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景泰八年（1457年），已經 “尊為”太上皇，并且被幽禁于南宮之中長達七年之久的明英宗朱祁鎮，在石亨、徐有貞以及太監曹吉祥等人的擁立下，成功奪取了皇位，重新掌握國家的最高統治權。而明代宗景泰皇帝朱祁鈺則被廢為郕王，并在不久之后去世。

歷史上將這場明朝時期的宮廷政變也被稱為“奪門之變”，亦或“南宮復辟”。

其實，朱祁鈺的最終結局本不該如此。盡管他的上位有著極度的偶然性，可他畢竟在“北京保衛戰”之中貢獻突出，并且為明朝在“土木堡之變”后恢復國家元氣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所以對于朱祁鈺來說，完整渡過自己的皇帝“任期”，并最終葬入皇陵之中本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然而，就是因為朱祁鈺在對待自己的太上皇哥哥朱祁鎮過于的“小心眼”，同時卻也極度的優柔寡斷，最終導致了“奪門之變”的發生，而他也只能以如此悲劇式的結局收場，結束了他那頗有戲劇性的一生，就此成為了明朝遷都北京后唯一一位沒有葬入“明十三陵”的明朝皇帝。

朱祁鎮和朱祁鈺之間要好的關系，伴隨著“土木堡之變”而徹底改變。

明宣德十年（1435年），明宣宗朱瞻基駕崩，由孫太后所生朱瞻基繼承了皇位，成為了歷史上的明英宗，而朱祁鈺也被晉封為郕王。這一年，朱祁鎮八歲，而朱祁鈺更是只有七歲。

由于明宣宗去世時間較早，此前誕育的子嗣并不多，只有朱祁鎮與朱祁鈺兩個皇子，加上這二人年齡相仿，從小相伴長大，關系自幼便非常要好。

而此時的朝堂上，朝政主要由太皇太后張氏，以及孫太后主持，在加上“內閣三楊”的輔佐，政局也是非常的平穩，這也給朱祁鎮和朱祁鈺創造了非常好的成長環境。當然，朱祁鈺也能充分認清自己的身份，保持對于自己這位兄長皇帝的敬重，這也使得兩個人之間親密關系能夠繼續維持。以至于朱祁鈺到了就藩年齡后，朱祁鎮并未讓其前往外地，而是直接留在北京就藩。

如果事情就這樣發展下去，那么朱祁鎮與朱祁鈺之間，也許會造就一番“君臣兄弟”的佳話，甚至可以比肩清朝時候的雍正與怡親王胤祥，然而所有的一切都隨著“土木堡之變”的爆發而徹底改變。

正統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朱祁鎮在宦官王振的挑唆下，親率五十萬大軍北征瓦剌，臨行前，他委以了朱祁鈺監國重任，直到此時朱祁鎮依舊對于自己的弟弟朱祁鈺是極度信任與器重。

然而意想不到的是，明朝大軍在土木堡被瓦剌也先打了個全軍覆沒，就連朱祁鎮本人也成為了瓦剌人的俘虜。而也先在取得大勝之后也沒有就此罷休，轉而率領瓦剌軍隊殺奔北京而來，歷史上著名的“北京保衛戰”也就此打響。

俗話說，“國不可一日無君”，為了堅定朝臣和將士們包圍北京的決心，在于謙等人的一再堅持下，孫太后沒有立此時年僅兩歲的朱祁鎮之子朱見深為帝，而是立了郕王朱祁鈺。

就這樣，朱祁鈺從監國，一躍成為了國家的最高統治者，并遙尊朱祁鎮為太上皇。而最終朱祁鈺也在于謙等人的全力輔助下，打贏了“北京保衛戰”。

一年之后的景泰元年（1450年），朱祁鎮還朝，然而等待他的確實那個曾經非常熟悉，如今卻“陌生”無比的弟弟，而他也從這時便開始了長達七年的幽禁生涯，兩人之間的關系也就此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對于皇權的渴望，讓朱祁鈺走向了極端。

其實，在孫皇后聽取于謙等人的建議，立朱祁鈺為帝之前，是先將朱祁鎮之子朱見深立為了太子，然后才安排的朱祁鈺登上皇位，而這實際是也是朝中眾多官員們的意見。

通俗一點來說，孫皇后這樣的安排實際上就是為了避免主少國疑，讓朱祁鈺“臨時性”的做一朝皇帝，而在其去世后，還是應該將皇位還給朱祁鎮的子嗣后代，而對于此，起初的時候朱祁鈺也是予以默認的。

然而，在當真正坐到皇位之上，開始享受至高無上皇權的時候，人的心態難免也就會發生變化，朱祁鈺也不例外。

于是，在與瓦剌進行交涉，迎請朱祁鎮還朝問題的時候，朱祁鈺就展現出了極不耐煩的情緒，百般推脫和搪塞，甚至于還放話說自己不再愿意做這個皇帝了。而最終，在以于謙為首的朝臣表示不會再提議更換君主，讓其安坐皇位之后，朱祁鈺這才極不情愿的同意可以安排朱祁鎮還朝之事。

當朱祁鎮結束了一年的俘虜經歷，回到北京后，他自知罪責重大，也表示了無意與朱祁鈺爭位，朱祁鈺也象征性的進行了“三辭三讓”，可誰知，這也是這兄弟二人之間最后的和睦與體面。

就在結束了所有場面上的迎請儀式后，朱祁鈺隨即下令將朱祁鎮幽禁于南宮之中，不僅派人對其進行了嚴密的監視，還在門上安了多把鐵索，只留一個小口往里遞送水和食物，甚至還將南宮內外所有的樹木全部砍伐，以防止朱祁鎮與外界交流。而朱祁鎮也就是在這樣嚴密而又高壓的監控之下生活了整整七年。

而除了極力的打壓朱祁鎮之外，為了能坐穩皇位，朱祁鈺又開始對太子朱見深動手了。

起初，朱祁鈺曾對“易儲”進行過一番試探，但是沒有成功，于是在這之后，朱祁鈺更加緊了行動。一方面，他用錢物賄賂大臣，希望贏得朝臣們的支持，另一方面，則是開始排擠反對者，這其中就包括汪皇后，朱祁鈺為了掃除“易儲”障礙不惜將其打入冷宮之中。

終于在景泰三年（1452年），朱祁鈺廢黜了朱見深的太子之位，將其貶為沂王，從而成功改立自己的兒子朱見濟為太子。只不過朱見濟在第二年就去世了，而這也使得朱祁鈺此前所有的努力付諸東流，其身心也就此遭受巨大打擊，開始每況愈下。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朱祁鈺病重，石亨、徐有貞、曹吉祥等便趁機發動“奪門之變”，重新擁立朱祁鎮為帝，而朱祁鈺則被重新貶為了郕王，不久之后便離奇去世。

而重新登上皇位的朱祁鎮，也隨即開始了對于朱祁鈺的清算，除了給他冠以“不孝、不悌、不仁、不義，穢德彰聞，神人共憤”這樣的惡劣評價外，還廢黜了其帝號，并賜謚號為“戾”，稱其為“郕戾王”，以盡顯對其的批判。隨后更是只以親王禮儀安葬在北京西山，不準其葬入帝王陵園之中，以對其進行報復。

而直到朱祁鎮去世，他的兒子明憲宗朱見深即位后，才為其恢復了帝號。

如果朱祁鈺就此除掉了朱祁鎮，那么就可以改變現狀了么？

相信不少朋友會有這樣的疑問，為什么朱祁鈺不殺掉自己的哥哥和侄子，這樣他就可以安穩的坐在皇位上了，何必在這樣又要養，又要防的，簡直是多此一舉。

如果朱祁鈺真的這么做了，那他就不是朱祁鈺了，實際上，這便是朱祁鈺的一個最大的性格問題與缺陷，就是太過于優柔寡斷。

盡管在很多史料中沒有提及，而是將所有的功勞全都歸結于于謙一人，但如果沒有朱祁鈺的鼎力支持與居中調度，更重要的是，他的堅守無疑給了守城官兵以巨大的信心，所以“北京保衛戰”的勝利與朱祁鈺是密不可分的。

也正是因為如此，伴隨著“北京保衛戰”的取勝，朱祁鈺的名望也得到了顯著提升，算是徹底坐穩了皇位，并且已然有了功勛與登基的“合法性”，可他依然對于朱祁鎮憂心忡忡，極度擔心自己的皇位不保，所以才會對迎請朱祁鎮還朝充滿了抵觸。

而在迎請朱祁鎮回朝后，他先是迫害朱祁鎮，隨后又挑起“易儲風波”，可他做這些之前，卻總要先和朝臣們商議，甚至想到了用賄賂的方式，缺乏當仁不讓的果斷與堅決。這樣一來，不僅自己是畏首畏尾，引發了朱祁鎮對其巨大的仇恨，就連朝臣們都是頗有微詞。況且朱祁鎮此前在位已經十四年，朝中本就有著大量擁護他的官員，如今的情形讓更多的官員對其也給予了充分的同情，而這也最終導致了“奪門之變”的發生。

而與此同時，朱祁鎮在這一時期的表現也非常的謹慎。

一來他深刻意識到了自己的錯誤所導致的“土木堡之變”給整個國家帶來的災難，所以確實也有一點心灰意冷，用隱忍的方式算是為自己贖罪。二來此時的他已然處在“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局面，稍有不慎就會惹來殺身之禍。

因此，朱祁鎮也沒有給朱祁鈺任何的機會和借口，再加上孫太后和朝臣們的暗中保護，最終使得朱祁鎮等到了重掌朝綱的那一天，而朱祁鈺也就此跌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