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covid19疫情全球肆虐，氣候危機日漸逼近，人類的未來似乎多了許多不確定性，雖然covid19病毒本身不會對人類這一物種的延續造成威脅，但無疑激發了許多人的焦慮感，甚至引發了有關人類滅絕的討論。人類的滅絕似乎不再遙不可及，反而顯得真切了許多。
的確，自從時間進入21世紀，越來越多的科學家開始針對所謂的“存在風險”展開嚴謹的科學研究，無論是經過特意設計的病原體、還是“不懷好意”的人工智能，都讓我們意識到，可能造成人類滅亡的威脅是如此之多。
但人們又是從什么時候起、才真正對人類滅絕這件事展開思考的呢？
事實上，一直到最近幾百年，人類才有了這個想法，在此之前，人類可能從未想過這件事。
當然，也許人類從開口說話講故事開始，就開始幻想世界末日了，不過，現代人對人類滅絕展開的思考與傳統的世界末日說有所不同，因為這是一種跨文化、跨歷史的思考。
在古代神話中，在人類滅絕之后，實體宇宙并不會在一片空曠的狀態下延續下去，而是會連同人類一起湮滅。世界末日也不會被視作一起無意義事件，而是往往與某種道德意義、或啟示意義聯系在一起。即使在死后的世界中，意義與價值也依然存在，以擬人化的神的形象表現出來，或是最終以重生的方式重現于世，
如今對存在風險所做的一切衡量和緩解工作都始于2個多世紀以前，
縱觀人類歷史，一直到最近幾個世紀，人們才意識到，人類、以及一切人類認為有意義的事物，最終都有可能徹底消失。
也是直到近幾百年，人們才意識到，實體宇宙可以在沒有人類的情況下、“毫無目的”地永遠存續下去，盡管來得略晚，但這卻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發現之一，甚至堪稱人類最偉大的成就，因為人類只有意識到自己在拿什么做賭注之后，才會真正對自身負起責任來。
另外，在意識到人類價值的命運也許全部掌握在我們手中之后，我們才真正開始反思自己的所作所為會造成怎樣的風險，盡管學得磕磕絆絆，但這的確是人類學到的重要一課。
在做出如此重大的發現之前，人類已經對科學和哲學展開了數個世紀的探詢。以下便是這場宏大戲劇中的部分重大里程碑，
距今75000年前：多巴超級火山爆發，整個世界隨之地動山搖。有證據顯示，智人在這次事件中險些滅絕（不過有些科學家對其中的細節問題持反對意見）。大約在同一時期，高級的人類行為和語言開始出現，采集文化開始產生，技術也開始在一代又一代人類之間逐漸積累，一段漫長的旅途就此開始……
不可摧毀的價值
第一階段（史前——1600年）
由于古人對“倫理”和“物理”未做明確區分，因此在實體宇宙中，倫理的存在并不會受到任何威脅。價值觀不可能被摧毀。古人也想象不出一個沒有靈魂的世界，
西元前400年左右：盡管古代哲學家也會討論巨大災難和世界末日，但他們都相信，自然不可能永遠荒廢，事物和價值也不可能永遠消失。在自然中消失的事物最終都會再度歸來，物種、人類和價值都不可能被徹底摧毀。
西元前360年左右：柏拉圖提出，人類此前也許也曾在大災難中滅絕過，但這只是一個永恒的循環的一部分而已，永久性的滅絕依然是無法想象的，
西元前350年：亞里士多德稱，一切有價值和有用處的事物都已經被發現了，一切能被人類認識的、并且有用的事物都存在于“老年人的智慧”之中，人們不會預先思考記錄上沒有的禍患和風險，并且認為人類的物質條件不可能發生極端的變化。
西元前50年左右：古羅馬哲學家盧克萊修（Lucretius）談到了人類“毀滅”的可能性，但他斷言，從本質上來說，沒有任何事物會被真正毀滅，失去的必將得到補償，我們的世界也許會死去，但終有一日將會重生。
西元1100年左右，波斯神學家阿爾·加扎里（Al-Ghazâlî）提出了描述事件概率的新方法，即基于事件的邏輯連貫性、而非與之前經驗的相關性。這對后人對從未經歷過的風險的思考方式起到了至關重要的影響。
西元1200年左右：印度-阿拉伯記數系統被引入歐洲，人們得以對大時間跨度進行計算，人們因此發現，過去和未來的時間是具有一定深度的，而不是永恒延續的，
西元1300年左右：伊斯蘭教和基督教哲學家發明了“邏輯可能性”的概念，用于思考上帝將世界創造成其它模樣的可能性。神學家奧康（William of Ockham）等人展開了史上首次思維實驗，想象了一個沒有任何人類存在的世界，不過他們認為，上帝是不會在這樣一個世界中現身的，
西元1350年：黑死病在歐洲和非洲奪去了近2億人的生命，歐洲失去了約60%的人口，
圖為法國哲學家豐特奈爾所著《關于宇宙多樣性的對話》一書中的插圖。
西元1564年：利用邏輯可能性這一新概念，吉羅拉莫·卡爾達諾（Gerolamo Cardano）開創了概率論這一新學科，利用擲骰子來表達寬泛、抽象的概率，
冷漠的宇宙
第二階段（1600年——1800年）
現代物理學顯示，地球只是眾多行星中的一顆。但當時的科學家普遍認為，宇宙整體而言是適宜生命存在的，充滿了類似人類的生命。每當一顆擁有生命的行星被摧毀，另一顆行星上的生命又會開始發展興旺，物種不會真正滅亡、事物價值無法摧毀的信念猶在。人們仍然無法意識到存亡之危機。
17世紀初：哥白尼學說日漸流行，在觀察到超新星爆發現象后，“行星和恒星也可以被摧毀”這一認知也開始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但人們依然認為，無論是星球還是物種，都不會真正消失，而是會在別處重生，
17世紀80年代：羅伯特·胡克（Robert Hooke）與埃德蒙·哈雷（Robert Hooke）打破正統理論，提出了“大型地質災難曾導致史前物種滅絕”的理論，不過，這類推測在當時仍屬于邊緣學說，未得到人們重視。
1705年：萊布尼茲與牛頓發明微積分后，人們得以對自然現象展開長期預測。哈雷預言了“哈雷彗星”的回歸，
1721年：人口科學開始發展。人們開始將全球人類視為一體，同屬于“智人”，孟德斯鳩在作品中提出了人類因不孕不育而滅絕的可能性。
18世紀40年代：在西伯利亞和美洲發現的巨獸化石引發了自然學家的興趣，但又令他們困惑不已，這些會不會是已滅絕的野獸留下的化石呢？
18世紀50年代：人們開始對人類的滅絕提出猜想，但仍然堅信，人類有朝一日還會復生、重新繁衍興盛。
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使整個歐洲為之撼動，當時頗具影響力的地質學家喬治·布豐（Georges Buffon）接受了史前生物滅絕的理論，并開始思考在人類消失之后、動物是否會成為地球之主，
1758年：林奈將“人屬”加入了自己的生物分類系統，哈雷彗星回歸，哈雷的預言得到驗證。
圖為拉格朗日繪制的地球與一顆彗星軌道相交的示意圖，
1763年：托馬斯·貝葉斯（Thomas Bayes）具有革命性意義的概率學說發表，提供了先驗概率的計算規則。
18世紀70年代：科學家首次提出，智人也許是地球獨有的物種，因此完全依賴于地球上特有的環境條件。霍爾巴赫男爵（Baron d’Holbach）提出，若地球被摧毀，地球上的物種也必將隨之消失殆盡，
1773年：概率論首次被應用于全球性災難的風險預測，約瑟夫·拉朗德（Joseph Lalande）計算了地球被一顆軌道與地球相交的彗星撞擊的概率，
1778年：喬治·布豐首次對行星宜居性的時間窗口進行了計算，提出地球終有一日會變得不再宜居，并且這種變化是不可逆的。
1781年：康德提出，道德偏見會導致我們在看待客觀理論時產生偏倚和曲解，我們也許會更喜歡“宇宙中的事物價值恒定不變”這一理念，也希望有價值的事物無法被徹底毀滅，但并不代表這就是事實。
19 世紀 30 年代，在人們意識到比拉彗星（Biela’s comet）的軌道與地球相交后，這顆彗星一度引發了人們的極大關注，
18世紀90年代：史前生物的滅絕被科學界廣泛接受、成為共識。現代古生物學與地質學誕生，揭開了沒有人類的遠古時期的真相，喬治·居維葉（Georges Cuvier）提出理論稱，地球過去曾遭遇過多次災難，導致大量生物滅絕，
1796年：孔多塞（Condorcet）等人首次在作品中提出，人類具有改變物質條件和改善痛苦生活的長期潛力，此外，薩德侯爵（Marquis de Sade）成為了人類自愿滅絕的首位支持者，皮埃爾·西蒙·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指出，彗星撞擊地球的概率雖然很低，但會在長期內不斷累加，不過他仍然堅信，文明在毀滅后仍會重生和重演，
1800年：到19世紀末時，喬治·居維葉已經確定了23種已經滅絕的史前物種，
圖為對一具史前化石遺骸繪制的首張解剖結構圖，完成于1793年。
孤獨的宇宙
第三階段（1800年——1950年）
在這一階段，人們逐漸意識到，宇宙從整體上來看，也許并不是特別宜居，但也不能說完全不宜居。宇宙的默認條件并不適合生命和價值存在，許多人開始認可，人類有可能會不可逆轉地滅絕，但認為這種可能性還不算迫在眉睫，
1805：讓·巴蒂斯特·弗朗索瓦·哈維爾·庫辛·德·格蘭維爾（Jean-Baptiste Fran?ois Xavier Cousin De Grainville）寫了一本叫做《最后一人》（The Last Man）的科幻小說，隨后自盡，
19世紀10年代：人類滅絕首次成為了通俗文學和流行小說的題材，人們開始將其視為一種道德上的悲劇，價值在宇宙中的存在似乎不再堅不可摧，
1812年：科學家提出，火星與木星之間的小行星帶是一顆行星破碎后留下的殘骸。拉格朗日試圖準確計算出摧毀這樣一顆行星所需的爆炸威力。
1815年：坦博拉火山噴發導致大陸和歐洲陷入饑荒，并引發了孟加拉的霍亂爆發。大氣中的火山灰幾乎遮天蔽日，生物圈受到很大影響，
1826年：瑪麗·雪萊（Mary Shelley）發表小說《最后一人》，講述了人類因一場全球性傳染病而滅絕的故事。書中寫道，在人類消失后，生態系統依然得以延續。我們的終結并不等同于世界的終結。
隨著望遠鏡技術的改進，人們很快意識到了太空令人恐懼的廣度與空曠。
19世紀40年代：有科學家試圖用災難來解釋部分天體物理學和地質物理學現象，但公眾對此嗤之以鼻。認為宇宙是一個穩定系統的觀念在當時占據上風，科學家對大規模災難的探索一直受此阻撓，影響長達一個多世紀。
1844年：受托馬斯·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的人口過剩理論影響，沙俄王子弗拉基米爾·奧多夫斯基（Vladimir Odoevsky）首次提出了“人類自食其果、最終滅絕”的設想，在他的想象中，在資源耗盡、人口爆炸之后，人類紛紛自殺，導致人類文明最終土崩瓦解。他還首次提出，為延緩這種結局的出現，人類經濟發展應當放慢一些。
1850年左右：大型反射望遠鏡揭示，深空宇宙幾乎空無一物，與地球截然不同。對“從太空看地球”的藝術描繪引發了一種身處宇宙之中的孤獨感。
圖為捷克藝術家繪制的尼安德特人想象圖。
1859年：達爾文《物種起源》發表，早期進化學理論中提出的進步主義傾向使人們對人類的適應性和改善生活的決心多了一些信心。對退化的恐懼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對滅絕的恐懼，
1863年：威廉·金（William King）提出假說，認為在尼安德特山谷發現的化石遺骸可能屬于“人屬”下一個已經滅絕的物種。“尼安德特人”成為首個得到承認的、已滅絕的古人類物種。
1865年：魯道夫·克勞修斯（Rudolf Clausius）命名了“熵”，并提出了宇宙熱寂說，雖然亨利·亞當斯（Henry Adams）等作家在作品中描述了這種可怕的前景，但這種危險離我們太過遙遠，人們面臨的威脅不夠迫在眉睫，
19世紀90年代：費多羅夫（Fedorov）與齊奧爾科夫斯基（Tsiolkovsky）的作品發表，對滅絕的風險做了清晰的闡述，二人均認為，唯一能實現人類長期存活的途徑便是離開地球。這是人們首次呼吁通過在宇宙中“站穩腳跟”、來逃避滅絕的風險。
1895年：齊奧爾科夫斯基首次提出了對“戴森球”的設想：一個環繞太陽的球體，可以充分利用太陽的能量，還有人建議對太陽系進行大規模改建，從而進一步鞏固人類文明、確保其能夠長時間存續，
圖為費多羅夫所著《共同事業的哲學》（The Philosophy of the Common Task）一書的封面和目錄頁，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許多智者（包括丘吉爾在內）開始思索，人類最終是否真的會自取滅亡，但仍認為這種可能性離我們還很遠。物理學家開始意識到，適宜生命存活的條件也許極其嚴苛和罕見，但仍有許多人堅信，在人類滅絕之后，類人生物仍會重新出現和演化。
1930年左右：J·B·S·霍爾丹（J.B.S。Haldane）和J·D·貝爾納（J.D。Bernal）首次對有關人類長期潛力、存在風險、太空殖民、天體工程、超人類主義、生物增強技術、以及文明陷阱等相關學說進行了整合。霍爾丹指出，若人類文明崩潰，就算人類這個物種得以存活，也不能保證人類能夠重新演化出先進文明，
1937年：奧拉夫·斯塔普雷頓（Olaf Stapledon）發表小說《造星人》，以“對比研究”的形式，對上述學說進行了進一步整合，
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許多人（包括丘吉爾在內）開始思索，人類最終是否真的會自取滅亡，但仍認為這種可能性離我們還很遠，
天文價值
第四階段（1950年至今）
核武器首次使滅絕成為了一個政治問題。滅絕從遠在天邊的猜想變成了迫在眉睫的危機。人類活動導致的風險成了首要問題。在千禧年前后，針對滅絕風險的分析性思考框架逐漸成型，
1942年：愛德華·泰勒（Edward Teller）提出，裂變核彈可能會點燃整個地球大氣，毀滅所有生命，但核彈的研究依然進行了下去，盡管后來有科學家總結道，當時還應該做更多研究，確保這種足以毀滅整個生物圈的事件絕不會發生，
1945年：廣島和長崎核子彈爆炸，核子彈改變了我們與宇宙中智慧物種所處位置之間的聯系。“人類必將不斷進步”的信念遭遇了重創。人們不再認為技術型智慧具有很強的適應性，可以死而復生、無處不在，而是開始認為，技術型文明也許十分罕見、甚至適應能力很差，
圖為1950年發表在美國《考利葉》雜志上的一篇關于廣島核子彈爆炸的反思文章，
1950年：利奧·西拉德提出，“鈷彈”可能會摧毀整顆行星，費米提出了現代科學中最重要的謎題——費米悖論，科學家開始思考，過去的大規模物種滅絕是否有可能由超新星爆發造成，“災變說”再度開始流行。
20世紀50年代：現代人工智能研究正式開始。
20世紀60年代：早期地外文明搜尋項目未獲得任何回音。生物學家開始認定，其它行星上不一定會出現類人生物。對海豚的研究顯示，宇宙中也許存在其它模式的智慧，技術型智慧的存在條件變得愈加嚴苛，在人們看來，滅絕的風險變得越來越高，
1962年：蕾切爾·卡森（Rachel Carson）《寂靜的春天》發表，對氣候災難提出了警告，
1965年：I·J·古德（I.J，Good）提出，人工智能可能會不斷自我改進，由此引發失控的“智能爆炸”反應，導致人類大幅落后。他因此調侃道，這可能是人類的“最后一項發明”。
20 世紀 60 年代末：對人口過剩的恐懼逐漸形成了“新馬爾薩斯主義”，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討論，太空殖民也許是人類繁衍興盛的唯一長期保證，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等科學家提出，大規模天體工程也許是智慧在宇宙中進一步扎穩根基的手段之一。
1969 年：首次載人登月任務取得成功，
圖為 1947 年 7 月發表在雜志《Coronet》上的《世界末日》。
1973 年：布蘭登·卡特（Brandon Carter）對“人擇原理”（ Anthropic Principle）做了清晰的闡述，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末日論”，利用貝葉斯概率估算了人類在滅絕之前、還能繁衍多少代。
20 世紀 80 年代：貝葉斯方法在統計學界的地位確立，路易斯·阿爾瓦雷茨（Luis Alvarez）和沃爾特·阿爾瓦雷茨（Walter Alvarez）發表研究報告，人們就“恐龍滅絕由小行星或彗星導致”這一點達成共識，有鑒于此，災變說也得到了證實：天文災難的確可以對地球生命造成嚴重影響和威脅。
1982 年：喬納森·謝爾（Jonathan Schell）所著《地球的命運》（Jonathan Schell）出版，強調了核威脅的嚴重性，以及人類不可逆滅絕相關的道德意義。
1984 年：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出版《理與人》（Reasons and Persons）一書。
1986 年：在南極臭氧層空洞發現一年之后，埃里克·德雷克斯勒（Eric Drexler）出版了《造物引擎》（Engines of Creation）一書，提出納米技術也會給人類帶來滅絕的風險。
1989 年：斯蒂芬·杰·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所著的《奇妙的生命》（Wonderful Life）出版，提出類似人類這樣的智慧并非進化的唯一結果，漢斯·約納斯（Hans Jonas）在《責任命令》（Imperative of Responsibility）中提出，人們需要建立一種“新的倫理觀念，要對遙遠的未來負責”，
20 世紀 90 年代：NASA 肩負起了應對小行星和近地天體威脅的責任。互聯網使得各類群體都紛紛開始關注超人類主義、地外行星主義、長期存活主義等理念。
1996 年：約翰·萊斯利（John Leslie）發表《世界末日：人類滅絕的科學與倫理》（The End of the World：The Science and Ethics of Human Extinction），仔細研究了卡特的“末日論”，
2000 年：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提出，以解決黎曼猜想為目標的人工智能也許會在無意間造成全體人類的終結，為了獲得完成該任務所需的能量，人工智能也許會將人類、以及太陽系中可以獲得的全部物質都轉化為所謂的“計算素”（computronium）。
2002 年：尼克·博斯特羅姆（Nick Bostrom）提出了“存在風險”（existential risk）一詞。
21 世紀 10 年代：深度學習開始發展，再一次掀起了人工智能研發的風潮。
2012 年：研究人員對H5N1禽流感病毒進行了基因改造，制造出的毒株致死率和傳染性都很強。
電影《2012》
2013 年：CRISPR-Cas9首次用于基因組編輯，
2018 年：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發表特別報告，闡述了全球變暖1.5℃造成的災難性影響，
2020 年：托比·奧德（Toby Ord）出版新書《懸崖》（The Precipice）。covid19肺炎疫情橫掃全球，充分體現了人類在全球性風險面前的系統性脆弱和準備之不足，
人類數千年的歷史記錄中，經歷過數次“末日”節點。面對可能到來的滅頂之災，人們除了談論恐懼，更會談論“世界將以何種方式崩潰？人類的科技水平能夠如何應對世界末日？如果幸運挺過劫難，人類要如何重建文明？”……而明年夏天，美國航天局將執行史上第一個航天器“自殺任務”。在理想的情況下，這次任務中的航天器撞擊將把一個沖向地球的小行星推離原運行軌道。此次行動旨在驗證人類能否保護地球不遭受小行星的撞擊。
雖然目前為止我們還未真正地直面過世界末日，但探討可能到來的末日帶來的緊迫感和危機感，不失為促進文明與科技進步的一股強勁動力，末日是否真的會來臨還有待討論，但不論是否存在所謂末日，科技的進步都會增加我們幸存的砝碼。又或許正是人類有居安思危的能力，已經把原本的末日化為可渡之劫，也許代價慘重，但得以安然渡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