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史料記載，歷史上大陸共經歷過四次小冰河期，而根據竺可楨的大陸氣象史資料，再結合歷史王朝的興衰，不難發現歷史上經歷的幾次最大規模的社會動蕩，均與小冰河期密切相關。第一次是殷商末年至西周初年，第二次是東漢末年至西晉初年，第三次是唐朝末年至北宋初年，第四次便是明朝中期至清朝中期。

所謂“小冰期”，主要是全球氣候經歷的一個寒冷時期，距離我們最近的一個小冰期出現在明朝中期至清朝中后期，故也稱“明清小冰期”，而其中最為嚴重的時期則是在明朝萬歷至崇禎年間。小冰期的典型特點便是氣溫降低，但其帶來的次生災害才是最可怕的，而明朝的滅亡便與此密切相關。

“明清小冰期”到底有多冷？就連海南也連降大雪

關于“明清小冰期”有多冷，根據史料和文獻的記載，當時全國各地可以說是漫天冰雪，就連太湖、鄱陽湖、洞庭湖、淮河都曾經結冰，“夏寒”，“夏霜雪”的天氣更是不絕如縷。

根據《廣東通志》的記載，明正德元年（1506年）冬，廣東瓊州府萬州雨雪，正德四年（1509年）冬，廣州潮州“隕雪，厚尺許”。要知道，瓊州府萬州乃是今天的海南島萬寧縣，而潮州則是今天的潮安、潮陽等縣，就連這里都是天降大雪，可見當時的寒冷。

而根據《江南通志》的記載，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年）和十五年（1502年），“冬天寒，祁陽江水凍合，余姚江水冰合”。在湖南衡陽西南方的祁陽和浙東的馀姚，流經此地的瀟水、曹娥江和甬江竟然冰封江面。

此外，《明史·五行志》有載，“景泰四年（1453年）冬十一月戊辰至明年孟春，山東、河南、浙江、直隸、淮、徐大雪數尺，淮東之海冰四十余里，人畜凍死萬計。五年（1454年）正月，江南諸府大雪連四旬，蘇、常凍餓死者無算。”江南各地連降四十多天大雪，這種奇景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

而諸如“牛畜凍死三萬六千蹄”，“開原大雨雪，畜多凍死”，“雪止，平地三尺余，人畜多凍死”，“雨雹甚大，傷稼百二十五里，人馬多擊死”，“飛雹交下，壞民居萬余，死者千余人”，“沂州雨雹，大者如盤，小者如碗，人畜多擊死”之類的記載，更是隨處可見。

在這場持續數百年的“小冰期”，最為寒冷的一年出現在清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原因則是一場火山噴發，結果使得本就遭遇“小冰期”的人們雪上加霜。嘉慶二十年（1815年）4月5日，位于印度尼西亞松巴哇島北部的坦博拉火山，在沉睡了五千年后突然爆發，爆發指數高達7級（火山爆發指數共8級），這次火山爆發不僅對當地百姓造成了毀滅性打擊，由于大量火山灰噴涌進平流層，更是對全球氣候造成了劇烈影響。

由于平流層充斥著大量火山灰，導致全球氣溫驟降，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八月，“天氣忽然寒如冬”。而在東北黑龍江的雙城，在農歷七月的盛夏竟然出現嚴重霜凍，導致農作物失收，百姓逃亡。安徽、江西等地則在農歷六、七月出現了降雪的紀錄，而臺灣新竹、苗栗等地也在同年冬天出現了罕見的霜凍現象，新竹“十二月雨雪，冰堅寸余”。

根據史料的記載來看，這種氣候轉冷實際上從明朝洪武年間以后便開始出現，而從明朝中期開始，氣候更是始終保持“恒寒”，一直到清末光緒六年（1880年）以后，才再度開始漸漸轉變進入暖期，這段持續長達四百多年的“小冰期”這才逐漸結束。

相較于氣候寒冷，“小冰期”次生災害危害更大

在這段長達四百余年的“小冰期”中，除了因天氣嚴寒而導致的百姓死傷之外，更為恐怖的是由于氣候變化而帶來的次生災害，這些次生災害不僅導致了大量百姓死亡，更是直接摧毀了本就大廈將傾的大明朝，其中最為嚴重的便是旱災和鼠疫。

1、旱災。“小冰期”引起大旱災時常發生，其中更是在崇禎年間出現了罕見的十年大旱，不僅湖泊干涸，就連黃河干流和支流都出現了斷流現象，華北地區的降水量更是下降了11%至47%，更有多達23個地區出現了連續四年以上的重旱。旱災早期僅僅出現在黃河流域個別地區，之后便迅速擴展到全國各地。

河南“大旱遍及全省，禾草皆枯，洛水深不盈尺，草木獸皮蟲蠅皆食盡，人多饑死，餓殍載道，地大荒”，陜西“絕糶米市，木皮石面食盡，父子夫婦相剖啖，十亡八九”。持續的旱災又伴隨著鋪天蓋地的蝗災，結果不僅導致糧價暴漲，百姓民不聊生，以至于出現易子而食的慘劇，而沒有活路的百姓們更是被迫走上了造反之路，僅崇禎元年（1628年）至崇禎八年（1635年），全國就爆發了十三次大規模起義，人數多達三十余萬。

2、鼠疫。由于糧食減產、草木枯死，缺少食物來源的各種動物紛紛涌入人類聚居區，其中尤以老鼠帶來的危害最大，從萬歷年間開始，明朝便開始爆發多次大規模瘟疫，其中尤以崇禎年間的瘟疫最為恐怖。崇禎六年（1633年），山西興縣爆發腺鼠疫，此后隨著百姓們的逃亡，瘟疫迅速向陜西、河北、京師等地蔓延，更是于崇禎十七年（1644年）演變為肺鼠疫。

關于這場瘟疫，夏燮《明通鑒》有載“京師大疫，死者無算”，《崇禎實錄》則記載“京師大疫，死亡日以萬計”，“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在山西“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傳染者接踵而亡，數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闔門不起者”，在陜西“（崇禎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根據保守估計，這次大瘟疫不僅造成陜、晉、冀三省死亡人數千萬以上，更是直接摧毀了明朝九邊重鎮中的大同、山西、薊州、宣府等鎮，以至于李自成攻向京師之時，沿途并未遭到大規模抵抗，而已經連叫花子都找不到的北京城，即使將太監都派上了城墻，仍是平均五個城垛才有一個士兵。

除了旱災、鼠疫之外，連年爆發的水災、蝗災，對于以農業為根本的大明朝來說簡直就是滅頂之災，最為直接的影響就是明朝財政困境，就在大明朝內憂外患之際，朝廷根本拿不出來足夠的軍餉，僅陜西就欠下了一百三十八萬兩的軍餉，結果不僅導致大量士兵逃亡，群體性兵變現象更是層出不窮。如此情形之下，再加上本就已經腐朽到了極致的朝廷，大明朝又如何能夠不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