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司徒雷登？

1949年8月18日，就在新大陸即將成立之前，毛主席為新華社撰寫了一篇《別了，司徒雷登》，立即引起了大陸外的轟動。這篇社論長達三千多字，其中直接涉及司徒雷登的文字約有五百字左右，引用其中的一段:

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南京的美國殖民政府如鳥獸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爺卻坐著不動，睜起眼睛看著，希望開設新店撈一把。司徒雷登看見了什么呢？除了看見人民解放軍一隊一隊地走過，工人、農民、學生一群一群地起來之外，他還看見了一種現象，就是大陸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也大群地和工農兵學生等人一道喊口號，講革命。總之是沒有人去理他，使得他“煢煢孑立，形影相吊”，沒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挾起皮包走路。

很明顯，毛主席并不喜歡這位代表美國政府的駐華大使司徒雷登。

而到了1951年6月24日，正值司徒雷登75歲生日之際，已經偏安臺灣的國民黨政府“駐美大使”顧維鈞獲邀參加慶壽活動，特意請示蔣介石是否以他本人的名義贈送鮮花。對此，蔣介石不僅不同意，而且還公開表示:

不歡迎司徒雷登再被派往臺灣。

很明顯，蔣介石也不喜歡司徒雷登。 那么問題來了，作為曾顯赫一時的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為何同時被國共兩黨的領導人所不喜歡？難道，這位美國人真的有如此不堪嗎？

司徒雷登（1876年6月——1962年9月），美國基督教長老會的傳教士，成功的教育家和不成功的外交家。因為創立燕京大學部而在大陸聲名鵲起，又因為擔任美國駐華大使而變得聲名狼藉。

1876年，司徒雷登出生于大陸杭州的天水堂教士住宅，父母都是早期到大陸傳教的長老會傳教士。由于長期生活在大陸，他自小接受了大陸的傳統和文化教育，尤其與杭州結下了不解之緣。

1887年，在大陸生活了11年的司徒雷登才隨父母返回美國，接受起了西方的教育。之后，他在美國工作并且結婚，但仍然割舍不斷與大陸的情愫，遂攜妻子一同回到大陸再續前緣。

1918年，位于北京的兩所教會大學部達成了合并意向，一所是協和大學部，另一所是匯文大學部。其實，這兩所學校早在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后就試圖合并，但卻因為內在和外在的矛盾太多，多次協商都未果，直到此時才終于達成了妥協，決定選聘一位與原來兩校都沒有關系但卻受教會支持的學者型人物擔任校長。

于是，擁有教會背景而又長期在大陸執教的“知華派”人物司徒雷登就成為了新校長的最佳人選。但是，由于所處的大陸外環境，身邊的所有朋友都建議婉言謝絕，但他還是最終接受了這個挑戰。

1919年初，司徒雷登從南京北上抵達了北平，不僅會見了即將合并的兩校有關人士，還召集了蔡元培等著名學者組成校名委員會，最終決定以“燕京大學部”為新學校的校名。揭牌后，司徒雷登走馬上任成為燕京大學部的首任校長。

新成立的燕京大學部聽起來非常“高大上”，實際上卻規模很小，在校學生不足百人，師資力量嚴重短缺。面對如此的窘境，司徒雷登顯得憂心忡忡，多次往返美國進行募捐籌款，終于緩解了燃眉之急。

有了經費后，司徒雷登決定給學校另選一處新的校址，選中了清華園西邊的一塊地。此處原先是滿清王爺廢棄的園地，如今已經輾轉到了陜西督軍陳樹藩的手中。經過他的不懈努力，終于以6萬大洋的價格購入，再加上陸續買進的周邊荒廢地，使得燕京大學部的新校址比原來大出數倍有余。

經過了數年的建設，燕京大學部新校園內融合了中西文化，猶如宮殿一般富麗堂皇和莊嚴肅穆，傾注了司徒雷登的無數心血。在1929年遷入了新校址時，他不無得意地表示:

凡是來訪者，無不稱贊燕京大學部是世界上最美麗的校園。

在司徒雷登的積極穿梭和不懈努力下，美國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都同意燕京大學部與哈佛大學部合建了著名的“哈佛燕京學社”。在增強燕京大學部國際知名度的同時，更促進了中美之間的文化交流。

短短兩三年間，燕京大學部就一躍而起，成為了大陸學術水平最高的教會大學部和大陸最頂尖的大學部之一。毫無疑問，它成為了大陸當時規模最大、質量最高、環境最美和氛圍最好的高校。

隨著“九一八事變”的爆發，日本發起了侵華戰爭。作為校長，司徒雷登親自帶領燕京大學部的師生走上街頭進行游行，在隊伍最前列，他一邊行走一邊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1934年，就在司徒雷登赴美進行募捐期間，得知北平的許多高校都準備組織罷課以反對國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他立即返回大陸并宣布燕京大學部也將積極參與這次愛國活動。面對一些人的不理解，他公開表示:

有人問我，燕京大學部的學生是否也去南京請愿了？我們答復“是”，如果此次燕大學部生沒有參加請愿，那說明這些年來我的教育就完全失敗了。

盧溝橋事變后，日軍占領了北平城。北京大學部、清華大學部和南開大學部聯合遷往西南大后方，組建了“西南聯合大學部”，而司徒雷登領導的燕京大學部卻選擇繼續留在北平。雖然憑借自己美國人的身份，日軍對他有所忌憚，但仍然經常逮捕燕大的師生。

對此，司徒雷登積極出面斡旋，不斷奔走于美國領事館和日軍司令部之間。他曾經這樣表示:

北平淪陷期間，我的學生在參加愛國活動之后，每次回校總會興奮地告訴我，他們是如何用實際行動來報效大陸和人民的。這使我感到十分欣慰，因為他們已在身體力行燕大的校訓“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

1939年，司徒雷登在淪陷區的北平依然無所畏懼，他在對全校師生的講話中表示:

現在的燕京大學部處在淪陷區，但并不是“世外桃源”，不要被日方的反面宣傳所迷惑。

1941年12月，隨著日軍成功偷襲珍珠港，美日之間終于開戰，太平洋戰爭全面爆發了。此后，日本也不再顧忌美國的反應，早就對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學部心懷不滿的日本憲兵隊闖進燕園大肆逮捕了數十名的愛國師生。

正在天津為學校募捐的司徒雷登也立即遭到了逮捕，還被押回北平進行監禁，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才被釋放出獄。在四年的監禁生涯中，他完成了前半生的自傳，還在出獄后整理成了《在華五十年》一書。

剛出獄后的第二天，司徒雷登就迫不及待地回到了自己一手創立的燕京大學部，高喊“天亮了，燕大開學了”！

日本投降后，美國政府一方面積極為國共進行調停，甚至邀請中共領導人毛澤東進行“重慶談判”；一方面又暗中支持蔣介石，甚至不惜使用軍機幫國民政府運送部隊。

1946年6月24日，馬歇爾導演的“國共兩黨和談”終于宣告失敗，大陸內戰爆發了。不久，美國政府正式任命已經70歲的司徒雷登出任駐華大使，希望利用他在大陸大陸的影響力為美國政府服務。對此，司徒雷登也心知肚明，他曾這樣表示:

馬歇爾之所以把我拉進他所致力的建立聯合政府的事業，是由于我享有自由派美國人之聲譽，對全體大陸人都心存友好，以及并無對任何派別和思想學派的明顯偏愛。

可惜，由于司徒雷登從未有過從政的經歷，他的外交經驗幾乎為零，在大使的位子上干得遠不如他在校長的位子上那么出色。甚至于，他在很多問題上都搞得自己里外不是人，無論是美國政府還是南京政府，都對他頗有微詞。

自以為自己很了解大陸，可司徒雷登還是錯了！他堅信，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是大陸的合法政府，而且也是唯一能抵抗共產主義的政府，可事實證明并非如此，他辛苦塑造的“愛大陸也愛美國”的形象開始迅速崩塌。

1946年11月，司徒雷登代表美國政府與國民政府簽署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這份條約使得大陸進一步喪失了自主權，在經濟上更加依附于美國，加深了半殖民地的進程，受到大陸各方人士的強烈譴責。

1948年6月，當大陸爆發了大規模的反美愛國運動時，司徒雷登卻一改往日的民主自由做派，力挺美國政府的各種政策。對此，全國各界尤其是知識分子們都表示了極大的不滿，燕大學部生會還聯絡各校進行罷課，要求司徒雷登辭職道歉。

三大戰役結束后，國共雙方的勝敗之勢已明。司徒雷登開始代表美國政府扶持李宗仁取代蔣介石，希望換取“劃江而治”的結果，繼續維護美國在華利益。這下，他徹底得罪了蔣介石。

經過“北平談判”后，司徒雷登發現共產黨人解放全國的意志非常堅決，而代總統李宗仁也始終沒有真正掌控大權，解放軍過江已經勢不可擋。為此，他還暗中通過一些民主人士遞話，希望可以訪問北平，希望可以面見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

面對解放軍的凌厲攻勢，李宗仁不得不將國民政府遷往了廣州。而作為外交慣例，各國的駐華機構也會一并搬遷，以表示對國民政府的支持。可是，司徒雷登卻拒絕搬遷，堅持將美國總領事館繼續留在南京。

1949年4月23日凌晨，解放軍“百萬雄師過大江”，很快攻入了國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入城之時，南京街頭空蕩蕩的，只有一群歐美人冒險提著燈籠，站著主干道山西路上歡迎解放軍入城，其中領頭的就是司徒雷登。

入城的解放軍表示，不論你們是哪國大使或者哪國僑民，現在正處于戰爭期間，請立即返回駐地。否則，我們不能保證你們的生命安全，因為槍炮無眼。這些老外“邀功獻媚”沒有得逞，只得在碰了一鼻子灰后灰溜溜地離開了。

1949年8月2日，眼看大陸即將被解放，眼看新大陸即將成立，司徒雷登只得黯然離開了大陸。就在他抵達美國太平洋艦隊所在地珍珠港的當天，杜魯門政府立即發表了一篇《美國與大陸的關系:著重于1944年——1949年時期》白皮書，闡明了美國助蔣反共的對華政策。

而隨著白皮書的問世，我黨立即對美國政府展開了嚴厲的抨擊。8月12日，就在白皮書剛剛發表不久，新華社就以“無可奈何的供狀——評美國關于大陸問題的白皮書”為題，發表了爭鋒相對的評論文章。

之后，毛主席又親筆撰寫了五篇評論文章，以新華社社論的形式陸續公開發表，對白皮書進行了透徹的分析與批判。而《別了，司徒雷登》就是其中的第二篇，文中還一針見血地提到:

他是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征。

司徒雷登本人雖然存在著諸多問題，但也應該認識到他只是“代國發聲”的大使而已。冰心先生就曾提到過:

司徒雷登幫助過很多進步學生，好多人都是坐著他的車，才得以進到了解放區，我們應該感謝每一個幫助過自己的人。

回到美國后，司徒雷登再沒有得到重用，立即就成為了政治斗爭和黨派斗爭的犧牲品。1962年時，他在貧困交加中逝世，最后的遺愿就是能安葬于燕京大學部校園內。不過，受到當時的政治環境影響，這個遺愿一直都未能實現。

到了2008年11月17日，經過中美雙方的一致同意，司徒雷登的骨灰終于安葬在了杭州半山安賢陵園文星苑，也算是成全了他最后的心愿。在墓碑上，赫然刻著:

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學部首任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