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終結》作者弗朗西斯·福山近年來多次撰文指出，中國制度具有“強大的國家能力”，中國從秦漢開始就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現代國家”，先于歐洲1800年。
與秦漢同時期的是羅馬。從查理曼大帝到神圣羅馬帝國，從拿破侖到第三帝國，歐洲史上，凡是追求建立大規模政治體時，無不以羅馬為精神象征。
秦漢與羅馬作為兩個都建立在農業社會之上的超大規模政治體，都需要處理土地兼并和小農破產的關系、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政權與軍閥的關系、上層與基層的關系、本土文化與外來宗教的關系。
但兩者的結果完全不一樣。羅馬之后再無羅馬，只有多個信仰基督教的歐洲封建列國。而秦漢之后卻繼續興起了隋唐大一統王朝。
相似的基礎，相似的挑戰，不同的路徑，不同的結果，是本文的主題。
一塊碑文……
2017年盛夏，中蒙聯合考古隊在蒙古國杭愛山一處紅色石壁上，發現了一幅摩崖石刻，蒼古斑駁、模糊不清。
經學者仔細辨認后，確定這就是東漢大破北匈奴后的“燕然山銘”。
“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無數書傳中都說到“燕然勒碑”，卻從沒人找到準確的地方。
作為古代中原人最北之想象，人們終于看到真正的燕然山。
這塊碑文，對羅馬也很重要。正是因為這一仗結束了漢與匈奴兩百年拉鋸戰，使北匈奴一路西走，牽引了中亞草原民族西遷的連鎖運動。
兩個多世紀后，匈人、東哥特、西哥特一波又一波地突破了羅馬邊防，瓦解了西羅馬帝國。
中國史家喜歡說匈人就是匈奴，西方史家不認可。雖然從人種上來說，匈人未必就是匈奴，但引發中亞草原民族大規模西遷的主因肯定是匈奴。
西遷的匈奴與中亞草原上同樣為旱災所困的游牧民族一起，沖向另一個繁榮的農業文明中心——羅馬。
正好趕上西羅馬的“三世紀危機”。搖搖欲墜的奴隸制大莊園生產被游牧民族“踏上最后一只腳”，西羅馬就此崩潰，再沒有統一過。
如果兩漢沒有抵抗住北匈奴的南下，東亞史與世界史都將重寫。氣候成了草原文明的不可抗力，草原文明又成了農耕文明的巨大考驗。秦漢羅馬相隔萬里，都面臨著不可抗力的同樣考驗。兩漢經住了考驗。
漢匈之爭了結于東漢，肇始于西漢。西漢早期就已出現了氣候變化的前兆。匈奴領地連年出現雨雪大災，牲畜大批死亡。
文景時每和親、貿易一次，匈奴就能安穩十年八年。但從景帝末年、武帝初期開始，送財物送公主都不管用了，今年剛送完，明年還來搶。矛盾迅速激化。
西漢武帝時也出現了大規模水災、旱災與饑荒，都靠舉國體制硬挺過來了。是以內生力量消化天災，還是以侵掠游走轉移天災，體現著文明的可持續性。
漢武帝即位7年后（西元前133年），不堪匈奴持續進犯，開始了12年的漢匈戰爭。最終衛青取得河套地區，設立了朔方郡；霍去病打通西域，建立了武威和酒泉郡。
正是有這兩個基地，日后東漢才能打到蒙古高原腹地。
……
東漢制鹽畫像磚拓片，形象再現東漢時蜀地井鹽生產的繁忙景象。西元前120年，漢武帝劉徹任用著名大鹽商東郭咸陽與著名大鐵商孔僅，主導了全國鹽鐵官營，壟斷最大財源，東漢時取消鹽鐵專賣，實行征稅制。
希臘、羅馬的對外戰爭都能掙錢，而漢的開邊都是貼錢，史書上批評其“虛耗海內”。但漢朝要的是人心，而不是錢。
匈奴部眾只要誠心歸附，就是中國百姓，就要以仁義財帛待之，以換“遠人歸心”。這是儒家仁政精神。
仁政的負擔太沉重了。中原和草原同受天災，小農出現了大規模破產——“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
小農不能抗災又不能免債，只好賣掉田宅。賣給誰？自然是賣給巨商大賈。漢朝出現的大商人主導的土地兼并，與羅馬“大土地農業”一樣；投機商和大地主們從來“不急國家之事”，也與羅馬一樣。
商人們的財力早已壓倒了各級政府，但當朝廷要平七國之亂而向富戶借錢時，富戶們覺得朝廷未必打得贏而不肯借。
從文景開始，朝野就在爭論農商矛盾的解決辦法……最終解決的還是漢武帝。
有人為他發明了一套既不退回秦制，也不加小農稅賦，還能增長國家財力的方法，“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這個人，既非儒家也非法家，而是一個商人。
桑弘羊是商？是官？是儒？是法？
在景帝去世前的最后一年，洛陽城巨商之子桑弘羊，以特殊才能“心計”（心算）進入宮廷做“郎官”。這一年他才13歲。
和長安不同，洛陽是商業都市，居民都“喜為商賈，不好仕宦”。漢朝也不讓商人做官，做“郎”的資格只有郡守和將軍的后代才能享受。商人世家子弟能破例進宮很不容易。
桑弘羊進宮是為了給16歲的少年天子劉徹當伴讀。劉徹讀什么書，他就跟著讀什么。劉徹微服野游，他就去侍衛。
劉徹的侍衛大多成了名臣名將，他卻20年沒得到重用。直到商人拒捐馬匹給匈奴這件事發生。
憋了一肚子氣的劉徹，在桑弘羊的策劃下，于西元前120年，做了一件讓儒生們目瞪口呆的事——他任用了著名的大鹽商東郭咸陽與著名的大鐵商孔僅，主導了全國鹽鐵官營。
伴讀郎官桑弘羊則以“計算用侍中”，在內廷里予以配合。
鹽鐵官營，是指將此前由民間經營的制鹽鑄鐵行業，轉隸官方實行更大規模經營。鹽和鐵是古代社會最大消費品，官方經營就是壟斷了最大財源。
很多人批評這是國家與商民爭利，但幫國家搞壟斷鹽鐵的，竟是鹽鐵商家本人。這就奇了。羅馬商人用財力挾迫國家讓自己發財，漢朝商人卻幫國家搞宏觀調控。
桑弘羊還發明了“均輸法”和“平準法”。
均輸法，就是各地的“土貢”以當地最豐饒之物品上交，再由官營網路運往稀缺地區出售。對民間而言，可以避免中間商的盤剝；對國家而言，亦在不增加農稅的情況下獲得了巨大財力。
平準法，就是以官營網路解決價格波動。某種商品價格過分上漲或下跌，國家就向市場拋售或買進該商品，以平抑物價。
而羅馬帝國戴克里先皇帝在面對物價波動時下過一道限價敕令（西元301年），從商品到工資都規定了最高價格，結果失敗了。朱理安皇帝在西元362年也試了一次，同樣失敗了。
桑弘羊還統一了幣制，將各郡國分散的鑄幣權收回到朝廷，銅錢都是用統一鑄造的“五銖錢”。而羅馬只實現了金幣銀幣由國家鑄造，日常交易的銅錢仍歸各城市獨自鑄造。
正是這套宏觀調控財經制度，幫助漢朝同時扛過了農業災害和匈奴進犯，用“均輸”“鹽鐵”之積蓄，既支付了戰士俸祿也賑濟了北方饑民……
桑弘羊還干了兩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假民公田”。西元前114年，他首次赴外朝上任（大農中丞），就將從投機商人和高利貸者手中沒收上來的土地，重新租給無地的流民耕種。
羅馬也有公地制度，即從征服土地中拿出一部分租給貧民。但仍擋不住權貴者的大量侵占，致使公地越來越少，國家最終喪失了調節能力。桑弘羊的“假民公田”（西元前114年）與羅馬格拉古兄弟因土地調節被殺（西元前133年、121年）時間相距不遠，卻是一個成，一個敗。
他干的第二件大事是西域。漢朝設立河西四郡，本來只是軍事點，正是在桑弘羊的建議下，征發了六十萬戍卒河西屯田。這花費了數以億計的財富——“中國繕道饋糧，遠者三千，近者千余里，皆仰給大農。”
沒有這個基礎，東漢的班超就建不了西域都護府，絲綢之路就永遠打不通。桑弘羊對西域比朝廷還要狂熱。在劉徹晚年，桑弘羊還力主“屯田輪臺”徹底鞏固西域。最后還是劉徹先放棄了，發布《輪臺詔》，下令“棄武歸文”。
一個巨商之子為何如此執著地為貧民分土地，為朝廷開西域？因為他讀《春秋》。他少年時和劉徹一起讀了《春秋》《魯詩》《尚書》。老年之后，在鹽鐵會議上舌戰群儒時，他還能句句引用春秋大義和儒家經典。
自劉徹開始從貧寒儒生中選拔文官后，民間儒學蔚然成風，不談“王道”都會被樵夫舟子恥笑。
沒有這樣的文化氛圍，產生不出這批發明了“宏觀調控”的大商人們。和他共同搞鹽鐵官營的商人東郭咸陽與孔僅，也同樣為朝廷奔波到老。
桑弘羊一直保留著商人習氣。他不認為持家必須簡樸，反而得意地夸耀如何“善加籌策”朝廷的賞賜和俸祿而使自己過得更富裕。他的子弟也曾因游獵被都城治安官查辦。
但他靠中央集權搞出來的那些錢，全部投入了西北的屯田與山東的水患，投入到了“經營天下”。
他服膺儒家精神，卻看不起儒生空談“不知治世而善訾議”。他的觀點沒錯。
漢朝所有的成就，沒有中央財政體系，是根本無法實現的。
桑弘羊是商？是官？是儒？是法？他開啟了一個永恒的話題。
商道的使命，是追求一個跨越任何束縛的私人商業帝國，還是在獨善其身之外去兼濟天下？這是中國商人心中永遠的掙扎，帶來了各種截然不同的命運。
“羅馬最富有的人”
和桑弘羊同時，羅馬的頭號巨商是與凱撒、龐培齊名的“前三頭”之一克拉蘇。他干了件最著名的大事，鎮壓了斯巴達克斯大起義。
克拉蘇是“羅馬最富有的人”。普魯塔克記錄道，他致富的方法是，利用羅馬沒有消防隊，自己成立了一個500人的私人奴隸消防隊。誰家的房子著火了，他就帶人堵在門口要求廉價收購房產。如果房主答應，他就滅火。
如果不答應，就任由其燒光。等房主不得已將房子低價賣給他后，他再加以整修，高價租給原來的苦主居住。就這樣，他空手套白狼，買下了大半個羅馬城。
他還經營著羅馬最大的奴隸販賣生意，從義大利的種植園，到西班牙的銀礦，到處都是他賣出去的奴隸。他死后的遺產，相當于羅馬國庫的全年收入。
他從政后的慷慨，與經商時的盤剝同樣驚人。他拿出財產的十分之一辦慶典，給每個羅馬公民發三個月生活費。
這一票拉的，在西元前70年輕松競選成功，與龐培一起任命為聯合執政官。偉大的凱撒拼命苦戰了十年，才勉強與他倆并稱“前三頭”。
克拉蘇的名言是，不夠武裝一個軍團，就不能算作富人。他死于率領羅馬軍團遠征安息帝國的途中，戰斗和死亡都十分英勇，充滿羅馬風范。
但他打安息不是為了國家，而是為了自己——羅馬的潛規則是，誰打下新行省，誰就有權利先行搜刮那里的財富。他沒有成功，帕提亞騎兵砍下了他的頭顱，往里面灌滿了黃金。
克拉蘇這類的商人政治家，在中國不可能出現。其發家手段在商界都得不到尊重，更不要說當政治領袖。
克拉蘇雕像
而在羅馬，只要他的財富足以武裝起一支軍隊，只要他的財富足以搞定更多選票，都可以。
羅馬創造的地中海世界里，產生了大量克拉蘇式的金融家、包稅人、奴隸販子，他們投資羅馬的政治，但在羅馬崩潰后，他們都沒受影響。他們和蠻族和教會充分妥協，轉化成新的封建領主。
近代以來，總有人認為明末才有資本主義萌芽，商業精神似乎是儒家農業文明主干上的支流。
實則不是。中國的商業精神不是其支流，而是其內在的重要部分；不是天生不足，而是天生早熟；不是被動接受了儒家，而是對儒家進行了實質性修正。正如桑弘羊在晚年的鹽鐵會議上提出的，商業亦可立國（“富國何必本農，足民何必井田”）。
他認為，國家要建立大市場，匯聚萬貨，讓農、商、工、師“各得所欲，交易而退”。他還說，國家沒能讓人民富裕，不是因為道德問題，而是因為工商業不發達。“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于財者，商工不備也。”
這些來源于戰國時代齊國的“管子輕重之學”。輕重學派明確地提出用市場調節財富，用貨幣塑造價格，用利益機制來引導社會行為，反對以行政手段強制管束。這些思想是非常現代的。
我們經常低估了先賢的價值。中國最終沒有發展出資本主義經濟，有很多原因，但并非沒有工商文明的種子。
中國工商業一開始就被儒家套上了道德倫理，后來又被套上了家國責任。有人說，正是這種雙重束縛，讓我們沒能早產生西方式企業家。
然而，道德倫理和家國責任正是今天西方企業家們非要回答不可的問題：自利和利他的關系？純粹自利能否自動達成社會共利？國家和個人的邊界？自由經濟能否脫離國家主權？
這些問題，中國2000年前就開始思考了。
高峰找優點，低谷尋缺陷
秦漢與羅馬，兩條不同的文明道路，各有高峰低谷。我們不能用別人的高峰來比自己的低谷，也不能用自己的高峰去比別人的低谷。
我們應當從高峰中體會到彼此的優點，從低谷中體會到彼此的缺陷，再尋找各自改進之途。中國歷史遠非完美無缺，否則就不會在近代遭遇慘敗。
中華文明仍需轉型提升，才能真正體現與時俱進的能力。
在真實的世界里，沒有一種政治制度，能僅僅依靠制度本身得以成功。制度發揮好壞，取決于運行制度的人。
因此每一種制度的真正生命力，在于是否能源源不斷培育出既能維護根本價值觀，又能填補其缺陷的人。
今天，在于是否能培育出既能擁抱世界多元，又能堅持自身一體的青年一代。
中國不是唯一的古老文明。其他古老文明也掙扎在“現代化”和“重新審視自己”的痛苦中。
然而，他們必將完成現代化，也必將開始講述被現代化一時遮蔽的古老價值。中國如能與西方完成文明對話，就會為所有古老文明互融互鑒開辟出一條近路。
東方和西方，都站在自己的歷史遺產上，誰都不可能推倒重來。但我們依然可以商量著來。
推薦語
易中天 著名作家、學者：
人類文明有民族性的、地區性的和世界性的 ，漢與羅馬是歷史上最早的世 界性文明 ，長安城和羅馬城是當時東方和西方的世界首都 。
比較這兩大文明 ，無疑是極具挑戰性的課題，也是讓人興致勃勃的探險活動。潘岳先生以歷史文獻為據，出土文物為證，帶我們走在山重水復之路，又時有柳暗花明之驚，確實應該推薦。
馬克思說過 ，哲學并不要求人們信 仰它的結論 ，而只要求檢驗疑團。史學也一樣。請以這樣的科學態度來閱讀吧！
張肇麟 翰瀾書院創始人、正和島·翰瀾大匠塾首席導師：
歷史是一面最有價值的鏡子，但是我們所談論的歷史又只能是一種主張之下的見地。潘岳先生對東西方歷史脈絡的梳理比較，充滿啟發性的洞見。
我們作為讀者不僅要認真審思（東西方文化）其中的得失，更要透徹地領會潘岳先生從歷史感悟中表達的政治主張。
潘岳先生在文章最后發出的感嘆尤其充滿睿智，那就是在西方不太容易理解東方文化，而如今形勢又容不得東西方相互陌視的情況下，中國智慧如何率先取得溝通東西方的話語突破。
這是主動進取性的、積極的國家戰略！借鑒歷史，比較東西差異，中國智慧有能力、有機會在融入世界主流的關口進行更深入的開放、改革，同時在主動變革中展現、發揮制度自信與民族文化自信，化危機為機遇。這是文章的精華。
文中關于中國哲學以及中國文化的宗教性的部分觀點，以及文化基因跟當今現實聯系的必然性和決定性的某些傾向，還有商榷空間。
我滿懷希望地期待潘先生的文章還能激發人們更多的討論和思考，我個人對中國文化（與異域文明）的包容性及其對（支持）科學、哲學、商業的發展前景的開放性持有樂觀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