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七年（1644年）二月，李自成攻克太原，不日就將兵臨北京城下。
大明王朝危在旦夕，大臣李明睿力勸崇禎帝南遷。他認為，向南進行戰略轉移，之后再北上反攻，可以暫時避其鋒芒，且明朝在南京也有一套完整的行政系統，基礎比當年宋高宗立國時強多了。
崇禎其實也有這個想法。
然而，大明朝中的“鍵盤俠”們都立場堅定，反對遷都。他們主張撤退可恥，堅守光榮，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留下來才是政治正確。
滿朝大臣吵了一個多月，李自成大軍早已攻下居庸關和昌平，距北京近在咫尺。這時，崇禎就算想跑，也無路可退。
北京城破，崇禎在自縊前說了句“皆諸臣誤朕”，埋怨眾臣無能。此話雖然多少有些推脫責任之嫌，但那些力主堅守的官員們確實已將口號拋之腦后，他們在李闖進京、滿清入關后，就排隊去請求新領導安排工作了。
在明末危機下關于遷都的爭論中，慷慨陳詞的大臣們似乎都沒意識到一個現實的問題——北京的首都之位其實并不穩固。
歷朝定都北京，經常伴隨著動亂，帝都的地位，亦非天之所賜，而是付出血與火的代價，并在八百多年的歲月中幾經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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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朝初年，首都本來設在上京會寧府（在今黑龍江哈爾濱）。女真的保守派仍因循守舊，眷戀牧獵生活，守著東北那旮旯舍不得離開。
那時，原為遼南京的燕京（今北京），成為金軍南進的前哨站，動蕩不安，經濟凋敝。金滅遼、破宋之后，女真人中的一些極端分子為報復契丹人，在這里大肆屠殺，持續時間長達月余，導致燕云地區一時大亂。
后來，決定遷都燕京的是金朝第四位統治者海陵王完顏亮。
完顏亮一直都是一個飽受爭議的人物，他野心勃勃，發動政變謀殺金熙宗奪位，又深受漢族文化影響，相傳因為讀了柳永的詞而對江南莫名向往，急于南下攻宋。
完顏亮即位后殺掉了一批宗室大臣，并將上京的宮殿、宅第拆毀，夷為耕地，于貞元元年（1153年）遷都到燕京，定名中都，取居天下之中號令四方之意。
除此之外，完顏亮還將祖上陵墓遷葬。遼時，盡管政治、經濟中心不斷南移，契丹貴族死后仍按傳統歸葬北方，完顏亮卻把老祖宗的墳都遷過來了。
完顏亮遷都，一是為鞏固統治，擺脫舊勢力的糾纏， 二是看重此地利于軍事防御的山川形勝。
燕京北枕萬里長城，南連京杭大運河，可“據長城而撫四夷”，抵御來自北方的軍事威脅，也可憑借大運河這一生命線，保證經濟補給。
當初，后晉石敬瑭將燕云十六州割讓給契丹，導致中原王朝在之后的兩個世紀里深受北方威脅，整日擔驚受怕，燕京的戰略地位可見一斑。
誠如南宋大儒朱熹所言：“冀都，天地間好個大風水。山脈從云中發來，前面黃河環繞，泰山聳左為龍，華山聳右為虎，嵩山為前案…故古今建都之地，皆莫過于冀都。”朱老夫子看風水的水平也是一流。
完顏亮的遷都政策無疑加強了女真族和漢族的融合，但其淫亂暴虐的行為早已引起女真宗室的不滿，最終在征宋路上被手下所殺。
從完顏亮手中奪取皇位的是金世宗完顏雍。他在政變中即位，有人勸其遵守祖訓，搬回上京會寧府，但更多的有識之士建議他迅速趕赴中都，“據腹心以號令天下，萬世之業也”。
金世宗當機立斷，急赴中都，果然迅速地坐穩皇位。
之后，完顏亮帝號被廢除，他在舊史書中的名聲一直不太好。人們或許早已忘記，北京建都，正是這個暴君的決策。
2
13世紀初，蒙古騎兵南下，燕京再度成為軍事重鎮。元世祖忽必烈之所以定都燕京，與一場奪位之爭息息相關。
1259年，率軍南下攻宋的蒙哥汗在合川釣魚山下暴斃。當時，忽必烈正與宋軍鏖戰于鄂州，而他的弟弟阿里不哥已經開始謀奪汗位。
阿里不哥以蒙古帝國的首都和林（在今蒙古國境內前杭愛省）為根據地調兵遣將，占得先機。那時的和林，是帝國的都城，也是世界的中心，從萊茵河畔到黃河兩岸，大半個歐亞大陸接受這座城市的詔令，屈服于蒙古大汗的鐵蹄之下。
忽必烈從宋蒙戰場北歸時，阿里不哥已在北方號令各軍，以大汗自居。忽必烈的謀臣郝經緊急上書，建議忽必烈班師前往燕京，然后再北上草原與阿里不哥交戰。
這位郝經也是個牛人，后來出使宋朝，被賈似道軟禁，一關就是十六年，元朝也不知他是死是活。直到去世前一年才獲救，演繹了一出元代的“蘇武牧羊”傳奇。
忽必烈早已知道燕京一帶的重要性，據《元史》記載，蒙古貴族巴圖魯曾向忽必烈進諫：“幽燕之地，龍蟠虎踞，形勢雄偉，南控江淮，北連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覲，大王果欲經營天下，駐蹕之所非燕不可。”
于是，忽必烈接受郝經的建議，北上燕京，進行建國定都的準備，隨后與阿里不哥決戰。阿里不哥遠在漠北，反而鞭長莫及，難以調動進入漢地的蒙古軍，在四年的爭斗中落于下風，兵敗被囚。
忽必烈成功奪取汗位。這次內戰后，隨著阿里不哥的失敗，和林迅速衰落，淪為一個地區性中心，消逝在歷史的漫漫黃沙之中。
此時，草原上的都城顯然已不合時宜。
另一個漢人謀臣劉秉忠，成為蒙元改革的總設計師，為忽必烈出謀劃策，提出完全按漢制建國號、頒章服、舉朝儀、定官制，并定都燕京。劉秉忠有一句名言：“以馬上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之。”
當年初入中原，蒙古軍不懂農業生產，只知劫掠，有些蒙古貴族甚至主張殺盡漢人張、王、李、趙、劉五大姓，改農田為草原，進行放牧。
在這種反科學的思想指導下，燕京地區的農業經濟大受破壞，直到契丹人耶律楚材向蒙古貴族進言，改劫掠為課稅，是更有效的致富之法，這一形勢才得以緩解。
當少數民族還處于奴隸制度時，以騎兵征服四方，可以在草原上建都，便于統治與調兵，可當進入中原，接受漢制，將都城南遷便迫在眉睫。
因此，忽必烈采納劉秉忠的規劃，命他在燕京東郊營建新城，1271年改國號為“大元”，并于次年遷都燕京，稱大都（今北京）。
3
歷經金、元，北京的首都之位仍非不可動搖，明太祖朱元璋就曾在定都一事上糾結。
明朝初年，雖定都應天（今南京），但朱元璋仍不時有北遷的想法，曾考慮的地點包括長安、洛陽和北平（元大都）。
長安，有“崤函、終南之阻，渭、灞、浐之雄，百二山河之勝”。但是，這里若無南方的糧食運輸，飯都吃不飽，皇帝也要喝西北風。更何況，明朝時中國早已生齒日繁，糧食需求量更龐大。
再看洛陽，“東壓江淮，西挾關隴，北依邙山，南望闕，曾為九朝之都”，這份“簡歷”也很漂亮，讓人眼前一亮。太子朱標就十分中意，到此地巡視之后，有意遷都于此。可惜朱標早逝，洛陽失去了最有力的支持者，沒能在明代再次成為首都。
至于北平，“右擁太行，左注滄海，撫中原，正南面，枕居庸，奠朔方”，蒙古人離開后，北方尚未安定。此時朱元璋直截了當地問廷臣們：“建都北平，可以控制胡虜，和南京相比如何？”
翰林院修撰鮑頻的觀點代表了當時大多數人的觀點：“蒙古人興盛于漠北，立都于燕，到現在已經百年，王氣已盡。咱南京是興王之地，這兒挺好的，沒必要再遷都了。”
遷都一事因大臣勸阻，就這樣暫時擱置，直到明成祖朱棣發動靖難之役，于1403年從侄子建文帝手中奪位后，才再度提上日程。
朱棣在北方度過二十多年的藩王生涯，深知邊境之禍是明朝的心腹大患，北平的軍事戰略地位何等重要。
朱棣沒有朱元璋的顧慮，毅然重回自己的“龍興之地”，于永樂十九年（1421年）遷都北京。從此，北京成為中國的政治中心、軍事中心和文化中心，直至明末，崇禎吊死煤山，也沒有南渡。
4
清代，北京依舊為帝都。和之前幾朝建都一樣，清初的北京城也籠罩在政治動蕩的陰影之下。
這里見證了清初殘酷的民族壓迫。
順治元年（1644年），清廷頒布圈地令，京畿地區的農民被迫離開家園，滿人貴族橫行鄉里。二十年里，京郊各縣85%的耕地被圈占，近郊的通縣（今北京通州區）土地盡數被占，僻遠的懷柔縣（今北京懷柔區），民間土地也“所余無己”。
在圈地的同時，清廷“恩準”無衣無食的漢人投充旗下為奴，很多京畿農民不但失去田宅，自己也被迫淪為旗下奴。一些八旗莊主甚至強行將“投充”的農民閹割，野蠻程度令人發指。
為了擺脫莊主壓迫，大量淪為旗奴的農民逃亡，順治三年（1646年），“數月之間，逃人已數萬”。
除了京郊圈地，北京內城還進行“遷漢”。清軍入京后，首先圈占了北京城東、西、中三區的民居。順治五年（1648年）八月，清廷嚴令“凡漢官及商民人等，盡徙南城居住”。
在“遷漢”的過程中，清廷實行優惠政策，每間房屋補貼銀四兩，充當搬遷費用。老百姓敢怒不敢言，一些世代居住在“三環以內”的老北京，就因為大清一個搬遷令，拿著四兩銀子搬到“五環以外”去了。
經過清初對北京城的重新規劃，清代北京內、外城實行滿漢分居、分治，內城成為拱衛紫禁城的八旗軍營。
之后兩百年里，北京城猶如一個歷經滄桑的老者，眼見大清頂著康雍乾盛世的光環，逐漸走向王朝末路的黃昏。
5
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政府在清帝退位后完全控制了北京。
袁世凱死后，直、皖、奉三系明爭暗斗，在北京的政治舞臺上，你方唱罷我登場。從1912年至1928年，北京政府更換了九次元首，約50屆內閣，其中最短的一屆，只有半天。
直到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率領的北伐軍進駐北京，才結束奉系的統治，關于建都問題的爭議再度成為焦點。
以閻錫山、馮玉祥集團為首的北方勢力對定都南京提出異議，和當年袁世凱不愿南下就任臨時大總統的原因類似。北京正是在閻、馮勢力的控制范圍之內，定都北京，無疑對他們更有利。
早在前一年，馮玉祥就對蔣介石提出：“我們將來還是把國都遷到北京去吧！”
為了反駁閻、馮等人，國民黨元老吳稚暉在南京市黨部發表演說，闡述建都南京的理由：首先讓已故的孫中山“打頭陣”，聲稱這是孫中山生前的一貫主張；隨后又說，北京古城固然整齊，但那些紅墻黃瓦的舊時代建筑不能成為新時代首都的象征；此外，南京靠近上海，地理位置上也處于中國中央。
總之，“首都建在南京已無問題”。
吳稚暉此話一出，猶如咖啡大蒜論一般，讓南北方文人一時吵得不可開交。
地理學家白眉初在《國聞周報》上發表文章，為北京建都宣傳造勢。他說：北京建都已有八百多年，在此建都者，代代強盛；南京地勢低洼，民風文弱，在歷史上曾是六朝金粉之地，萎靡之氣太重，歷代王朝前后在此建都有十個左右，“非偏安即年促”。
言外之意是，建都南京，遲早完蛋。
南方人看完這篇文章就不高興了，有“龔大炮”之稱的《申報》編輯龔德柏，撰文指出白眉初“對于近代國都之意義毫無了解，竟以18世紀以前之理論來論現代之國都”。
這場爭論歷時數月，最終不了了之。
▲南京秦淮河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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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國民政府改北京為北平，北京失去首都之位。然而“金陵王氣”并沒有讓北京黯然失色，相反，在之后的二十年里，幾度發生遷都之爭。
尤其是抗戰后期，關于戰后建都的大辯論，政界、學界人士主張的建都城市就包括南京、北平、成都、重慶、西安、長沙、武漢和洛陽等，尤其以支持北平、南京和西安者為多數。
中國自古有“以天子守邊防”之說，那么，中國未來的邊防在何處，最大的敵人來自何方。一些學者由此展開思考。
歷史學家傅斯年提出，戰后建都“若照東漢安樂主義的辦法，便在南京住下好了；若有西漢開國的魄力，把都城放在邊塞上，還是到北平去”。
《大公報》社評認為，“戰后軍事外交的中心是在北方大陸上，所以我們的首都應該建在北方”，“萬萬不可疏忽北方的大勢”，因此應該建都北平。
這些爭論在1946年國民政府還都南京后宣告結束。
北平又等了三年。
1949年，北平迎來曙光。通過中國人民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北平更名為北京，成為新中國的首都。
正應了《英雄本色》里小馬哥那段臺詞：“我等了三年，就是要等一個機會，我要爭一口氣，不是證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訴大家，我曾經失去的，我一定要拿回來！”
那時的北京城，歷經多年戰火洗禮，與中國一樣，正以全新的面貌走向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