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18日，距離1931年9月18日已經過去了足足89年，89年前的今天，日本帝國陸軍借口自己的鐵路被炸，對中國東北發動大規模進攻，拉開了日本對中國殘酷的14年侵略的序幕。在長達14年的和日本帝國主義的斗爭中，當時落后的農業國中國面對日本這樣的半工業化國家，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據估計，總計有超過3500萬中國軍民傷亡，直接經濟損失超過6500億美元（1945年幣值），代價不可謂不高昂。
由于總體國力方面的差距，面對日本侵略付出重大代價，這也是沒有辦法避免的。但回首1931年之前的時間，通過戰后的歷史資料來看，當時的國民黨政府著實犯下了一系列錯誤，令日本更加容易得逞，也令我國的抗戰更加艱難。如果要做一個總結，可以說國民政府先是過于天真寄希望于國際聯盟，毫無外交主動性、再是大敵當前不思對外反而對內，給日軍可乘之機、最后則是對明顯的日軍調動不敏感，失去軍事主動權。
首先是外交方面的失敗，國民政府當時其實希望當時的國際聯盟能夠出面，限制日本對中國的野心。當時的國際聯盟其實是一個類似今天聯合國的組織，但當時的國聯力量松散，缺乏對下屬國家的約束，事實上后續不僅是日本，德國、蘇聯等大國都退出國聯，可見這個組織的實際約束力不足，還是要看成員國各自之間的關系。國民政府當時希望美國為首的大國對日本進行限制，但美國孤立主義情緒濃重，當時不僅沒有主動遏制日本對華侵略的意愿，反而大有犧牲中國利益來換取日本停止擴張的戰略。可以說，如果日本不是在后續加大擴張步伐并主動偷襲珍珠港，美國是不會對中國抗日提供實際性支持的。國民政府忽視了自己在國際外交上無牌可打的事實，寄希望于國聯介入，這在一開始就是最大的錯誤。在918發生后，蔣介石給地方軍隊的批示是”已提出國聯。此時我國應上下一致，嚴守紀律確定步驟，勿為日人借口”。簡單說就是別反抗，等國際聯盟介入，現在看來這實在是太過天真。
（當時蔣介石寄希望于國際聯盟）
其次，著名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我們應該是耳熟能詳的，這種政策要求把抗日放在內戰之后，這就為日本的侵略行了方便。918事件發生時，蔣介石本人都在去江西南昌的路上，其軍事部署重型也圍繞著”剿共”進行，其他方向根本不是重點。張學良的東北軍持被動守勢，其實也是因為蔣介石的戰略重點已定，其他方向不可能采取主動行動。假設國民政府能夠以大局為主，將兵力集中至東北，加上原本的20萬東北軍，即使日軍戰力強大也不至于無招架之力。
最后，在918事件發生之前，日本關東軍方面的部署是非常密集的，當時日本內閣畏懼獨斷專行的日本軍方，因此盡管日本官方沒有大的動向，僅看日本關東軍的調整也應該對其有所警惕。事實上，918事變是日本關東軍擅自發起，隨后裹挾日本政府承認既成事實的事件，盡顯日本軍方的獨斷。對此，東北張學良方面準備不足，甚至命令士兵保持克制不要還擊（長期以來有說法認為是蔣介石要求不得還擊，但近年解密資料顯示是張學良自己的決定），這就令20萬東北軍面對2.5萬日軍精銳時顯得非常被動。總之，918事件之前，日軍的活躍的部署和增兵活動本應引起東北軍戒備，但張學良的行動顯示出他絲毫沒有軍事才能和戰略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