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一些國家會去“欺負”敘利亞，它之前做了什么錯事？

其實，早先，敘利亞曾經一度跟西方非常交好，1991年海灣戰爭中，敘利亞軍隊還加入了以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參與過“圍攻”薩達姆的活動。

而且，以阿薩德家族為代表的敘利亞上流社會和其歸屬的伊斯蘭教阿拉維派，本身就崇尚世俗化生活，家族成員多有長期在歐美生活和受教育的背景。像為西方所不容的現任總統巴沙爾夫婦，兩口子都接受的“全英式”教育。

（2018年，巴沙爾總統前往醫院病房探望妻子時的照片，無論是照片構圖，兩人衣著還是動作表情，要不是床單上的阿拉伯文字，更像是一對西方夫婦）

2000年，巴沙爾·阿薩德接了老爸的班，當上總統后，除了繼續倡導世俗化的生活，還主動向西方學習，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改革，這場改革的初期，曾被西方媒體親切的稱為“大馬士革之春”。

本世紀初的敘利亞，在“大馬士革之春”的沐浴下，一度跟西方非常交好。巴沙爾夫婦還成了西方各國首腦的“座上賓”，白金漢宮、愛麗舍宮、馬德里王宮都用過膳，逛過后花園、喝過下午茶。

2002年12月，巴沙爾夫婦出訪英國，與時任首相布萊爾共進晚餐，布萊爾政府還曾經考慮向女王提議為巴沙爾授予榮譽騎士頭銜。

（與布萊爾夫婦相談甚歡）

2009年，在愛麗舍宮，時任總統薩科齊跟巴沙爾老友般的擁抱，相談甚歡。

甚至到了2010年12月9日，敘利亞反對派已經開始鬧事的時候，法國的愛麗舍宮，薩科齊夫婦還在輕松友好的氣氛中，宴請再次來訪的巴沙爾夫婦（下圖）。

誰能想到，幾個月后，敘利亞就受到了西方世界的“圍毆”。薩科齊迅速“變臉”公開指責，巴沙爾對敘利亞人民實施了“令人作嘔的大屠殺”。

不過，老友變新仇這種事兒，也不算太新鮮，當年的利比亞卡扎菲上校，生前也同薩科齊臉貼臉的擁抱過，一個桌子上吃過法式大餐…..

還是2009年，在溫馨的氣氛中，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克里夫婦（時任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和巴沙爾夫婦非常親密的用餐、交談（下圖）。克里還在媒體上公開曾贊巴沙爾“慷慨、友善”；克里曾表示——“白宮認為敘利亞和總統巴沙爾是重啟中東和平進程的重要參與者……美國和敘利亞彼此都有濃厚興趣就中東和平進程進行坦誠交流”。

而到了2013年，還是這個克里（此時擔任國務卿），又開始義正言辭的批判——巴沙爾是中東和平的“障礙”、“需要推翻的暴君”。

當年，拿到過哈佛大學部商學院的研究所錄取通知書（著急去結婚去了，沒接著讀研）擁有敘利亞和英國雙重國籍的第一夫人阿斯瑪，被稱為“敘利亞的戴安娜”，阿拉伯世界的“美麗軸心”、“最具吸引力的第一夫人……沙漠玫瑰”，各種溢美之詞，形象簡直不要太完美。

內戰開始后，對阿斯瑪又是凍結資產，又是指責其生活奢侈，利用特權榨取民脂等等，迅速把她丑化成了一個披著美麗皮囊的巫婆形象。

對了，還有這張跟埃爾多安夫婦和合影，如此親密的肢體語言，不知道當今反殺到敘利亞境內的“埃蘇丹”作何解釋。

從與西方和北約成員國們的各種“甜蜜往事”，還有阿薩德家族世俗化的統治的角度看，顯然，宗教和意識形態并不構成主要矛盾。那么，是什么讓老友變新仇，把敘利亞的巴沙爾政權定義成了要滅之而后快的對象呢？

關于反巴沙爾的理由，西方給的非常高大上——推翻獨裁暴政，還政于民，實現敘利亞的民主自由。

當然，要說阿薩德家族專制，倒也沒太冤枉他們。

比如，2000年，老阿薩德去世，敘利亞國會趕緊修改了憲法，把總統年齡下限從40歲改到34歲。為毛這么精確，不算10的話，也得取5吧，這個4是什么個講究？

那是因為當年，眼科醫生巴沙爾只有34歲。

大半個世紀以來，阿薩德家族和阿拉伯復興黨長期一黨專政，實行家族式的獨裁統治，大搞父傳子的那一套，報復和打壓持異議者和一些宗教武裝團體。比如，上世紀80年代，對待要搞原教旨“圣戰”并在哈馬城發動起義的穆兄會武裝進行的“哈馬城大轟炸”。在轟炸中，老阿薩德的軍團以“無差別轟炸”的形式，造成了數以萬計的敘平民傷亡。

這場“哈馬城大轟炸”，屬于阿薩德家族最有據可考的一次“政治污點”，至今雖然過了幾代人，仍然被經常拿出來說事兒。

其實，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阿薩德家族和阿拉伯復興黨剛上臺那會兒，人氣還是相當可以的。這很大程度上跟他們畫了個“出色的大餅”有關，繪聲繪色的標榜自己能復興國家，實現共同富裕。

而實際情況呢，大半個世紀過去了，21世紀的敘利亞，別說是“共同富裕”，甚至都難以實現社會公正，5%的人占有了50%的國家財富，特權階級跟普通民眾的積怨越來越深。

（美劇《暴君》影射的就是阿薩德家族，甚至男主當總統前的職業，也是純純的白衣天使，哥哥死于意外，被老爸緊急傳位，后逐漸“黑化”）

更要命的是，治療眼疾很在行的巴沙爾，治國還欠經驗。當年號稱“大馬士革之春”的改革，沒能結合實際國情，而是照搬了西方的經濟政策。結果，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不但解決不了敘利亞的經濟社會問題，反而加速了利益分配上的不公平，特權階級們鉆了空子趁機發了大財，并沒有造福基層民眾。

顯然，這輪“高于生活”的改革，給日后埋下了社會危機和動蕩的種子。

因為敘利亞的產業比較單一，在國際油價等大宗商品的交易價格下行的大環境下，大陸經濟運行愈發吃力。于是，政府開始大幅削減了公共財政支出，減少了此前在教育、住房、醫療、食品、燃油和養老等“民生”領域的補貼投入，同時，經濟的凋敝，還導致了失業率的高漲，民怨越來越深。

再往下，各種自媒體進行“煽風點火”，一場所謂的“民主運動”，借著阿拉伯之春的“東風”，就被鼓動出來了。

此外，還有一點，貌似是在“做給”俄羅斯和伊朗看。

目前，敘利亞是俄羅斯在中東地區碩果僅存的據點和南下印度洋的通道或者進入東地中海的主要通道。要想封堵俄羅斯，順便遏制伊朗，很顯然，換掉巴沙爾，在敘利亞重新搞個親美政府最有效。

加之，那邊的沙特，也非常著急的聯合西方，要讓敘利亞“改朝換代”。

顯然，教派紛爭不是主要矛盾，分歧還處出在經濟利益上。

沙特作為石油出口大國，發現大陸跟伊朗、巴基斯坦的合作越來越密切，俄羅斯也在西歐市場跟自己“搶買賣”，出口份額受到了威脅。所以他需要面向南歐，還有素與俄羅斯過不去的東歐，開拓新市場。

但是，蘇伊士運河的運力不能通行25w噸以上的郵輪，大型油輪只能繞遠去南非好望角，路途遠，效率低。因此，沙特油氣出口歐洲的成本比俄羅斯的管道運輸要高的多，缺乏性價比。

那么，在沙特看來，如果能打通敘利亞的這個地中海通道，把石油直接用管道賣給歐洲，一切就非常理想了。

然而，敘利亞跟俄羅斯歷來交好，自然沒同意這個輸油管道俄規劃，搞得沙特懷恨在心。一看有能換掉巴沙爾的機會，自然歡呼雀躍，出力幫襯。

客觀看，敘利亞內戰，確實跟阿薩德家族的專制和腐敗有關。但僅憑這一點，也很難解釋全部。比如，美國的堅定盟友——沙特也獨裁專制，政治也貪污腐化，甚至近代國家的標志——憲法都沒有，還嚴禁政黨活動，卻受到美國的百般“溺愛”。

這樣看的話，所謂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論”也解釋不通——要是伊斯蘭文明和基督文明就是本質上不相容的，那么沙特和美國怎么就那么和諧呢？

再說敘內部的教派矛盾，也并非主要原因。

巴沙爾兩口子就是最鮮明的例子。阿薩德家族屬于什葉派旗下的世俗化的阿拉維派，而第一夫人阿斯瑪的父母均為遜尼派。

放到別的國家，什葉派和遜尼派之間，定會互相視為“異端”的，水火不相容的。

然而，敘利亞第一家庭向來過的和諧美滿。此外，巴沙爾的國防部長也是遜尼派出身，巴沙爾的姐姐則嫁給了基督徒……

（2020年1月，巴沙爾與普京參觀敘利亞大馬士革的圣母瑪利亞教堂，跟大主教相談甚歡。期間還引用了不少《圣經》典故）

總之，雖然表面上看，敘利亞的動蕩是由巴沙爾政權與反對派的矛盾引起的，但更關鍵的在于敘利亞本身的地理位置和西方世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影響。顯然，后者起了主要作用。

當巴沙爾政權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時候，西方世界就把他塑造成正面形象，積極合作，一副友善面孔；當西方發現巴沙爾不如自己想象的那么乖，換掉他可能會獲得更大利益時，就趕緊“安排”他暴力鎮壓示威群眾、使用化學武器。讓巴沙爾瞬間由“紳士”，變成“暴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