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脫離了我的家鄉，拋棄那無盡的寶藏，流浪！流浪！”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一曲《松花江上》，唱不盡三千多萬東北民眾失去家鄉、慘遭奴役的悲憤。
文物無言，歷史有聲。今天，讓我們一起回望“九•一八”，傾聽那些歷經戰火的文物背后的故事，感懷先烈，不忘國殤。
“九•一八”事變柳條湖爆破地點碑
1931年9月18日晚，日軍炸毀沈陽柳條湖附近的南滿鐵路路軌，反誣中國軍隊所為，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開始了蓄謀已久的侵華戰爭。1938年，日軍為宣揚“柳條湖事件”的“功績”，在事變地點附近建立了爆破地點碑。
這塊沒有碑志和銘文的石碑，每一寸都刻錄著侵略者的殘暴。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沈陽人民將這塊“炸彈碑”推倒。如今，石碑陳列在沈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廣場東側。
劉仲明使用過的Agfa120相機
1931年，國際聯盟組織（簡稱：國聯）派遣調查團前往中國東北調查“九•一八”事變和“滿洲國”真相。鞏天民、劉仲明、畢天民、張查理等九位沈陽各界愛國人士不畏犧牲，搜集了大量日本侵華證據，被敬稱為沈陽“九君子”。醫學教授劉仲明以相機為“武器”，冒著生命危險收集日軍侵略東北、奴役中國人民的罪證，為《國聯調查團報告書》對日軍侵華行為的定性提供了重要的影像材料。
1931年沈陽“九君子”搜集日軍侵華罪證材料合輯《TRUTH（真相）》（復制件）
“如果我回不來，不要去找我！”日軍侵占東北期間，鞏天民每次出門都會向妻子這樣交代。為揭露日軍侵華事實，沈陽“九君子”將冒著生命危險搜集到的日軍侵華罪證譯成英文、裝訂成冊，并在外包藍布袋正面繡上“TRUTH”（真相）字樣。幾經周折，這份材料被秘密遞交給國聯調查團。300余件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和拼湊偽滿洲國的各種命令、布告、報道、目擊證言以及大量圖片等日軍侵華的直接罪證，是《國聯調查團報告書》對日軍侵華行為定性的重要證據。
平頂山慘案遺址出土的子彈頭
1932年中秋節過后，侵華日軍在平頂山制造了一場針對無辜平民的大屠殺。這5枚銹跡斑斑的子彈頭，于1971年在撫順平頂山慘案遺址出土。這些沾染著平頂山無辜平民鮮血的子彈頭，是侵華日軍屠殺無辜百姓的鐵證。
平頂山慘案遇害群眾遺留的懷表
這只懷表于1971年從撫順平頂山慘案遺址出土，表蒙有明顯的裂痕，表盤內已經沒有指針。雖然銹蝕嚴重，但仍能看到被火燒過的痕跡。這只沒有指針的懷表，凝固了時間，也凝固了侵華日軍的滔天罪行。
左秀海獄中書簡
“所恨者未能殺敵首萬千，以消我胸中豪憤耳。”“九•一八”事變后，積極組織領導鳳城縣抗日救國活動的左秀海不幸遭叛徒出賣被捕入獄。1937年1月，身在獄中的他用鉛筆在黃色稻草紙上寫下留給妻子的遺書，字字泣血。1937年農歷正月二十二，左秀海被奉天日本陸軍軍事法庭以顛覆罪非法宣判死刑，英勇就義。
東北抗聯第一軍政治部主任宋鐵巖用過的書箱
1937年2月11日，東北抗聯第一軍政治部主任宋鐵巖在與日偽軍的激戰中壯烈犧牲，將熱血灑在了他誓死捍衛的白山黑水間，年僅28歲。這個書箱是1926年宋鐵巖結婚時新做的書箱，蓋內有他的筆跡。他曾用這個書箱在家中存放日記、信件、保密文件和進步書刊。
車向忱夫婦用過的手提兜
“還我河山”，車向忱夫婦用過的手提兜上，四個字依然清晰。“九•一八”事變后，東北淪陷，教育家車向忱多次往返關內外，積極組織抗日救亡運動，還創辦了許多平民學校。這個手提兜原為白色，歷經歲月和戰火，現已陳舊發黃。布兜正面繡有黑色“收復東北失地，1938”字樣，背面寫有“還我河山”字樣。
抗日戰爭時期東北抗聯戰士靰鞡鞋
這是一雙造型奇特的鞋：鞋面抽成一圈均勻的褶兒，褶兒后面是一個向上凸起的“舌頭”，鞋口周邊再竄上細細的牛皮帶子。這種鞋被稱作“靰鞡鞋”，是抗聯戰士們冬日作戰的重要“裝備”。靰鞡鞋用厚厚的牛皮縫制而成，既溫暖又舒服。
抗聯被服廠縫紉機
日本侵略者為穩固偽滿洲國殖民統治，集中兵力“圍剿”東北抗聯。將士們不僅面臨著復雜艱辛的作戰環境，后勤補給在層層封鎖下也捉襟見肘。為保障戰士們的后勤供應，抗聯被服廠用這些縫紉機趕制軍裝及后勤備品，為前線將士送上補給。
不忘國恥方可奮發圖強，銘記歷史才能開創未來。在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中華兒女萬眾一心不畏強暴，奮起抗戰十四載，最終取得近代以來抗擊外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勝利。
今時今日，以史為鑒，吾輩更要振奮民族精神，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積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