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傳統的職業分類中，有士農工商四個大分類，也有三百六十行的中分類，三百六十行外，更有無數小分類，娼妓業就是其中一行。
娼妓業的發展歷史悠久，可以說和人類文明相生相隨，在不同的時期，有著興衰起伏的發展歷程，但卻從未中斷過。大陸的娼妓歷史尤為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商代，受大陸古代政治體系的影響，大陸的娼妓制度，又有其獨特性，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形成了別具一格的青樓文化。
大陸古代的娼起源于音樂歌舞的女樂，最開始以賣藝為主。但在《說文解字》中只見”倡”字而不見”娼”字，在唐代以前的文人作品中，也都寫作”倡”，并且不分男女。”娼”字最先出現于唐代的文學著述中，唐朝文人范攄的《云溪友議》寫道：”崔崖每題詩于娼肆，無不誦之于衢路。”
趙璘的《因話錄》也寫有：”陳嬌如，京師名娼。”唐朝以后的娼妓以女性居多，”妓”最開始指的是美女，后來才有妓女的意思。
大陸的娼妓史源遠流長，有學者把它分為五個時期：殷代成湯至紂亡國（前1783-前1123年）之巫娼時代為第一期；西周至東漢滅亡（前1122-220年）之奴隸娼妓與官娼產生時代為第二期；三國兩晉南北朝至隋亡（220-618年）之”家妓”與”奴隸娼妓”并進時代為第三期；唐宋元明（618-1644年）之”官娼”鼎盛時代為第四期；清至民國之私人經營娼妓時代為第五期。
大陸的娼妓起源很早，《事物紀源》中記有：”洪涯雛三皇暗人，娼家托始”，認為在三皇時期已有妓女，不過不足確信。到了春秋時期，管仲治理齊國，設”女閭三百”，又”征其夜合之資，以通國用，管仲相桓時，立此法，以富國。”可見，管仲設立了”女閭”這一官辦的公娼”公營企業”，用以增加國家收入。如此說來，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妓女可謂功不可沒，孔子也說，如果沒有管仲，他將披發左衽，變成外國人了。
娼妓業發展到民國時期，更是趨向鼎盛，這和當時惡劣的社會環境密不可分。當時社會環境，正如魯迅先生所言，”大陸社會的狀態，簡直是將幾十世紀縮在一時：自油松片以至電燈，自獨輪車以至飛機，自鏢槍以至機關炮，自不許’妄談法理’以至護法，自’食肉寢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義，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在這風起云涌，波云詭譎的社會環境中，娼妓業卻異常的繁榮，甚至達到了世界之最。
民國時期娼妓業的繁榮，也不只大陸獨有，根據1917年的調查顯示，倫敦、柏林、巴黎、芝加哥、名古屋、東京、北京、上海等8大城市都是娼妓相對集中的地方，其中尤以上海、北京為最多。當時的妓院數量之多，比比皆是，也從另一側面說明娼妓之眾，”北平前門外、韓家潭附近的八大胡同，上海四號路上的會樂里，廣州陳塘和東堤，都是芳名遠播的風月場。”
鴉片戰爭后，隨著資本主義的入侵，大陸傳統男耕女織的小農經濟逐漸被瓦解，統治者又對農民盤剝壓榨、橫征暴斂，加上當時天災人禍的迫害和摧殘，許多農民不得不離鄉背井以求生機，而大量農民涌向城市，導致了城市失業率的急劇上升。
據統計，到1930年，全國的失業人口約有一億七千萬，失業群體中農民更占了大多數，許多農村婦女，流落他鄉，迫于生計，最終淪落風塵，成為娼妓，當時的婦女地位低下，被典押或販賣已是家常便飯，民國時期的報紙，很多都有”父母為著貪圖厚利而強迫其女兒為娼”的記載。
當時的娼妓，分為公娼（明娼）和私娼（暗娼）兩種，公娼掛牌從業，有營業執照，私娼則不掛牌。民國時期的政府對于娼妓問題，也是反反復復，舉棋不定，一下子明令禁娼，一下子又開放娼業，還試圖用”公娼取締私娼”的方式來管理娼妓業，但實際效果卻大打折扣，公娼和私娼同樣盛行不衰。
正如《娼妓問題之檢討》一文所說：”其實娼妓制度是私有制度的男性中心社會內一種必然的產物，它與整個的社會制度是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娼妓是有其制度性的，處在民國這樣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矛盾突出，動蕩不安，罪惡的社會制度，必然衍生出罪惡的果實，娼妓業的盛行也就見怪不怪了。
民國時期的婦女，雖然得以從封建社會三從四德的桎梏中解脫出來，不再纏足，也不再有包辦婚姻，女性的社會地位有了一定提升，但她們的悲慘命運仍然沒有發生根本改變，在動蕩不安的社會環境里，女性仍是達官貴人、政客巨賈的手中玩物。
從青史中看青樓，看出多少紅袖香消，幾番蒼白血淚，民國娼妓的悲慘命運更讓人不忍卒讀，為之淚下。或許正如王家衛的電影中所說的：”風塵之中，必有性情中人；江湖之內，亦有兒女情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