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應試時，歐陽修把他的文章當成了曾鞏寫的，判他為第二，那么曾鞏到底是第幾名？

答：最先講述“蘇東坡應試因歐陽修和曾鞏之故被判為第二”故事的人，是蘇東坡的弟弟蘇轍。

蘇東坡是個知命樂天之人，在去世之前，就給弟弟蘇轍寫信，他給自己寫墓志銘。1101年，蘇軾去世，蘇轍按照哥哥的囑托，含淚完成了《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

死人為大，不用說，墓志銘都是要揀好話來寫的。

關于哥哥參加科考的這個軼事，蘇轍是這樣寫的：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救之。梅圣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為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為。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置公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

大家都知道，蘇東坡和蘇轍感情深厚，蘇東坡的代表詞作之一《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就是寫給蘇轍的。

另外，因為手足情深，蘇東坡還發過“與君世世為兄弟，再結來生未了因”的宏愿。

這么深厚的感情，是多年累積起來的。

在進入仕途之前，哥倆一起讀書、一起考試，一起游玩，志趣相同，形影不離。

嘉祐二年的科考，蘇轍是和哥哥一起參加的。

所以，蘇轍所說蘇東坡參加科考的這一段軼事，真實性極高。

即后來的《名臣碑傳琬琰集》、《宋史》，以及文獻《誠齋詩話》等都予以引用。

然而，認真推敲，蘇轍的說法還是有些可疑的。

比如，他說“乃置公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這三個訊息，應該是準確無誤的。但說哥哥蘇東坡被“置第二”是歐陽修和曾鞏的緣故，就帶有猜測成份了。

歐陽修把蘇東坡的試卷誤認為弟子曾鞏的，這是歐陽修的內心活動，如果不是由歐陽修本人說出，其他人的說法如何作得準？

查遍歐陽修所有著作，歐陽修本人均沒有說過類似的話，而蘇轍寫這個《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時，歐陽修已作故近三十載，也不可能有他本人對蘇轍說法的態度。

那么，后人把這則故事當成真事，那也未嘗不可。

問題是，后人還誤解了蘇轍所說的“乃置公第二”這個訊息，以為蘇東坡就是該年科考的第二名，即榜眼了。

還有人說，要不是歐陽修搞這出烏龍，蘇東坡就是該年科考的狀元了。

這種說法是很可笑的。

北宋科舉考試共有發解試、省試和殿試的三級考試制度。原本蘇東坡兄弟是應該先在家鄉眉州參加發解試，合格后，再到京師開封參加省試和殿試的。

但是，蘇東坡的老爸蘇洵在《上張侍郎第一書》里說了，“聞京師多賢士大夫，故往從之游，因以舉進士”，實際原因，是這位患有嚴重“恐考癥”的老爸對兒子的才學不夠自信，而開封府分配到的解額比較大。

所以，嘉祐元年（1056），蘇東坡兄弟就在老爸蘇洵的帶領下，千里迢迢趕到京師，通過寄應取解的辦法在開封府參加了發解試，然后于次年參加省試與殿試。

注意，省試并不是僅僅一場考試，而是分多場，要不，蘇轍也不會在“乃置公第二”之后再加“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這一句了。

《文獻通考》載：宋朝禮部貢舉，設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明經、明法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禮部，春考試。合格及第者，列名發榜于尚書省。凡進士，試詩、賦、雜文各一首，策五道，帖《論語》十帖，對《春秋》或《禮記》墨義十條。

這，是北宋前期沿襲唐、五代科考制度的施行狀況。

這制度其實是一直都在調整和變化的。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四記載，太平興國八年十二月，“進士免帖經，只試墨義二十道，皆以經中正文大義為問題。又增進士及諸科各試法書墨義十道。”

同書卷二六又載，到了雍熙二年（985）四月，又復帖經，罷律義。

《宋史》卷一五五《選舉志一》又記，慶歷四年（1044年），進士考試“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通考為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愿對大義者，試十道。”

而因慶歷新政失敗，該制度隨之取消，《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六四稱：“詔科場舊條，皆先朝所定，宜一切無易。”

所以，嘉祐二年的省試考試內容，就是慶歷新政失敗后改回的舊制，即仍當考試詩、賦、策、論、帖經、墨義諸內容。

這些考試內容是怎么設考的呢？

《宋史》卷一五五《選舉志一》有記：寶元年間，宋仁宗曾向龍圖閣學士李淑“訪以進士詩、賦、策、論先后”，李淑的建議是“先策，次論，次賦，次帖經、墨義，而敕有司并試四場，通較工拙，毋以一場得失為去留”。于是，宋仁宗“詔有司議，稍施行焉”。

即：先考策論，后考詩賦、次帖經、墨義，四場并試，最后根據四場考試成績予以綜合評定。

葉夢得在《石林燕語》載：蘇子瞻自在場屋，筆力豪騁，不能屈折于作賦。省試時，歐陽文忠公銳意欲革文弊，初未之識。梅圣俞作考官，得其《刑賞忠厚之至論》，以為似《孟子》。然中引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事不見所據，亟以示文忠，大喜。往取其賦，則已為他考官所落矣，即擢第二。及放榜，圣俞終以前所引為疑，遂以問之。子瞻徐曰：“想當然耳，何必須要有出處。”圣俞大駭，然人已無不服其雄俊。

不難看出，蘇轍所說的“乃置公第二”，是指策論考試。

蘇東坡在策論考試中撰寫的《刑賞忠厚之至論》，已成古今范文，自然是上乘佳作。但一開始并不是定為第一、第二的佳作；而是蘇東坡“不能屈折于作賦”，“已為他考官所落矣”，歐陽修為了援救這一人才，才“即擢第二”的。

蘇東坡也因為這個，在科考結束后在致歐陽修的《謝南省主文啟五首》中表達了謝意，其中有提到：“軾也，遠方之鄙人，家居碌碌，無所稱道。及來京師，久不知名。將治行西歸，不意執事擢在第二。”

另外，蘇東坡又在墨義考試中“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終于在綜合評定中拉高了成績，在省試中順利過關，被禮部奏名為合格進士。

不過，治平元年（1064），司馬光曾狀稱：“所有進士帖經墨義，從來不曾考校，顯是虛設，乞更不試。”即墨義考試內容不受重視，“顯是虛設”，可見蘇東坡在該科考試中位列第一對綜合評定的幫助并不大，《宋會要輯稿》也明確記載：嘉祐二年省試第一為李實。至于蘇東坡在省試中的名次，則不是第一，也不是第二，具體名次，已難于考索。則曾鞏的省試名次就更加難考索了。

話說回來，省試的名次對任官出仕影響并不大——決定功名高低的，是隨之而來的殿試。

本來，宋太祖確立殿試制度以后，殿試通過與否是舉子能否登科的關鍵，但嘉祐二年首開殿試不黜落先例，只在殿試中對省試名次有所升降。

這次的省試狀元是李實，殿試狀元卻是章衡。

蘇東坡殿試的名次，蘇轍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里說得很清楚了，是“殿試中乙科”。

《宋會要輯稿》載：嘉祐二年甲科分為五等，第一甲中，狀元章衡為將作監丞，榜眼竇卞、探花羅愷并為大理評事、通判諸州；第四名鄭雍、第五名朱初平并為兩使幕職官；第六名以下及《九經》及第，并為初等職官；第二甲為試銜大縣簿尉；第三、第四甲試銜、判司簿尉；第五甲及諸科同出身，并守選。

蘇東坡兄弟同榜登科，蘇轍中第五甲，賜同進士出身，不能立即授官，須守選。

蘇東坡為乙科，屬第四甲，賜進士出身，無須守選，可立即授官。但該年，蘇母去世，他和弟弟蘇轍一起回鄉丁憂，也沒有授官。

丁憂期滿后，蘇東坡授河南府褔昌縣主簿，與名列第五甲的弟弟蘇轍之官澠池縣主簿，為同一級別，均為幕職州縣官之最低等“判司簿尉”，也是嘉祐二年進士第三、第四甲授官中的最低級別。

由此可見，兄弟倆在殿試中的成績并不理想。

但是，在蘇東坡兄弟居鄉丁憂期間，嘉祐三年（1058），朝廷下詔：“自今制科入第三等，與進士第一（狀元），除大理評事、簽書兩使幕職官；代還，升通判；再任滿，試館職。制科入第四等，與進士第二、第三，除兩使幕職官；代還，改次等京官。制科入第五等，與進士第四、第五，除試銜知縣；代還，遷兩使職官。”

兄弟倆因此沒有赴任，而積極備考制科考試。

嘉祐六年八月，驚艷時刻到來。

蘇東坡哥倆同時爆發，蘇東坡成績入三等，為北宋舉行制科以來繼景祐時吳育之后的最高成績，因此授官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取得京朝官身份；弟弟蘇轍成績入第四等，除秘書郎、商州軍事推官。

上面的詔書說了，制舉入三等，即依照進士第一（狀元）的待遇授官。實際上，兩宋三百余年，舉行過二十二次制舉御試，制舉共分五等，一、二等為虛設，只有四十多人入等。入三等的，只有吳育、蘇軾、范百祿、孔文仲四人。

可以說，蘇東坡的榮耀，比狀元還高若干倍。

尤其難得的是，弟弟蘇轍也入四等，兄弟同科，前所未有！

據說，宋仁宗讀了東坡兄弟的制舉進策后，欣然作色，對高皇后說：“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

可惜的是，蘇東坡后來并未得任相，堪稱千古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