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為興唐名將，郭子儀和李光弼的人生結局為何不同？

這是一個六千字的長回答，我們不但會縱觀李光弼的一生，分析他在安史之亂中主要戰績，還將分析他與郭子儀不同人生結局的原因，以及安史之亂對大陸歷史進程的深遠影響。

在平定安史之亂的過程中，如果單以軍工而論，李光弼確實勝過郭子儀一籌，因為在交鋒最慘烈的河南、河北地區，每次與叛軍正面交手都有李光弼的身影。

可以這么說，李光弼的人生就是為了安史之亂準備的，如果沒有安史之亂，恐怕他也沒機會封郡王、賜丹書鐵券、繪像凌煙閣、謚“武穆”。

李光弼營州柳城（今遼寧省朝陽）人，契丹族。其父李楷洛，原為契丹酋長，武周時歸降，累官朔方（治靈州，今寧夏吳忠市境內）節度副使，暴卒于戰場，謚“忠烈”，封薊國公（一作郡公）。

軍人家庭長大的李光弼，自幼喜讀《漢書》，尤擅騎射。他為人嚴肅剛毅，治軍極嚴。在朔方節度使王忠嗣賬下時，深得王忠嗣器重，曾當眾言道：“他日得我兵者，光弼也。”

安思順（安祿山堂兄弟，后因安史之亂被哥舒翰所誣，蒙冤被殺）接任朔方節度使后，也非常器重李光弼，想把女兒嫁給他結秦晉之好，但性情嚴謹的李光弼不愿過多牽扯高層傾軋，托病辭官而去。

當時青睞李光弼的并不止有安思順，還有安祿山。

時任范陽、平盧、河東三鎮節度使的安祿山也很注意扶持羽翼，謀士高邈早知李光弼的將才謀略，便勸安祿山延請李光弼入幕任左司馬，但安祿山并未采納，推婚事件發生后不久，哥舒翰便推薦朝廷召李光弼入長安為官。

自感錯失良機的安祿山長為此憂形于色，但也只能安慰自己，賬下的史思明也足堪大任。

安祿山在這點上并未走眼，安史之亂中晚期，正是此二人，在中原斗得上天入地。

西元755年（天寶十四年），安史之亂爆發時，李光弼正在長安，并不是軍職。但他毅然奉召奔赴了戰爭的最前線，在他身后留下了一連串浸滿鮮血的足跡——常山之戰、嘉山之戰、河陽之戰、太原之戰、鄴城之戰。

常山之戰

常山郡位于太行八陘——井陘東口土門關附近，自古以來便是兵家必爭之地，號稱“三省通衢”。

安史之亂爆發后，顏杲卿、顏真卿兄弟為了緩解關中的壓力，毅然在河北、山東舉義旗歸唐，但很快便被史思明叛軍撲滅。

身在山西的朔方軍想要東進，必須首先打通井陘孔道，坐控土門關的常山便是第一個重要目標。

唐天寶十五年(756)初，李光弼趁史思明北返之機，率軍五千突破井陘天險，出其不意的奪取了常山郡。

拿下常山郡后，他首先釋放了被史思明關押的百姓，并親自祭奠了顏杲卿的親族。

當地團練將叛將史思義綁來投降時，李光弼親自為其松綁，并開誠布公的向他詢問叛軍動向。這讓史思義非常感動，他對李光弼說道：“王師遠來，必已疲憊，如與賊野戰，必不利！將軍來前，吾已報，（史）思明必來救，不若以逸待勞。”

李光弼聽后，深以為然，馬上命軍士堅壁清野，嚴守城防。史思明收到消息后，果然帶兩萬騎兵直撲常山，一看城池已失便立刻組織攻城。

早有防備的李光弼先以五百弩手、一千弓兵梯次射擊，大量消耗叛軍攻城部隊。等待敵軍受挫后退，李光弼親率長槍兵出城，在城下結成戰陣。如林長槍之下，史思明的騎兵優勢即無從發揮，叛軍士氣再受打擊，只得暫時退兵。

但李光弼卻不愿意放過稍縱即逝的戰機，他派游騎遠遠跟隨退去的叛軍，當叛軍在野外埋鍋造飯時，唐軍千余輕騎突然襲擊，陣斬五千余級，叛軍大挫。

隨后，李光弼又配合從山西趕來的郭子儀，在九門城痛擊史思明叛軍，平定藁城，攻取趙郡（今河北趙縣）。

嘉山之戰

天寶十五年(756)四月，朔方軍大敗史思明后，一直追擊到博陵(今河北定州)。史思明集眾固守，唐軍攻城十日不下。

五月，郭子儀、李光弼決定撤圍回軍常山郡。不甘心失敗的史思明，率數萬人馬尾隨而來。

唐軍乘機回軍反擊，在沙河（今河北行唐、新樂之間）再敗史思明。安祿山得知史思明連戰皆北，命大將蔡希德率2萬步騎來救，又命范陽守將牛廷玠率萬余人南下，配合史思明夾擊唐軍。

郭子儀、李光弼進至恒陽(今河北曲陽)時，與攜五萬余眾而來的史思明相遇。面對擁有大量精銳騎兵的叛軍，郭、李二人再次采用了以逸待勞的戰術，命軍士深溝高壘，嚴防死守。但夜晚卻不斷派死士夜襲叛軍營帳，使叛軍窮于應付，無法休息。

五月二十九日，唐軍事先于嘉山設伏，誘叛軍前來，被疲勞戰術攪得心浮氣躁的史思明果然上鉤。當盤軍進入嘉山唐軍伏兵四起，叛軍潰敗，陣斬4萬級，繳獲戰馬五千匹。

史思明被打得披發赤足，逃往博陵。李光弼乘勝追擊，進圍博陵，郭子儀準備北進范陽。嘉山大捷，唐軍聲威大振，河北十余郡的地方官吏和軍民紛紛起來殺死叛軍守將，歸順唐軍。

當時的形勢對唐朝來說可謂一片大好，哥舒翰在潼關據險死守堵住叛軍西進關中之路。郭子儀、李光弼在山西、河北爆錘史思明，打的安祿山首尾難顧，當他得知唐軍開始威脅老巢范陽時，一度決定回師范陽另謀他途。

就在此時，唐玄宗估計覺得事兒不夠大，給自己這個“干兒子”送了一記神助攻。

他強逼哥舒翰放棄潼關天險，出關與叛軍野戰，結果唐軍慘敗，哥舒翰也被俘而降。潼關失陷將安史之亂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不但關中地區慘遭涂炭，連戰連捷的河北唐軍也不得不轉入守勢。

太原之戰

郭子儀在收到“哥舒翰敗，天子入蜀，太子即位靈武”的消息后，不得不放棄河北地區的勝勢，率軍奔赴靈武護駕。

叛軍兵入關中后，在山西、河北展開了大規模的攻勢，李光弼只能以弱勢軍力苦苦支撐。

他先是連挫叛軍多次進攻，還在河陽（今河南孟縣南）巧施“美馬計”弄走了叛軍幾百匹良馬，氣的史思明暴跳如雷，但面對跨越黃河兩岸三城相連的河陽堅壁，史思明始終無可奈何。

但在河北則是另一番景象，史思明率領的叛軍迅速南下，再奪常山郡席卷河北全境。

西元757年(唐肅宗至德二年)正月，史思明自博陵、蔡希德自上黨(今山西長治)、高秀巖自大同(今山西朔州東北馬邑)、牛廷玠自范陽(今北京城西南)會兵10萬，圍攻李唐龍興之地，慘烈的太原攻防戰，就此拉開序幕。

這時，朔方軍精銳都被郭子儀帶去護駕，李光弼手下只有河北兵士五千人，即便算上地方團練也不足萬人。

面對叛軍滔天勢焰，李光弼賬下諸將都惶懼不安，主張憑借晉陽堅城死守。但李光弼確認為守城必輔以野戰，他力排眾議分精兵在山中埋伏，自己則在城中動員軍民挖壕筑壘，并事先打制了幾十萬塊土坯磚，一旦城墻破損馬上便能修復。

對于心中揣測的諸將，他當眾將一把小刀放在靴內，并立誓“城在人在，決不投降”。

李光弼“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決心，迅速感染了唐軍將士，當叛軍攀城仰攻時，唐軍上下以死相搏，堪堪頂住了叛軍的狂潮。

史思明見仰攻堅城部署損失太大，便從山東運取攻城器械，并以三千蕃兵護送，不料這正好成了潛伏唐軍的盤中餐，埋伏已久的唐軍一擁而上，將蕃兵全殲。

除此之外，李光弼還打起了地道戰。他先派人挖掘地道通至城外，然后另派將領出城詐降。久困太原不能得手的史思明大喜過望，以為堅城唾手可得，不疑有他。

等到約定的時間，唐軍果然打開城門出城偽降，但等到詐降唐軍快要接近叛軍大營時。營中突然地陷，摔死千余人，一時煙塵彌漫，亂做一團。唐軍乘機擂鼓吶喊，猛烈沖擊，一戰殲滅叛軍萬余人。

就在太原攻防戰進行最為激烈之時，叛軍內部卻發生了驚變，安祿山被兒子給剁了。

安慶緒繼位登基，沒了安祿山鎮場子，要說史思明心里沒想法我是不信的。恰好，安慶緒命史思明回守范陽，只留下蔡希德等繼續圍困太原。

史思明率軍返回范陽后，叛軍攻勢漸弱，李光弼敏銳察覺到了叛軍的變化，感覺反攻的時機已經成熟。

他效仿田單破燕的“火牛陣”，將兩百多頭耕牛分為四隊，牛頭綁兩把尖刀，牛尾捆扎浸油麻布，趁夜色偷偷出城，在敵營前點燃牛尾，

黃牛發瘋般地沖進敵營，唐軍趁火勢、借牛威，鼓噪殺入敵軍大營，被踩死、燒死，斬殺的叛軍多達六萬之眾，太原之戰以唐軍大勝告終。

太原之戰奠定了山西戰爭態勢，也為日后唐軍收復兩京打下了基礎。此戰之后，唐廷任命李光弼為太尉，兼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魏國公，實封八百戶。

鄴城之戰

西元757年（至德二年），唐軍在回紇幫助下克復兩京，隨即光復河南諸郡，逃至鄴城的安慶緒，集合上黨(今山西長治)、穎川(今河南許昌)、南陽(今鄧州)等地叛軍匯聚鄴城，手下又有了6萬余人，準備和唐軍在城下決戰。

乾元元年(西元758)九月，李亨命郭子儀、李嗣業等七鎮節度使，領兵二十萬（號稱六十萬），圍攻鄴城，同時又名又命李光弼、王思禮兩節度使率所部助攻。這幾乎是唐庭能夠動用的全部軍隊，可以看出唐朝對于鄴城之戰的重視。

但詭異的是數十萬唐軍居然沒有指派一個將領統一調度，而是任命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監督各軍行動。唐軍前線軍事行動的決定權，落在一個宦官手中，成了唐軍潰敗的伏筆。

鄴城之戰初期，唐軍行動順利，在衛州(今河南衛輝)、愁思岡（鄴城西南）連敗安慶緒叛軍。叛軍退回鄴城死守，安慶緒派人向身在范陽的史思明求助，許“讓帝位”以求史思明發兵相救。

史思明帶胡兵十三萬人自范陽南下救援鄴城，十二月，史思明擊敗唐軍崔光遠阻擊，奪占魏州(今大名北)后，按兵不動，坐視唐軍與安慶緒叛軍在鄴城血戰。

唐軍在鄴城城下，晝夜攻城，但叛軍和城中百姓早已得知洛陽破城后，被回紇兵洗劫蹂躪的慘狀，反而同仇敵愾協助叛軍拼死守城，讓唐軍圍攻數月不能得手。

乾元元年(西元759)正月，李光弼向魚朝恩建議，唐軍分兵逼近魏州，各個擊破史軍，但魚朝恩不聽，數十萬唐軍在鄴城圍坐一團，毫無作為。

時至西元759年(乾元二年)二月，圍城四月的唐軍，在鄴城城下天寒地凍、師老兵疲，士氣漸漸低落。史思明又截斷了唐軍的糧道，唐軍面臨斷糧的危機。

三月初六，史思明見唐軍軍勢已怠，領五萬精兵與唐軍在安陽河北(今河南安陽北)與唐軍李(光弼)、王、許、魯等部激戰激戰，雙方血戰經日不相上下。

郭子儀帶兵前來援助，就在唐朝援軍列陣之時，突然狂風大作，對面不見人影。唐軍大旗旗桿被風折斷，將旗落地，唐軍大驚，自相潰散。

史思明見狀鼓動精銳趁勢掩殺，唐軍大潰，四散奔逃。所幸，史思明的軍隊在風中也混亂不堪，他見難再有戰果，便使軍逐次向北撤退。

這時，唐軍軍中無帥的弊病表露無遺，亂軍中無人統一調度，各節度使紛紛帶軍馬逃回本鎮，潰兵一路燒殺劫掠，數十萬唐軍作如鳥獸散，鄴城之戰也唐軍慘敗告終。

鄴城慘敗后，魚朝恩將兵敗的責任推至郭子儀頭上，唐肅宗將郭子儀召回長安，奪了他的兵權，委任閑差，監視了起來。

唐朝猜忌重將的做法，給李光弼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陰影，也成了日后事件發端的導火索。

鄴城之戰后，唐肅宗李亨開始收攏兵權，擴充禁軍，并將禁軍軍權交予李輔國、程元振等宦官之手，宦官勢力漸漸做大，李輔國后官至宰相，朝中大事盡由宦官定奪。這也是晚唐時期，宦官把持朝政，甚至能動輒廢立皇帝的緣起。

愧恨而逝

鄴城之敗成了安史之亂的另一個轉折點，唐軍疾風暴雨般收復失地的勢頭受挫，洛陽再度淪陷于叛軍之手。但叛軍內部再生波瀾，史思明殺安慶緒，自稱大燕皇帝，改年號為順天。

不過，史思明西進關中的愿望再度被阻。乾元二年十月，史思明在河陽(今河南孟縣南)遭受了李光弼及所部仆固懷恩、荔非元禮的迎頭痛擊。雙方你來我往激戰月余，叛軍始終不能在河陽得手，期間還被李光弼尋了個破綻抄了后路，史思明見勢不妙退軍回洛陽據守。此后年余，兩軍在河南血腥絞殺不已，戰事漸成僵局。

上元二年（761年）二月，肅宗輕信魚朝恩的鼓動，命李光弼冒險進攻洛陽。

李光弼無可奈何，留李抱玉守河陽，自己與朔方節度副使仆固懷恩會同魚朝恩進攻洛陽。結果，仆固懷恩違背李光弼軍令，在平原布陣與史思明野戰，被精于騎射的叛軍騎兵殺的大敗。

李抱玉把河陽也丟了，唐軍被迫退守聞喜（今山西聞喜），所幸叛軍內部再度展開連環殺，史思明被其子史朝義殺死，史朝義繼帝位，年號顯圣。

西元763年（唐代宗廣德元年）十月，吐蕃軍隊突破大震關（陜西隴縣西境），兵鋒直指長安。

剛剛登基不久的唐代宗李豫出逃陜州（今河南三門峽市），吐蕃軍隊隨即占據長安，立廣武王李承宏為傀儡皇帝。

身在陜州的代宗急招諸節度使勤王，但名將中李光弼和仆固懷恩均漠然視之，拖延不去，只有被奪了兵權的郭子儀，奔走募兵抵抗吐蕃。

公允的說，李光弼和仆固懷恩的情況尚有區別。

身在汾州（今山西汾陽市西南，隰縣附近）的仆固懷恩坐擁數萬朔方軍，是最有條件入關中勤王的，但此時仆固懷恩的異志已現，緊隨安史之亂的仆固懷恩之亂已見端倪。

而李光弼則完全是心魔難除，一直被朝廷的猜忌和郭子儀被罷免的陰影籠罩著。

隨著，郭子儀收復長安，擊退吐蕃軍隊后。代宗任命李光弼為東都留守，李光弼再借故詔書未至推辭，率軍回到徐州收租賦。其后，代宗再詔李光弼入朝，李光弼害怕宦官魚朝恩、程元振加害，仍不敢去長安見駕。

李光弼治軍嚴整，先謀后戰，多次以少勝多，戰功足與郭子儀齊名，但他在徐州時卻多次推諉不肯奉召，這讓他賬下諸將對他的態度漸漸轉變。

生性敏感的李光弼察覺到了這種變化，但他卻無力改變，這讓他感到非常慚愧、憤懣，終致憂郁成疾。廣德二年（764年）七月十四日（8月15日）在徐州病逝，終年五十七歲。

代宗為其輟朝三日，遣使吊恤其母，追贈太保，謚號“武穆”，使人繪像凌煙閣。

對比郭子儀、李光弼二人，從戰功上說李尚在郭之上，但從做人、為臣之道上，郭子儀勝李光弼甚多。

郭子儀一生數度起落，肅宗能拉著他的手說出，“國家再造，卿力也”的話，并不全是夸贊他的武功。

成就郭子儀一生完人的原因，除了他戰場決斷臨機殺伐以外，還有他能屈能伸的性格。當時魚朝恩權傾朝野之時，沒少背地里給郭子儀使絆子，甚至派人掘郭的祖墳，即便如此郭子儀都能與其折節而交，這才是他宦海沉浮屹立不倒的原因。

而在這一點上，李光弼遠遠不能望其項背。但無論如何，一代興唐名將如此落寞收場都令人扼腕。因此，宋代詩人徐鈞才會以詩懷念：

間關百戰佐中興，料敵行師妙若神。

可惜罹讒終恨死，傷心不見白頭親。

安史之亂對大陸歷史進程的影響

安史之亂平叛的過程，讓武將們看到了這樣一個事實：唐朝對叛軍投誠而來的驕兵悍將，極盡籠絡討好之能事，準其自帶其軍、自領其政、自統其民，導致河北強藩屢屢作亂，直到唐亡。

而對忠于唐室的武將，朝廷則或監視掣肘、百般刁難，或明升暗降、削奪兵權，或貶謫發配、流放賜死，除郭子儀深諳進退之道，以八十五歲高齡去世外，得善終者寥寥。

正如范文瀾先生所說：“朝廷對強橫不法的武夫，按照強橫的程度，給予大小不等的姑息，愈強橫，得到的待遇也愈優厚。對順從朝命的功臣，按照功績和威望的程度，給予輕重不等的猜忌，功臣們因此對朝廷有所顧慮，不肯輕易脫離兵權和防地。”

在這種兩面三刀、欺軟怕硬的悖謬政策引導下，越來越多的武將選擇擁兵自保、圖謀割據，大唐中央政權的權威也在藩鎮割據、宦官專權的泥淖中逐漸掉入谷底。

作為平定安史之亂最大功臣之一的李光弼，經歷過軍旅生涯的輝煌，卻以悲劇方式在落寞中收場，這也預示著初唐、盛唐武將建功疆場、繪圖凌煙時代的永遠結束。

而中央政權對李光弼等武將的忌憚，也使文官帶兵、以文制武成為兩宋以后中原王朝軍事制度的主要內容和基本形態。

這種制度上的改變，雖然避免了武將割據、分裂國家的情況，但同時也限制了中原王朝開疆拓土的能力。

從某程度上說，安史之亂是大陸歷史的轉折點，此后漢族建立的王朝，再無漢唐時豪邁奔放的氣韻和懷遠天下、賓服四夷的胸襟。

短短七年的安史之亂帶走了數以千萬計的生靈，但它對大陸歷史的影響卻一直延續了上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