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科技公司找到吾聲快遞，推薦使用他們的文字轉語音或者手語轉漢字功能。「但是沒什么用，很多聾啞人的語法、語序都是錯的。翻譯過來別人也看不懂，」
在大量聾啞人使用的手語語言中，主謂賓常常是顛倒的，「當你和一些聾啞人寫字交流的時候，你會發現看不懂，他們（語序）是亂的，」這與聾啞人普遍的受教育程度有關，「念過大學部的能好一些，」
比如，健全人寫，「病好了嗎？」普通聾啞人會寫，「好了嗎病？」
比如，健全人寫，「今天晚飯吃過了嗎？」普通聾啞人會寫，「晚飯吃過了嗎今天？」
那些先進的人工智能技術目前并不能幫助到他們。
一次選擇
顧忠的父母是聾啞人，六年級那年，父母雙雙下崗，月收入加起來不過五六百元一個月，為了貼補家用，父母把次臥租給了號稱「來上海旅行」的一群聾啞人。一次推開門，他們撞見了那伙人在吸毒——白色的粉末放在口香糖的錫紙上，下面一只打火機在烤，
那天晚上，在臥室里，父母激烈地用手語討論，要不要趕他們走？最終還是算了，為了那 600 元的租金，
「叔叔們」常帶顧忠出門購物，還送了他夢寐以求的「狼牌」旅游鞋、立體游戲機等，禮物不輕。終于有一天，他們對父母提出，留下兩萬元人民幣，把顧忠帶走。
那是一個來上海「撈偏門」的聾啞人盜竊團伙。在火車站、五星級酒店、交易所等商賈出現的場合，他們專偷裝有現鈔的公文包。難怪闊綽，90 年代的兩萬塊對顧忠父母來說是天價，顧忠是健全人，既會手語，又能說話，能幫助他們進派出所「撈人」，為犯罪行為辯護。
沒得商量，父母徹底趕走了他們——「這可以說是決定了我的人生，」顧忠靠在辦公椅上，憶及這段往事，猛吸了口煙，「聾人父母收入微薄，小孩很容易走歪路，」90 年代，聾啞人很難就業，「來上海的外地聾啞人里，十有九偷，」
顧忠今年 37 歲，長相端正，也是電視臺的手語主持人。大約一年前，他創立了大陸第一個聾啞人快遞團隊——吾聲快遞。在此之前，還沒有哪個快遞站點愿意招聘有溝通障礙的聾啞人，
顧忠生活照
如何將聾啞人士組織起來，使一個快遞團隊高速運轉，其中是否有科技的身影？這是《極客公園》關注這次創業的初衷。今年 9 月，采訪在顧忠位于上海閔行的公司內進行。
2019 年年底，上海市民政局下發文件，鼓勵慈善超市進行創新，委托第三方機構代運營，顧忠盤下了其中一家，并雇傭了聾啞人作為店員，但 2020 年初，covid19疫情影響了生意，為了給聾啞人店員們謀一條生路，顧忠想到可以讓他們先試著送快遞，
最多時，吾聲快遞擴充到 100 多人。他們大多來自街道介紹、校企合作、聾啞人圈子介紹。其中三分之一的員工「坐過牢」，對顧忠來說，分辨不是難事。
「一哈拉就知道，比如問『你之前是干嘛的？』如果回答很堅定，說廠里上班的，那事實應該如此，如果回答支支吾吾的，那基本是行過竊的，」很多人找到顧忠懇求加入時，表示想要改過自新，
2020年，奮戰雙十一中的吾聲快遞員們
顧忠深知聾啞家庭的困難。從小，他一直領學校的補助，廣播里領取低保的通報常常刺激著他敏感的自尊心，「上國中的時候，我就明白家里的情況，知道我不可能念大學部了，」為了攢上大專的生活費，他自 16 歲開始半工半讀，在物流配送公司做搬運工；在肯德基和必勝客掃地拖地，到深夜兩點；在上海共青森林公園的飯館里，他幫老板劈柴、通陰溝，干過各種臟活、苦活。
家庭貧困、從小自卑、受人歧視，這使得聾啞人家庭的孩子「很容易誤入歧途」，顧忠希望用快遞這份高薪的職業改變殘疾人家庭，「讓他們的小孩不要再走這么艱難的路。」
「我每天都在努力」
史榮華一米六五的身高，身體結實，留著長發，看上去有點藝術家的氣質，他不是完全聾啞，那只肉色的助聽器戴在右耳，可以恢復一點點聽力。左邊那只已經「光榮退休」。他念過大學部，能讀唇語，擁有一定的語言能力——但其他快遞員沒他這么幸運。
他們完全聽不到，也不會說話。為了讓這些「常規」的聾啞人勝任這份工作，吾聲快遞會替他們提前錄制好一段提醒收快遞的錄音：「您好我是聾人配送員，您的快遞到了，」
這并不是個有效的方法，快遞員聽不到聲音，有時按了門上的對講機，錄音循環放了幾遍，他們并不知道對方家里是否有人接聽。有的小區對講機壞了，又或者，很多收件地址是合租房，
家里何時有人收快遞、又要把快遞放到哪里？健全的人一個電話就能搞定，但聾人快遞員只能短信確認，等待的時間更長了。遇到打字不便的老人，或比較著急的客戶，一個電話打過來，就讓無法接聽的快遞小哥手足無措。
無法溝通的障礙，換來圓通公司一張張超時配送、客戶投訴的罰單，短信最早是為聾啞人而設計，如今大部分健全人都習慣發文字消息多于電話，但客戶已不再有耐心等待與聾啞人快遞員溝通的短信。
為了應對這些情況，顧忠聯系了寧夏的殘聯，將客服工作交給了那邊的肢體殘疾人，所有打給快遞員的電話都被直接轉接到客服的行動電話上，之后，肢殘客服們將繼續在微信群里，與快遞員溝通客戶的需求。在快遞站點，顧忠請了手語翻譯來傳達健全人主管的指示。
經過三四個月的嘗試磨合，吾聲快遞員每日送單量基本與健康快遞員基本持平，團隊順暢運轉起來了，接著，團隊吸引到了更多的聾啞人，從 30 多人發展到了 100 多人，
每天早上 5 點半，史榮華會出門買上一份煎餅果子，再換一個電瓶，在快遞站點 6 點開門之前趕到，然后從傳送帶上分揀包裹，裝進袋子里，開始一天的配送，
天蒙蒙亮，開門前，等待的快遞員們 | 極客公園攝
路上有人迎面跟他打招呼，他會微笑回應，天熱的時候，總有客戶塞給他一瓶水。他熱愛這份工作。收入可觀，每個月到手接近一萬元——這是大部分聾啞人達不到的收入。更重要的是，送快遞的過程會接觸到很多健全人。他渴望與他們多交流，
還有一天，史榮華就干滿一年了。他負責兩個小區，共 109 棟樓的快遞配送，每一戶他基本都認識了。在他的微信列表里，每位客戶的備注名是「小區名+樓牌號+戶號」，他記得每一戶的習慣：XX 白天在家，可以送上門；XX 白天不在家，需要把包裹放在快遞驛站、門口或是消防栓，
史榮華微信列表里的小區住戶編號 | 極客公園攝
晚 7 點，我在史榮華住處樓下的一個大眾食堂里和他見了面，他剛下班不久。我在行動電話上打字輸入「你好」給他看。
「你可以跟我說話，」他發聲回應我。他喜歡和健全人對話，以糾正自己的發音。就像健全人學英語，能聽見正確的發音，才有機會矯正自己，不同的是，聾啞人發聲更為艱難，說話時，史榮華的聲音很大，吐字并不特別清晰，再加上緩慢的語速，總是引起周圍人的側目，
餐廳有點吵，我用力地抓住他說的每一個音：剛入行時，他虧了不少錢：路線不熟悉，送得慢，被投訴；快遞丟了，被投訴；東西沒放對地方或者客戶沒找到，被投訴，前兩個月的實習期間，一個月送了 5000 多件，原本能有 6000 多元的收入，但因各種投訴被扣了 2000 多元，
每天兩三百件快遞，時常要爬 6 層樓梯。他想放棄，但堅持了下來，「為了賺錢，因為我想換個更好的助聽器。」
每個月有那么幾天，他會抽空去助聽器店看看，他看中了一款更新的，能打電話，也能連藍牙當耳機用。「我沒有湊夠錢，就一直很期待，那個特別好！特別著急想買！」每次從助聽器店回來，他就更努力地送件，
3 歲那年，因發燒導致失聰。此后直到 14 歲，家里人一直通過手勢比劃與他溝通。在學校，他上課睡覺、不做作業，老師從不管他。他從沒發現自己與別人有什么不同。
因為沒有外界資訊、語言符號的輸入，他對這個世界幾乎一無所知，甚至不知道別的孩子們都在欺負他，直到學會了手語，去了聾啞學校，「才知道什么是快樂，」
14 歲時，偶然在醫院，父親得知邢臺市有一個特殊教育學校，也就是俗稱的「聾啞學校」，老師告訴父親，如果還存在聽力，可以戴上助聽器學說話，
在聾啞學校，老師告知他，外面也有很多像他一樣的聾啞人。「有小伙伴玩，也知道怎么溝通了。可以哈拉了，特別開心。」
他感激父親沒有放棄自己。成年前，他使用過兩個助聽器，共 8 千元，對于 90 年代的河北農村家庭來說是一筆巨款，父親沒有再外出打工，留在家里專心教他說話。直到現在，他常常先給父親發文字消息，再發送語音，練習發音。父親會告訴他發音是否準確，兩人一起「練習說話」。
每天洗漱、睡覺時，史榮華會把助聽器裝進盒子里，每兩個月拿去店里做一次保養，現在這副兩萬七，壞了一個，剩下的單只已經戴了 7、8 年。通常情況下，一副助聽器的壽命在五六年，如果出汗多、保養不及時，3 年也就到頭了。從小到大，他換了 6 次助聽器，
「這次要買更好的，變成更好的自己。」史榮華說。
「是不是覺得我活得很慘？我每天都在努力（為了說出「努力」這個詞組，他咬字很用力，但依舊和正常語調不同，都是四聲），你知道嗎？我每天都在不斷突破自己，我不想被別人看不起。我想和正常人一樣。有時候，我說不清，別人笑話我。我心里不舒服，我不想這樣。」隔絕的世界
顧忠在站點為快遞員們配備的手語翻譯，加上寧夏的殘疾人客服中心，以及承擔快遞員們的罰款——原本這些罰款應該由快遞員自己承擔，但為了不打擊他們的積極性，很長一段時間，顧忠選擇了自掏腰包。相比一個傳統站點，這些都是額外開銷。
曾有科技公司找到他們，讓吾聲快遞使用他們提供的文字轉語音或者手語轉漢字功能，「但是沒什么用，很多聾啞人的語法、語序都是錯的，翻譯過來別人也看不懂。」
在大量聾啞人使用的手語語言中，主謂賓常常是顛倒的。「當你和一些聾啞人寫字交流的時候，你會發現看不懂，他們（語序）是亂的，」這與聾啞人普遍的受教育程度有關，「念過大學部的能好很多。」
顧忠站在桌子上給快遞員打手語開會
比如，健全人寫，「病好了嗎？」普通聾啞人會寫，「好了嗎病？」
比如，健全人寫，「今天晚飯吃過了嗎？」普通聾啞人會寫，「晚飯吃過了嗎今天？」
那些先進的人工智能技術目前并不能幫助到他們。「聾啞人與普通人的世界是隔絕的。」顧忠穿梭于兩個世界，最清楚其中的差別是什么。
直到上大專，在老師的推薦下，顧忠才去語言學校系統學習了官方手語。但官方手語的使用率并不高。從懂事前，他就從父母那學會了一種「民間」手語。「民間」手語好似方言，上海的與外地的不同，浦東的和浦西的也不同，
在兼職為公檢法做手語翻譯時，他從不使用官方手語，卻總能比別人更快讓嫌疑人交代犯罪經過。
比如溝通的開場白，你叫什么名字？官方手語是右手比成三，左手食指依次劃過右手的中指、無名指和小指；顧忠通常只用左手比成三，晃動中指、無名指和小指。「聾啞人一看就知道，你是懂我的，我騙不了你，」
現有的聾啞人教育體系與現實社會仍存有脫節。聾啞人學校里常設置一些烹飪、設計類的課程，但設計類業務一旦進入企業就存在障礙。「比如甲方說，你把這個東西做得炫一點，什么叫炫一點？萌一點？可愛一點？手語里面是沒有這些表達的，聾啞人的世界缺少形容詞，很單一。」
由此帶來的管理難度是顧忠此前沒有預料的。多數聾啞人的思維簡單，非黑即白。一次，一位聾啞人夜晚 11 點半給站點的手語翻譯打視訊電話，稱自己的電瓶車沒電了，讓手語翻譯幫忙送電瓶，這本不是翻譯的本職工作，但他還是去了，原來這位快遞員在外喝酒，翻譯罵了他一頓。這名快遞員第二天就辭職了，「因為不高興。」顧忠的語氣充滿無奈，「我當時跟他好說歹說，你在這里可以賺一萬，去其他地方哪里可以？他還是不聽，」
而更致命的問題是，顧忠的合伙人姜野（負責現場管理），在今年 4 月卷錢跑路了，
「靠譜的老板」
最初，周邊快遞站點不愿意合作，沒人愿意多付出成本幫助聾啞快遞員融入。這不是劃算的買賣。顧忠因此與快遞站點的老板喝酒拉關系，和姜野就是這么認識的，之后，經過協商、試點，才終于把合作敲定。電話轉接客服的成本交由顧忠承擔，快遞站點只要允許聾啞快遞員在那里上班就行。
起初，和快遞站點的合作吃了虧。「其他健全快遞員是送一件獲得 1.5 元報酬，而且包住。但聾啞快遞員每送一件包裹只能獲得 1.4 元報酬，不包住；」不僅如此，他發現快遞員會接到圓通公司各種名義的罰單，「結果就是扣錢」，顧忠覺得，幫別人干，還不如自己干，
于是，他親自投資了站點，在創業之前，顧忠的工作經歷都不太愉快。此前在一家專做政府項目的公司，老板將資產轉移到澳洲，但工資拖欠了三個月，他把顧忠的工資悉數發放，并囑咐他「不要作聲」，但身為辦公室主任的顧忠選擇替 60 多位員工申請勞動仲裁，老板很不高興。
「既然自己改變不了老板，那么我自己做一個靠譜的老板吧，」
算上買分揀線設備、租賃貨車的成本，加上初期的人力人本，顧忠投了 3 個網點，投入總共 300 萬，7 年創業積累的家底兒都搭進去了。
直到合伙人卷款跑路，顧忠在快遞站點呆了1個月才算清，此前每個月投入的二三十萬，究竟去了哪——作為加盟站點，顧忠公司并不能直接收到來自圓通公司結算的快遞員工資。錢會被打入一個賬戶，每月只有 3 個提現日。在提現之前，快遞公司判發的罰單可以生效，直接扣除賬戶中的余額，等到提現時已「不剩多少」。
「相當于你的錢包在快遞公司手里，他還做法官，可以隨意取你錢包里的錢，」
顧忠后來才知道，前一位承包站點的老板因為各項罰單沒有繳清而跑路，已經欠了圓通公司二十來萬——合伙人姜野串通前老板，將這個虧損站點賣給顧忠，拿到分成，前任老板的虧損被算在吾聲快遞的頭上，每月從賬戶里扣錢，不知情的顧忠去找圓通理論，對方遲遲不給回復。顧忠稱，期間，一位圓通上海區業務排名前三的領導，在微信上發來資訊：「新出的華為行動電話不錯」，
解決問題無果，2020 年 10 月 21 日，顧忠向上海的媒體曝光了自己的遭遇。
媒體曝光后，圓通道了歉，但更大的問題接踵而至，原本每月 2 至 3 萬的罰單變成了 6 至 8 萬，顧忠掏出行動電話，向《極客公園》展示了公司七八月份收到的來自圓通的罰款賬單。
8月份的部分賬單明細
從 5 月份開始，顧忠每天都待在快遞站點，算清一筆賬：如果自己每天都在站點，公司每個月能賺 2 萬；可只要自己不在站點，月虧 6 萬，「這事情我不能做了，」他搖搖頭，想起兩歲的女兒，他還有養家的重擔。
把那輛雷克薩斯 SUV 緩緩停在家門口，顧忠又點上一根煙，家里是不能抽煙的，老婆不喜歡，一身煙味兒對孩子也不好，他說。過去五個月，顧忠每天要抽掉兩包煙，
新家距離辦公室大約半小時車程，房子是前年買的，是上海內環的一套兩居室，裝修講究，看起來像星級酒店，九月的最后一天，他邀請我去家里做客。
8 月中旬，顧忠徹底關停了吾聲快遞，把站點轉讓了出去，顧忠把煙掐滅，準備進屋：還差 5 萬塊，就可以把拖欠員工的工資發掉了，
決定將站點轉讓的時候，下一家老板并不打算繼續雇傭手語翻譯與微信客服團隊，他受到了員工的指責——「員工說我不負責，說我不幫他們。我原來幫他們做過很多事，他們沒有記得我的好，」在飯桌上，顧忠承認自己一人的力量無法實現當初的愿景，一度眼眶含淚。倒是妻子在一旁顯得冷靜。
第二天在辦公室，他指著一份清算賬單對《極客公園》說「我之前還有 9 萬元押金被圓通壓著，本來等著今天結算給我，堵上 5 萬塊的工資缺口。沒想到他們全都給罰沒了。財務說不清楚每一項罰款的原因，但就剛好把賬戶里的錢給扣完了。」
最后一班崗
5 月是顧忠最崩潰的時候，他稱之為「眾叛親離」。
為了填補工資空缺，他不得不問父母借了 20 萬元發工資，父母是聾啞人，視訊時，一直責備他「有 300 萬做什么不好？」他打著手語說，「你們再說我我就從這里跳下去了（指著窗口），」
另一面，自己的公司「心工坊事務所」的主營業務也丟了。開會時，事務所的員工突然集體要求加薪，否則就辭職，這些員工都是從公司創立時加入的。這番舉動傷了顧忠的心，但他也能理解：員工們覺得，公司辛苦產生的效益都被投入到快遞業務，主營業務受到了很大影響。沒有精力去開發新客戶、維護舊客戶。
沒錢加薪了，5 月，公司員工就剩下 3 個人，九成員工離職。
吾聲快遞的大部分員工也不買賬。2021 年 5 月份之前，顧忠每月會為快遞員墊付 6 至 8 萬的罰款，罰款原本應由快遞員自己承擔，「我跟他們講要守規矩，他們不聽，從 5 月份開始，我就說誰的罰款誰承擔，大批人離職了，」
「說我黑心。」顧忠很委屈，他原本希望通過快遞這個行業，讓聾啞員工可以和健全人同工同酬，讓社會將他們當正常人看待，「你拿的錢跟正常人一樣，你工作的標準也該一樣，自強不息嘛，不是求照顧、求憐憫。」
顧忠的辦公里擺放著不少來自寧夏的手工藝術品，有蛋雕、刺繡、編織藝術品等等，都是由殘疾人制作，這也是他最近新開發的助殘項目，幫助企業異地用工殘疾人，殘疾人可以從事兩類工作：在線類工作崗位或回饋企業定制的手工藝品，為殘疾人增加收入，
心工坊事務所內，來自寧夏身體障礙者親手制作的手工藝品 | 極客公園攝
他介紹，企業用工殘疾人在做公益（CSR）的同時，還可以享受稅收減免優惠政策，心工坊事務所便與西部地區省級政府部門簽約，組織培訓殘疾人從事此類手工藝勞動或者在線客服。
2013 年起，顧忠創立的「心工坊事務所」做了不少公益項目，比如組織盲人看電影，無障礙電影進社區（讓社工趁著旁白的時候，描述電影里的畫面）、殘疾人電競大賽、聾啞人家政等等。每年推出一個新項目，
現在，他正努力地回到原來的軌道上，
9 月 30 日，是史榮華在吾聲快遞的最后一天。他是最后一位離職的快遞員，這天，我陪他站了最后一班崗。
史榮華的電動車裝的貨比多數快遞員要多| 極客公園攝
在上海普陀區的一處老居民樓，他盯著 LED 屏，在門禁上按下 301，3 秒，5 秒，10 秒，屏幕上的紅色數字沒有變化，應該是家里沒人；再輸入 601，3 秒，5 秒，變了！數字變成了一條橫線。他迅速把單元門拉開，拿著包裹循著樓梯沖上 6 樓，把包裹放在 601 門口。轉身，沖下樓，一躍跳上電瓶車，腳后跟向后一彈，剛好精準地把停車腳架收起。
換擋倒車，車把一轉，奔向下一戶。這一套動作再熟練不過了，
「我原本計劃在這里做三年，攢些錢然后再做一點小生意。」他告訴我，他清晰地記得 8 月 22 日那天，他最后一次和顧忠吃飯，顧忠告訴他，「快遞我不做了」，史榮華難掩失落，「以后我要去哪里找工作呢，特別著急，也沒有別的賺得更多的工作了，」
前些天，史榮華在微信告訴我，他要去南京一家火鍋店打工，工資 5000 元，包吃包住。
「有的廠子說給聾啞人開五六千元都是騙人的。」顧忠說。他見過不少這種事，往往是把聾啞人騙到當地，實際只給兩三千元薪水，聾啞人經常受騙。盡管他稱自己不會再碰「和直接管理聾啞人有關」的項目，但談話間，還是流露出對這個群體的內疚與責任感，
「我父母是聾啞人，而我是健全人，可能沒有人比我更懂他們，又能幫他們發聲了。」
顧忠提起兩位坐過牢的快遞員，「他們和我說，『老顧，我們現在過得不太好，你什么時候再干，我們還回來跟著你。』」說到這兒，老顧忍著眼淚，「我覺得很對不起他們，沒能照顧好他們，」
史榮華的微信頭像是邰麗華獨舞的照片，2005 年春晚，邰麗華作為領舞，帶著 20 個平均年齡 21 歲的聾啞演員表演了「千手觀音」的舞蹈，舞臺上震撼的視覺沖擊力，是在聽不到舞蹈背景樂的情況下完成的，
這位剛畢業的大學部生，此前的夢想是跳舞，但老師告訴他，舞蹈的就業不會有平面設計好。他放棄了，現在的夢想是當一名模特，反正是模特就行。
他給我翻看了一年前在學校時的青澀照片，「你看我這個氣質可以做服裝模特嗎？有的話，你幫我找找，」前些天，他在網上咨詢了一家模特培訓機構，還發了份自我介紹，
他不甘于現在的工作，內心仍舊渴望舞臺，還想再試試。每天晚上從火鍋店下班后，會跑步三公里回到宿舍，來保持身材，「我接下來要好好護膚，恢復到以前。」
「自我介紹」是這么寫的：
你好，老師，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我是聾人，我戴助聽器可以聽到的，會說話的，但是說話發音有點不準確。
我剛買下最好的助聽器了，下個月就去領助聽器了，
可以招聘我，我身高一米六五，體重 60，今年大專畢業，
隨后，他發來一張助聽器的購買憑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