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北紅軍創始人劉志丹將軍，就是犧牲在紅軍東征山西的戰場上，相對于地貧人稀的陜北，民國時期的山西堪稱富腴之地，并且兩者之間的距離也只是一河之隔，從哪方面看都是紅軍發展和經營的較佳選擇。那么為什么紅軍只是進行了“東征”，而沒有在山西境內開辟出根據地呢？因為閻錫山狗急跳墻了。
（劉志丹劇照）
中央紅軍的“陜甘支隊”與徐海東的紅15軍團會師后，恢復了紅一方面軍的番號，但兵力其實只有13000于人，所以中央紅軍面臨減員極大、人困馬乏、給養困難的狀態，徐海東慷慨借給中央紅軍5000大洋的事件，就發生在這一時期。但這畢竟不是長久之計，因為陜甘蘇區太窮了，可謂當時全國最貧困的地區之一，人口稀少、經濟落后并且交通閉塞。
以這樣的經濟狀況，不僅無法解決當時紅一方面軍的燃眉之急，未來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全部落腳陜北以后，也必然難以供養大批部隊和機關。為此，在1935年12月的瓦窯堡會議上，根據主席的提議，決定把紅軍行動與蘇區發展的主要方向，放在東邊的山西和北邊的綏遠等省區，正式提出了“抗日反蔣、渡河東征”的口號，也就意味著紅一方面軍準備進軍山西。
實際上，對于東渡洶涌的黃河進軍山西，一些紅軍將領是有顧慮的，因為紅一方面軍當時兵力太少，以13000余人的野戰軍力量殺入山西后，將面臨與晉綏軍10余萬重兵的抵抗和反撲。僅閻錫山布置在一線河防的部隊，就有四個旅20000余人以及大批民團，同時在二線縱深還駐有機動部隊，敵人總兵力幾乎是紅軍的十倍，因此一旦戰事出現不利，紅軍回撤也將面臨極大危險，黃河那可是比湘江湍急得多。
比如紅一方面軍司令員彭德懷就建議著力鞏固陜北，對東渡黃河進軍山西“能不能渡過去、能不能渡回來”有所顧慮，而紅1軍團長林彪則提議去陜南發展，正是在有一定爭論的情況下，主席最終力排眾議說服了大家。1936年1月15日，軍委簽發了“關于紅軍東進抗日及討伐賣國賊閻錫山的命令”，訓令要求“主力紅軍即刻出發，打到山西去”，紅一方面軍各部隊迅速隱蔽地集結到黃河岸邊，進行渡河準備。
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以后，面對一河之隔不斷壯大的陜北蘇區，閻錫山也知道不妙，只恐紅軍渡河殺進他的老巢來，所以從1935年秋開始，就加緊對沿岸進行封鎖和實施防御準備，晉綏軍從北起河曲南到永和是近千里黃河沿線上，修筑碉堡和暗堡一千余個，每碉駐兵一班或兩班，所有重要渡口也派駐了部隊。同時組織自衛團等地方武裝，配合正規軍劃分了六大防區，嚴防死守。
1936年2月20日晚8時，紅一方面軍分為左、中、右三路分別實施了強渡，一舉突破黃河天險進入山西，隨即長驅東進，而閻錫山聞訊也大為驚恐，迅速調集二線機動部隊甚至太原的總預備隊，分路馳援前線。從2月20日到3月5日的半個月內，紅軍連續擊敗晉綏軍各部，同時攻克多座縣鎮，晉綏軍的戰斗力還是相對較弱，沿河數萬人馬，居然被1萬多紅軍打得七零八落。
當晉綏軍大批增援部隊抵達前線后，自3月8日起爆發了激烈的兌九峪戰役，紅軍主力與閻錫山三個縱隊15個團的3萬人馬在此展開廝殺，雙方均有較大傷亡，紅軍由于兵力不足，戰役中未能取得決定性勝利。而閻錫山也被打怕了，下令部隊撤出兌九峪地區，將主力集結布防于汾陽、孝義、靈石、介休一帶，沿同蒲鐵路和汾河堡壘線嚴密設防，防堵紅軍進一步東進或者北上。
也就是說，在紅軍的猛烈進攻下，閻錫山已經完全棄守了黃河沿線，而是把戰線后移到同蒲路附近，等于縮短了防線然后以優勢兵力據守，等待援軍的到來，哪來的援軍呢？陳誠率領的中央軍部隊。一直以來，閻老西都把山西視為任何勢力不得進入的私人巢穴，紅軍不行，中央軍也不行，但是當晉綏軍被紅軍揍得暈頭轉向時，為了保住自己在山西的統治，閻錫山不得不痛下決心，厚著臉皮向老蔣求援了。
這一請求正中老蔣下懷，之前想進還進不去呢，于是命令以陳誠為總指揮，調動河南、安徽等地的中央軍七個師，火速開赴山西增援，先頭部隊于4月初到達戰場。為了牽制紅軍的兵力，老蔣同時命令張學良、楊虎城的部隊趁機進攻陜北蘇區，而紅軍留守陜北的僅為少量地方部隊，所以整個東征的形勢趨于不利：正面敵人大大加強，中央軍和晉綏軍已達20萬眾，而陜北后方又面臨威脅。
在晉綏軍龜縮防守不出，中央軍主力尚未開到20多天時間里，紅一方面軍在晉中和晉西北廣大地區掃蕩殘敵，宣傳發動群眾，積極籌糧籌款和擴紅，共籌得經費50萬元和擴大紅軍近8000人，收獲是非常巨大的，同時也為一年多后八路軍再次東渡黃河抗日，以及創立山西各抗日根據地奠定了群眾基礎。這一期間最遺憾的是，紅15軍團副軍團長劉志丹同志，在攻打三交口鎮的戰斗中不幸犧牲。
到1936年4月下旬，鑒于形勢發生重大變化，尤其是坐鎮太原的陳誠正調集大軍入晉，紅軍原定在山西以及華北地區建立根據地的計劃已無可能實現，軍委命令各部交替掩護回師陜北，并且于5月初安然西渡，晉綏軍亦不敢銜尾追擊，紅軍東征至此宣告結束。整個東征期間，紅軍轉戰山西境內50余縣，殲敵13000余人，俘敵4000余人，給閻錫山以沉重打擊。
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已經是東征山西之后的1936年7月，所以東征其實是由紅一方面軍單獨完成的，紅軍在東征期間不僅獲得了較大補充，也發現了張、楊部隊的猶豫不決和立場逐漸松動（東北軍和西北軍期間都沒有積極動作），為后面的接觸和西安事變的爆發也創造了條件，所以彭總戰后感慨地說：“進軍山西是紅軍到達陜北后的第二個大勝利”！
那么在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后，為什么沒有進行第二次東征呢？一方面，是陳誠的兵力在山西不斷加強，后來已經增加到十個師，另一方面，紅一方面軍剛剛回師陜北的5月中旬，老蔣親自坐鎮洛陽，指揮中央軍胡宗南部、東北軍、西北軍、馬家軍共130個團25萬余人，對陜北蘇區進行了新一輪圍攻，紅軍的主要作戰目標，是要粉碎敵人的圍攻保衛陜北根據地了。
戰事正酣之際，陳濟棠和白崇禧于6月1日發動了“兩廣事變”，老蔣不得不抽調兵力應對，對陜北的進攻放緩。而等到他撲滅了兩廣軍閥的反蔣行動之后，決定親自坐鎮西安再次大舉進攻陜北，12月初率大批隨員和50架飛機抵達西安，他不知道的是，張學良和楊虎城的態度已經有個根本性的變化。
于是12月12日華清池的槍聲響了，“西北剿總總司令”老蔣被他的副總司令、代總司令張學良當場活捉。
北起河曲南到永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