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陵出土的絲織品不敢動，一動就成碎末了；法門寺地宮出土的文物，特別是絲綢，至今放在冰柜里冷藏不敢拿出來示人；當年挖掘在水里泡著的馬王堆墓時，有一片藕片在水里漂著，很漂亮，可拿出來一見陽光就爛光了，跟鼻涕一樣，只有痕跡，沒有樣子了；馬王堆里的文物剛挖出來的時候，非常光鮮，但一天天看著它變化，卻毫無辦法，太無奈了……看到這些，就知道，開挖乾陵很簡單，但挖出來的文物如果沒有能力保護，挖出來還有什么意義？
（乾陵開挖容易，但挖出來的文物如何保存好是個難題。）
乾陵埋葬著盛唐時期的唐高宗李治和大周皇帝武則天，是大陸僅有的一座兩個帝王的合葬墓，也是目前所知唯一沒有被盜掘過的唐代帝王陵墓，被譽為“唐陵之冠”。從其墓道被發現一直到2000年，陜西省一直想要挖開乾陵，但都沒有被批準。
原因在于：其一，開挖定陵的教訓，讓人們認識到沒有保護條件下就開挖帝王陵墓，是可悲的，等同于破壞文物；其二，周總理的“我們不能把好事做完，此事可以留作后人來完成”的批示成為帝王陵不能開挖的規矩，也成為乾陵不被允許開挖的重要原因；其三，考古學界已經認識到，挖寶式的考古方式早已被國際學界唾棄，文明的成果不能當成商品，搶救式發掘并非最佳的文化遺產保護方式。
1.民工差點打開乾陵地宮，陜西曾擬定1959年7月1日打開地宮
（關中唐十八陵，保存相對完好的，要數乾陵了。）
最近去了一趟關中，看了關中唐十八陵中的兩個陵墓，建陵和昭陵，都是依山而建，這是唐陵的特色。陵墓依山而建，也就是挖空了山成為墓穴，按說是很堅固的了，但唐陵的命運卻很悲慘。《新五代史》中記載，有個叫溫韜的節度使，將關中的唐陵挨個發掘了個遍。尤其是昭陵，墓也打開了，里面的珍寶搶掠一空，李世民的骸骨也被弄了出去，被富豪們當作文物收藏，北宋建國后宰相趙普特意花高價將李世民的骸骨購買下來，重新安葬。但這個溫韜，挖遍唐陵，“惟乾陵風雨不可發”，意思是，挖的時候刮大風下大雨，沒挖成。沒挖成的原因，還是因為其山上的石頭太堅固。
《新唐書》就說，“乾陵玄闕石門，冶金固隙”，十分堅固了。后來，又說黃巢40萬大軍挖了幾年，也沒有把乾陵打開；民國時期孫連仲的部隊炸開了三層墓道石條，傳說在爆破中突然出現了一條黑煙龍，卷得飛沙走石，砸死了7個士兵，孫的人馬害怕了沒有再挖等等。至于乾陵到底有沒有挖開，或者被盜，也很難說，也有爭議。
（乾陵的地宮差點被民工撬開，當然，其地宮應該不是這個樣子。）
直到1958年11月27日，修建西安到蘭州的西蘭公路時，幾個農民在梁山開山取石時，發現了雕刻整齊的石條，就報告給乾縣人民委員會辦公室，找到一個姓楊的干部，說不小心把武則天的陵墓炸開了。
楊干部趕緊報告給書記、縣長，倆領導不相信，就讓楊干部去現場考察，果然有石條。回去報告給縣長書記，倆領導便上報給省里。12月4日，陜西省文管會聽了匯報后，就派人去現場勘查，清理出了墓道口。這是乾陵墓道第一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勘查清理時，當時有民工要撬開金剛墻，眼看著要打開了，被一個叫楊正興的阻止了。這讓乾陵躲過了一劫。不然，以當時的條件和環境，很可能乾陵的文物如定陵的文物一樣，毀于一旦。
楊正興要匯報給上級之后再做決定。他回到省城匯報后，省委一班子人大喜，如果能把乾陵打開，肯定對發展陜西大有好處。于是，陜西省當即成立了“乾陵發掘委員會”，并擬定在1959年7月1日打開乾陵地宮大門。
2.郭沫若力勸挖開乾陵，周總理回他：“十年之內不開帝王陵”
（周總理的一紙批示，讓乾陵和其他帝王陵得以幸存下來。）
后來，這個委員會可能感覺到自己的決定是不是有點太倉促了，是不是要給國家文化部請示一下？他們吃不準省里有沒有這個權利，就派人到北京向文化部及有關領導匯報。那時，全國還沒有發覺帝陵的法律條文，文化部也弄不清楚這件事究竟該誰來管。為了慎重起見，便給周恩來總理送上了一份“乾陵發掘計劃”。這個時候，周總理已經獲悉定陵的發掘情況太差了，當然知道發掘乾陵的分量了。還有個情況，就是當時全國發生了大的自然災害，他手里沒多少錢，多少大事都沒法辦。于是總理提筆在報告上批示：“我們不能把好事做完，此事可以留作后人來完成。”
（郭沫若極力主張打開乾陵，就是想看看《蘭亭序》的真跡。）
當時聽到要開挖乾陵時，有個人特別興奮。這個人就是郭沫若。他盼望有生之年能親眼目睹傳說中保存在地宮中的書圣王羲之的《蘭亭序》手跡。所以，他打算以與周總理多年的老交情以及大陸社科院院長的身份說服周總理。但當他講完開挖乾陵的好處及必要性后，周恩來總理只說了一句：“十年之內不開帝王陵。”
此后，不主動挖掘帝王陵成為一項中央政策延續至今。在當時，多少地方都準備大動干戈挖自己地盤上的帝王陵，聽了這話，估計小心臟都摔得稀碎稀碎的。
當然，郭沫若的心也是稀碎的，他失落之余，寫下了“待到幽宮重啟日，延期翻案續新篇”。到死，他也沒有“延期翻案”。
3.定陵教訓：萬歷尸骨被燒，絲織品一動就成碎末
（定陵挖掘后，不少出土的文物沒有能力保存，是一個永遠的遺憾。）
周總理之所以不讓挖掘乾陵，是因為挖掘定陵的教訓太深刻了。
是誰最先提出挖掘帝陵這一建議的，至今不可考了。但有案可查的是，1955年10月4日，由郭沫若、沈雁冰、吳晗、鄧拓、范文瀾等聯名起草的《關于發掘明長陵的請示報告》，可能是最早的。這份報告很快也到達了陳毅副總理和周恩來總理的案頭。
這份報告讓人很驚訝，因為發起人吳晗是北京市主管文化的副市長，又是著名的明史專家。當時的文化部文物局局長鄭振鐸、中科院考古所副所長夏鼐都很震驚，極力勸說稱，當時的技術水平還難以承擔這樣大規模陵墓的發掘工作，出土文物在保存、復原方面的技術也不過關。但吳晗反駁說解放后人力物力有條件勝任這項巨大工程。郭沫若、吳晗還特別在中央領導人那里加強宣傳攻勢。最后獲得了毛澤東的首肯。
（定陵出土的絲織品，用涂料防腐，涂料老化龜裂，絲織品跟著碎裂，太可惜了。）
隨后，“長陵發掘委員會”成立，但陰差陽錯，長陵發掘進展緩慢，便轉移到了定陵。1957年5月，考古人員使用鐵鏟、手電筒等工具，打開了定陵地宮，取出絲綢、青花瓷等大量文物。但正如反對的人們所說的那樣，出土的艷麗的絲綢很快變得類似樹皮，大量文物未保存下來，萬歷皇帝的尸骨更是被紅衛兵焚毀了。
最可氣又最可笑的是，1959年9月30日早晨，當時的博物館辦公室主任指使民工說，上級要來檢查，讓他們把地宮清掃一下，把萬歷皇帝等三人的棺槨清理掉。這三個棺槨，被幾十名警衛戰士推進了山溝。一個星期后，考古大師夏鼐知道了，趕緊讓博物館找回來保護，但已經找不到了。被附近的村民撿走當木柴燒了。
（馬王堆出土的文物，剛挖出來非常光鮮，但隨后一天天地變化，毫無辦法。）
定陵保存下來的文物，有些袍服的處理，都不盡如人意。比如用“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塑膠加入軟化劑涂在半腐的衣服上。這種涂料是不可逆反的，不久涂料老化龜裂，絲織品也隨之碎裂，太可惜了。
1965年，郭沫若等人再提發掘長陵，被周恩來總理予以否決。這也是后來，乾陵要發掘時被周恩來總理否決的重要原因。
著名考古學教授宿白說，定陵出土的絲織品是一個教訓。現在不敢動，一動就成碎末了，萬歷至今才三四百年歷史，乾陵有一千多年歷史了，怎敢保證萬無一失？法門寺地宮出土文物，特別是絲綢，至今放在冰柜里冷藏不敢拿出來示人，不是足以說明保護條件不過關嗎？
大陸考古學會會長徐蘋曾回憶，當年挖掘馬王堆墓時，墓被水泡著，有一片藕片在水里漂著，很漂亮，可拿出來一見陽光就爛光了，跟鼻涕一樣，只有痕跡，沒有樣子了。馬王堆里的文物剛挖出來的時候，非常光鮮，但一天天看著它變化，卻毫無辦法，太無奈了。
4.挖寶式的考古方式早已被國際學界唾棄
（陜西一直想挖乾陵，但都沒有得到批準。）
陜西方面想要挖掘乾陵的心思，自從發現乾陵墓道后，一直就沒有停止過。
一位國家文物局的前領導透露，陜西方面力主開挖乾陵由來已久。早在1986年就提出過報告；1995年9月西安召開全國文物工作會議，陜西省領導又提出來，國家文物局還是不同意。2000那邊老山漢墓發掘后，陜西又有人提出“搶救性發掘”秦始皇陵、乾陵的計劃，都被國家文物局予以堅決的否決了。
陜西提出“搶救性發掘”的主要理由是乾陵處于地震帶，可能在地震中遭遇破壞，而且它還屬于喀斯特地形，地下水會毀損文物。當時北大考古學一位教授剛考察完秦陵，他認為，秦陵幾千年都沒有震壞，等幾十年就震壞了？他勘探時發現秦陵地宮保存得相當完好，抗震性能很強，地宮也沒有進水。同樣，乾陵也應當如此。
（考古不是尋寶，挖寶式的考古方式早已被國際學界唾棄。）
考古學家宿白說：帝王陵有些省份為何一直主張要挖？無非是受經濟利益驅動。
事實上，想要挖帝王陵的，都是把考古工作當成了廣告，把文明的成果當成了商品，從上到下把它當作商品來對待。其實，考古本身只有一個價值，就是歷史價值，但時下經濟價值人們最愿意聽，主政的也最愿意講。
有著名的考古學家就呼吁考古界要去除浮躁，仔細想一想：我們挖帝王陵到底是為了什么，要考慮到這是全人類的文物遺產。挖寶式的考古方式早已被國際學界唾棄。
其實，發掘本身就是一種破壞，它與保護是一對矛盾。這種搶救式發掘是否就是最佳的文化遺產保護措施？這種倉促發掘究竟是真正在保護不可再生的文化資源，還是在保護名義下的合法破壞？我們應該捫心問一問：我們究竟要搶救什么？我們該怎樣對子孫后代進行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