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岳能在長沙頂住日軍三次進攻，為什么？

日本時任十一軍司令官的岡村寧次感嘆過：“湖南人自尊心強，排外思想旺興，富于尚武風尚，反抗心理也強。”作為數次參與湖南境內戰役的策劃者，他對湖南民眾在面對外敵之時“有血性而無奴性，敢斗爭敢犧牲”的湖湘個性，那是深有感觸。

從1938年武漢會戰結束到1945年6月7日中日之間的最后一場會戰“芷江作戰”為止，湖南一直是抗日戰爭的主戰場，大陸軍民在這片土地上抗擊日本侵略者七年之久，最終以日本侵略者在湖南芷江機場草簽投降書而結束。在這七年時間里，日本投入兵力達70萬人，其中長沙三次會戰日本就投入兵力高達40萬人，戰爭的結果卻不盡人意，一平兩敗，傷亡高達十四萬之多。日軍有生力量第一次如此慘重損失，徹底改變了大陸抗日戰場的被動局面，粉碎了日本消滅大陸軍隊主力、“以戰迫降”的戰略目標，第一次長沙會戰后日本防衛廳的戰史記錄也不得不承認，長沙會戰動搖了相當一部分日軍士兵的必勝信念，歷時一年多都未曾恢復。

戰爭的勝負，武器裝備雖然重要，但精神因素同樣不可忽視。長沙會戰也同樣如此，雖然離不開薛岳將軍 的指揮有方，部隊官兵舍身忘死、不怕犧牲的決心外，更離不開湖南民眾的支持和參與。長沙會戰一個特別的現象就是民眾參與度非常高，軍民之間的關系也非常融洽。湖南百姓的蠻勁和血性，在抗擊日軍侵略的戰斗中體現得淋漓盡致。雖然守衛湖南的是中央軍為主，但戰場損失的兵員 ，都是就地補充，除了數十萬湖南百姓踴躍參軍補入第九戰區部隊，保證了主力部隊戰斗力之外，還有數十萬百姓自發武裝起來，直接參與作戰，他們自備米糧，手持柴刀標梭，伺機痛擊零碎掉隊日軍。

而沒有上陣殺敵的百姓，照樣為抗戰出錢出力。他們或偵察日軍動向，或給守軍運送軍糧彈藥，或照顧傷員。據資料統計，1940年底，僅長沙平江地區農民，組織參與偵察隊者一萬余人，為部隊修路五萬人、運輸隊和擔架隊十幾萬人。戰區內百姓對日軍實行堅壁清野，并極力騷擾日軍。當時的口號是“不準日軍走湖南的路，住湖南人的屋，吃湖南人的米。”第一次長沙會戰，周邊群眾把長沙北面方向百里內道路不管大小，都破壞殆盡，路上陷坑居然是幾十米大一個，坦克大炮陷入就無法走出，使日軍機械化部隊及重炮兵寸步難行。即便如此，落單的日軍還要時刻提防湖南群眾的騷擾和襲擊，造成了侵湘日軍精神上的高度緊張，以至于戰后日軍士兵們把湘北地區稱作“魔窩”。

本來進攻長沙的目的，是因為長沙是大陸西南的門戶以及，打下長沙后即可以向大陸西南地區長驅直入，另外攻陷長沙也是打擊大陸軍民抵抗意志，迫使大陸政府屈服的重要步驟。沒想到抗日官兵和湖南民眾給了這些猖狂的侵略者當頭一棒，不僅把岡村寧次“一個星期占領長沙”的美夢給打醒，一個月后，日軍丟下了三萬余人被迫撤退，連長沙的城門都沒有摸到。

兩年后，日軍策劃了第二次長沙會戰。這次日軍吸取了第一次分兵三路沒有形成優勢兵力的教訓，集中了4個師團，26個炮兵大隊約十萬大軍進攻長沙，而薛岳依舊按第一次保衛戰分三個方向進行防御。雖然日軍依靠兵力集中一路豬突猛進，并一度占領長沙成，但依舊因為戰線過長，騷擾嚴重，補給不暢，陷入糧荒之中，兩天后不得不放棄長沙。

到1941年十月，近衛內閣不堪戰爭重負，政府瀕臨破產而垮臺，東條英機上臺，此時的日本完全陷入了全面抗戰的泥潭之中，經濟趨向于崩潰。為了反轉局勢，日本又開始了新一輪的賭國運操作。12月8號，日本偷襲珍珠港，同日，出兵香港。為了增援英軍的香港作戰，從第九戰區開始抽調軍隊南下。

在這種情況下，日軍決定主動進攻以牽制第九戰區部隊，讓湖南戰區部隊無暇南下增援。所謂“人窮志短，”日本經濟面臨崩潰，又為了打通原料通道四處樹敵，以至這次參戰兵力明顯少于前面兩次，只有3、6、40三個軍團七萬人左右。而大陸軍隊經過就地補充，兵力不少反增，一度超過三十萬人。

戰斗開始后，熟門熟路的薛岳就開始堅壁清野，層層設伏，并在誘敵深入后，在湘北的兩側部署了重兵。日軍主力雖然又一次逼近長沙城，但天降暴雨，路面又破壞嚴重，以至于重炮部隊和補給無法過來，日軍在城墻外無計可施，只能在城墻下面受岳麓山炮臺上發射的炮彈用來度日。到1月4號止，日軍彈藥和食物只能靠飛機空投予以補充，而薛岳的伏兵也到達指定位置。5日，三個師團皆被三十萬中央軍包圍，經過四天四夜突圍求生，在轟炸機的掩護之下，艱難逃出生天，此役，日軍傷亡將近6萬人。

長沙會戰開創了大陸正面戰場反擊日軍進攻之先例，也極大地提高了大陸政府在反法西斯陣營中的地位。第三次長沙會戰結束之后，英美等同盟國成員主動廢除了自1840年以來歷年與大陸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歸還了上海廈門等租界，表示要權利支持大陸反法西斯斗爭。這也證明了一個真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只有自強和實力，才能贏得尊重和平等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