒問題，特別是第二層機構會有金融脫媒的潛在風險。另外一種風險，是要防止一些虛擬資產價格過度波動、出現投機現象、脫離實體經濟。大陸特別重視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如果有一些金融交易脫離實體經濟，大家往往就會打問號。
第五，要高度強調保護個人隱私，防止電信和支付詐騙，在大陸，電信詐騙備受關注，通過行動電話以及其他方式的詐騙，在大陸發生的比例非常高，人們也都對此很不滿意。這也是數字人民幣發展的動力。
DC/EP采取動態競爭、多方案的雙層運營體系
在當天的論壇上，周小川還分享了他對大陸在DC/EP上策略的看法，
他表示，2016年前后，大陸開始在國際上提出支付體系和數字貨幣雙層體系的設想。中央銀行在第一層，第二層目前來看已經開始運行的，有工、農、中、建四家大銀行，還有大陸移動、大陸電信、大陸聯通，螞蟻集團和騰訊微信支付，這是第二層。
第二層機構的動力還是很強的，知道會有很大發展機會，特別是獲得客戶、獲得業務方面，同時他們也應該承擔較多責任，比如，一要有適當的資本，以便減少風險，特別是支付體系，出現風險的話有可能來得很猛烈。二是作為反洗錢的主體，要充分了解客戶。三要保護客戶隱私。如果在這方面出了問題，要提起訴訟，訴訟對象都是這些第二層的機構。四是技術方面要做非常大的投入，包括設備投入、運行保養等。當然這中間會有討價還價，第二層機構希望好處多獲得一點，責任少承擔一點。第一層機構要求必須承擔這些責任，
在大陸這樣的大國，第二層機構可以做多方案并行的開發和試點。多方案的缺點，最后可能在互通性上會有一些麻煩，可能需要協調、切換裝置等，但是真正做起來也不見得有很多種方案，因為機構之間經過磨合以后，認識比較接近，他們的方案最后可能會合并，
總體來講，這是可以容納多方案的雙層體系結構，而且非常重視零售系統，這是導向，但不是要專門推銷某一種項目。重視零售系統是因為它是整個支付體系的基礎，如果這個基礎打得不好，其他上層應用有可能站不穩，
大家也會問到很多問題，比如雙層體系里第一層和第二層之間的關系，有人認為是一種批發零售的關系，其實不然，它還涉及對現行技術體系的一些評估，
周小川表示，大陸現在的項目架構，主要基于數字人民幣要采取動態的、競爭性的、多方案的雙層經營體系，
首先，競爭性、多方案的研發，問題是中央銀行是否有能力判斷并選擇最優技術路線，現有技術看起來五花八門，各自都會說自己的技術最有用，銀行電子化過程中會反復遇到這種情況，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傾向，但是作為機構來講，中央銀行選擇一種最優技術和最優發展路線不太容易，風險也比較大，萬一選錯了怎么辦？大陸14億人口，市場非常大，可以容納或實行多種技術方案，每種技術方案要拿出足夠的道理，進行優缺點比較。
小國比較敢于創新，進行試點發現有問題，或者說最后發現這并不是最優方案，要切換也相對容易，對于一個大國來講就非常難，時間也拖得非常長，期間也有可能出現各種風險，
從過去紙幣的經驗可以看到，有些歐洲小國，一代紙幣更新到另一代紙幣，可能材質、防偽標志完全不一樣，但是一年就可以切換完成。比如頭3個月新老貨幣并行，然后3個月所有零售商店不接受老貨幣，只能用新貨幣，老的貨幣可以到任何銀行網點兌換成新的貨幣，剩下的6個月，只能找中央銀行一家兌換新的貨幣。再往后，除非有特別原因，老的貨幣只能作為收藏品，大陸第三代人民幣切換到第四代人民幣，第四代切換到第五代，每一代切換都要十年左右，還有很多遺留問題，所以大國很不容易。大國的好處是能夠容納多方案并行，
其次，采取動態演進體系，源于金融科技發展很迅速，支付行業也必須適應這種不斷演進。我們的支付系統希望建立這樣一個框架，既可以容納不同方案，又是一個動態演進系統，過程中一個可以替換一個，
演進過程中，要以用戶為中心來評估技術，同時要反對壟斷，因為壟斷有時候對下一步新技術路線選擇會形成阻礙，區塊鏈和分布式記賬技術，一直是數字人民幣雙層體系的方案之一，目前還在研發中，在不斷解決技術上的問題，特別是處理能力問題，每秒處理多少筆還在研發改進，作為零售系統的應用來講，它暫時還占不了主流，
第三是央行的角色特點。
首先，央行要維護數字人民的幣值穩定，具體辦法多種多樣，比如對第二層機構有資本或者發行準備的要求，也可能還有其他手段，理論上，雙層體系中，央行自己的研發重點不在數字貨幣產品本身，當然它也是基礎，內部肯定也有很多人有積極性做相關研發，未嘗不可。
其次，央行應該更加注重建設可靠的結算與清算等基礎設施，它們不僅涉及零售系統，還涉及更廣泛的支付基礎設施，以及金融市場的基礎設施。匯編周小川過去講座的新書《金融基礎設施、科技創新與政策響應》，列舉了基礎設施的范圍，還是很廣的，
再次，央行可以做一些工作來促進不同支付產品之間的互聯互通，這些互聯互通，如果有時候使用的標準或者參數不一致，可以爭取協調一致。產品通用性好，對市場、對消費者也更加有利，但是也要容忍個別時候或是階段性差異。
最后，央行要在動態演變系統中準備好應急和替代方案。如果央行自己也研究出一種數字貨幣，而且也可以在零售中做得很好，無疑可以起到應急和作為替代方案的作用。市場應用過程中，事先沒有想到的系統失誤、出問題，都可能發生，這時候不能讓支付系統停掉，否則整個經濟消費都會受影響，有替代方案就能趕快跟上。過去西方有很多支票、匯票在一線應用，萬一出了問題現金可以頂上，也是基于替代需要，
而且，既然未來技術可能是個動態演進系統，那么演進過程中就會發生升級換代。升級換代的過程有時候很復雜，有些系統升級時得停掉，最后還得退回來，所以切換的時候也需要替代品，也需要應急方案。總之，需要好好設計央行的角色，把雙層系統各方面的積極性和長處都發揮好，
DC/EP的主要技術路線及與CBDC的區別
周小川還介紹了當前數字貨幣電子支付的技術方案，在他看來，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是以賬戶為基礎的電子錢包。
二是商戶使用的二維碼，二維碼也在不斷升級換代，諸如標準化、動態二維碼已經出現，二維碼本身的技術含量不算太高，所以有人說二維碼可能不太久就會退出舞臺，不過當前還是一個可以普遍應用的技術。
三是NFC近場接觸型交易，比如Apple Pay、華為Pay，這些都是近期很有潛力的工具，
四是行動電話中的銀行卡，包括通過POS機、二維碼或NFC支付的信用卡、銀聯閃付，它們既可以做云閃付、Apple Pay、華為Pay這樣的NFC支付，也可以做其他形式的支付。
五是預付卡，依舊有很多機構考慮，其中一個來源是香港八大通電子收費系統，這是基于IC卡的一個很好的產品，而且在香港推廣應用也很成功，帶一張卡比帶行動電話更輕便，所以，即便未來移動終端成為出行主流配置，可能還有預付卡類的支付工具存在。同時，預付卡也可以想辦法做到行動電話里。
上述DC/EP技術開發思路，和目前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義大利和加拿大這七國集團發行CBDC并不是完全一樣的思路，更不是CBDC體系里的一種想法。二者區別在于：
第一，DC/EP的第二層機構實際上擁有e-CNY的所有權，以及可支付的保證，也擁有相應系統、技術和設備。制定思路前，央行曾研究香港三家發鈔行的情況。香港金融管理局委托了三家發鈔行印鈔，上世紀90年代中期，在中銀香港加入之前，主要有匯豐、渣打兩家發鈔行，發鈔行每發行7塊8港幣，要交給金管局1美元，同時金管局給發一個100%的備付證明，從資產負債表來看，各家負債是發出鈔票，資產是擁有準備金，中央銀行發出負債證明是負債，這和CBDC所設想的貨幣所有權和負債責任都歸央行有所不同。
第二，人民銀行為了支持幣值穩定，不搞比特幣這樣的產品，而是采取了不同方法，比如要求現鈔100%的準備金，或者像香港金管局給出證明書。除此以外，央行發一封安慰函也不是不可以，只不過支持程度不一樣。老百姓很愿意機構100%備付，認為資金更安全。在實際體系里沒那么簡單，因為100%準備金只對現鈔，在大陸來講就是M0，其他準現金類都不包括，更不用說M1、M2，所以，備付證明書只能管現鈔這一部分，和鈔票歸中央銀行所有的體系有所不同，
第三，大陸的央行和第二層機構并不是簡單的批發零售關系。第二層機構的責任，包括了解客戶、反洗錢，也包括對用戶隱私數據的保護，這些合規性的責任都在第二層機構，如果簡單地對照CBDC，大家覺得好像責任都在央行了，其實并非如此。為了更好地保持系統的穩定性，同時也為了反洗錢等，央行應該掌握所有交易數據，但只是備份性質，本身沒有直接商業利益。
周小川說，在央行時也曾有同事提出，商業銀行發數字貨幣，好像是發了一個信封，里面的鈔票還是中央銀行的鈔票，可能不同銀行設計的信封不一樣，比如防偽等各方面都有所不同，但是本質來講，信封里裝的都央行貨幣，
這個比喻很有意思，但他認為不完全是這樣：信封里可以是央行貨幣，也可以是央行的備付證明書，還可以是央行的安慰函，保證程度不一樣，如果保證程度低一點，可能要求銀行資本充實率、流動性方面的監管從嚴，出問題的可能性也比較小。這個信封里還可以放機構自己設計的東西，總的要求是保持穩定性和有效性，
總之，雙層體系中的第一責任人還是第二層機構，銀行如果發生了擠兌、提款出問題，根據不同的設計方案央行的責任有所不同。
根據數字貨幣概念的流程圖，早期一些國際組織或是西方的主流定義里就出現了比特幣，中央銀行討論比較一致地認為這是不穩定幣，央行要搞穩定幣，所以提出了穩定幣的概念，再后來出現了私人加密貨幣Libra，大家又提出不用私人貨幣，因為可能會有意想不到的問題，要變成央行數字貨幣，所以是CBDC。還有人指出，CBDC有可能脫媒，而且可能事先不容易想象到，于是開始接受雙層體系的CBDC，
大陸起步比較早，上述概念都提前研究過，也有初步看法，在很多人迷戀區塊鏈技術的時候，大陸央行已經體會到事情不那么簡單，于是2017年禁止ICO、禁止比特幣的大陸交易，同時銀行體系不支持比特幣為零售支付提供服務，在大家設想央行和第二層機構之間是批發零售關系的時候，人民銀行也已經開始考慮超越批發零售關系的結構。
DC/EP中的數據隱私保護，以及區塊鏈和分布式記賬技術
周小川還介紹了數據的隱私保護和可控匿名問題。他表示交易要有匿名性，但并不是100%，還是要有權威機構，特別是反洗錢機構，要能夠掌握這些數據，同時最大限度保護客戶的隱私，而向央行報送的交易數據，應主要用于反洗錢、反恐怖融資、打擊電信詐騙和糾正運營錯誤。
他本人也一直主張，要充分研究和吸收歐洲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的一些規則，
此前大數據交易所盛行的時候，實際上很多個人隱私數據都被泄露，很多客戶還不知道自己的數據已經被泄露甚至被買賣。如果凡是泄露出去的資訊，該抹掉的一定抹掉，有的用戶該更換密碼要更換密碼，該更換賬戶就更換賬戶，這會非常復雜也非常耗時，而且不見得有效果。
在這種情況下，安全性還是需要一些手段，比如：
1、使用加密機制上傳交易數據至央行，央行出于上述監管目的對數據進行備份和追蹤，同時保證數據隱私的安全。
2、類似于根據相應規定和程式進行信用卡退款，運營錯誤必須加以考慮和得到糾正。
3、支付運營商不能復制、轉移（不包括傳輸給央行備份的數據)和售賣數據，如果用戶要求，必須刪除相關數據，
4、消費者對不同用途的賬戶限額管理，以保證安全。當然這個做法在有些人看來很復雜，也不太方便，但這是基于目前已經有大量隱私數據流入市場這一判斷所做的事。
關于區塊鏈和分布式記賬技術DLT，作為DC/EP的技術方向之一目前也在加緊研發。金融體系中也在非支付領域應用相關技術，有的還取得了不錯的進展，
在支付領域里，由于吞吐量問題，目前在零售支付體系中還不能起核心作用，但是可以期待技術的未來發展。另外，支付領域偶爾有錯誤需要糾正，包括信用卡，錯了以后要可以更改，不僅是再做一筆負值交易，把原來那筆沖掉就可以，而是原來那筆交易記錄必須更改或抹掉，否則那些資訊可能會被誤用，包括進入征信系統等，目前區塊鏈強調不可篡改性，恰恰和這個現實需要存在矛盾。
總之，區塊鏈技術還要等待進一步發展。
數字人民幣與跨境支付
關于跨境支付，周小川表示，當Libra提出把跨境匯款當作主要應用目標時，他建議不要著急做，因為這中間存在很多不被信任或是被懷疑的做法，在他看來，跨境匯款真正的難度不在技術方面，可能還涉及兌換、匯入匯出管理等方面，比如美國有一些墨西哥勞工，如果他們匯款回家，Libra很方便，但是Libra不能在零售市場中很方便地使用，還要轉成墨西哥比索。所以，Libra將匯款作為側重點還是存在一定問題，還要更注重零售系統的應用。Libra2.0據說以美元為后備，但是即便Libra以貨幣籃子為后備，由于發展大陸家擔心本國貨幣美元化或出現其他問題，事情并不簡單，也不只是技術系統存在障礙。
其他數字貨幣應用障礙，國際上關心的反洗錢、反恐融資、毒品交易等都值得大陸關注，除此之外，大陸還要再加一個關心：賭博交易問題，
基于上述研究和分析，周小川認為，數字貨幣如果要搞跨境交易，應以零售為基礎，在以零售為基礎的情況下，尊重各國政策和法律規定，尊重各國貨幣主權、匯率制度，以及有關兌換和匯款規定，依靠技術措施，很多問題在支付瞬間都可以解決，也很方便。比如支付環節，不管用不用區塊鏈技術都可能有智能合約，或者有支付條件控制。
數字貨幣領域，亞洲比較積極的是東亞，此外是東盟，其中各國條件差異比較大，政策法規環境差異也比較大，發展水平也不一樣，在這種情況下，大陸的數字貨幣發展可以穩步慢慢向前推進，首先建立堅實的零售支付系統，在此基礎上，先重點解決跨境旅游等經常項目的支付，同時尊重有些國家防止美元化的心理。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人民幣國際化，一定不要基于強制，不要讓人擔心貨幣人民幣化，央行要把主要精力用于維持跨境支付合作的清算環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