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成為國王的教宗：庇護九世的流亡與現代歐洲的出現[美]大衛·科澤著苑默文譯索·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556頁，99.00元━━━━
文︱張 銳
引言
教宗，舊譯教皇，是天主教會的領袖，梵蒂岡城國的元首，羅馬的主教以及耶穌宗徒圣彼得的繼承人。位于義大利首都羅馬的教廷則是全世界天主教會的中心。“教廷”一詞源自拉丁語Curia，大多指一個君主國的朝廷，引申即指以教宗或主教等高級圣職人員為首的教會機構。羅馬教廷產生于中世紀早期，在長達一千多年的時間里，它與西歐諸國的封建統治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是歐洲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1789年爆發的法國大革命對義大利產生了巨大影響。民族的復興運動（Risorgimento）自那時起正式拉開帷幕。義大利是個傳統天主教國家，在這里組織革命，就必須夾雜著幾分宗教神秘色彩。從義大利南方興起的燒炭黨，正是采取了這樣的方式。燒炭黨人以天主教信仰為組織觀念，以燒炭職業為掩護，以職業用語為聯絡暗語，其目標首先是驅逐外族統治者、實現民族獨立，其次是抽象的、形式上的國家統一，最后才是爭取君主立憲、改革專制統治。然而，燒炭黨的軍事密謀性質和過分依賴國外力量，導致革命并沒有成功。燒炭黨人的退出，為后期宣揚共和主義的馬志尼思想鋪平了道路，義大利復興運動也隨之進入新紀元。到了十九世紀中葉，在革命浪潮的席卷下，歐陸大部分地區實行的貴族政權開始謝幕，教宗的地位岌岌可危。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義大利人喬瓦尼·馬斯泰·費雷提（Giovanni Maria Mastai-Ferretti）于1846年當選為教宗庇護九世，而等待他的將是一片未知數。
《將成為國王的教宗：庇護九世的流亡與現代歐洲的出現》這本書的作者是美國布朗大學部教授大衛·I.科澤。他在義大利政治學、人口學和宗教歷史學等領域卓有成就。2005年，科澤被選為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2006-2011年期間，擔任布朗大學部教務長。他的作品除了有嚴謹的學術態度外，還頗有一絲偵探小說的風格，堪比英國小說家羅伯特·哈里斯。2015年，科澤憑借《教宗與穆索里尼》一書獲得普利策獎。隔年，好萊塢著名導演史蒂夫·斯皮爾伯格就表示，愿意將他的書拍成電影。今天我們要談的這本書共二十二章，由三個部分組成，分別是“受愛戴的人、受責難的人和受畏懼的人”。整部作品延續了科澤的一貫作風，擁有深厚的檔案文獻做支撐，運用小說的寫法把宗教人物的命運和歐洲歷史的變革有機地串聯在一起，情節跌宕起伏、引人入勝。
受愛戴的人
科澤在本書的第一部分對庇護九世上任初期所面對的危機，做了精彩的處理。想必在當選之日，庇護九世怎么也不會預料到他將是最后一位教宗-國王（Pope-King）。按照天主教傳統，羅馬教宗為圣彼得（又譯“伯多祿”，St.Peter）的合法繼承人，擁有掌管整個天主教會的職權，神圣而不可侵犯（在圣經《瑪竇福音》十六章十八節中，耶穌告訴門徒說：“你是伯多祿（磐石的意思），在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會。”）。
這位教宗在上任之初，曾嘗試各種方法贏得民眾的支持，其中包括釋放大量的政治犯。實際上，在義大利復興運動時期，不少革命人士遭到當局逮捕，小部分幸運兒則流亡海外，這其中就包括了愛國志士馬志尼和加里波第。為了緩和局勢，庇護九世在當選一個月之后，隨即在羅馬的城墻上貼出告示，之后整個教宗國的城鎮都接到了圣命：“庇護九世致虔誠的臣民……我們將給所有近日關押的政治犯施以減刑。”犯罪者只需要承諾他們將不再反抗教宗國政府。同樣，所有的政治流亡者被允許回國，所有在審的政治犯也都得到赦免。這個決議讓羅馬的市民如潮水一般涌入大街小巷中慶祝。在教宗的宮殿前，數百人集合在那兒高呼：“庇護九世萬歲。”（第42頁）
按照科澤的描述，教宗的行為讓羅馬市民們以為，庇護九世是站在改革一邊的（第45頁）。對此，法國大使佩萊格里諾·羅西（Pellegrino Rossi）深受鼓舞，他表示，雖然大赦還不是全部，但這是邁出的第一步。新的一條道路已經展開，教宗應該知道如何在這條路上繼續走下去，他一定能給風雨飄搖的教宗國帶來救贖（第43頁）。當法國人充滿喜悅的時候，奧地利人恰恰相反。他們認為教宗的大赦只能施予那些對罪行有所懊悔的人，而不應沒有限制（同上）。跟奧地利相似的是那不勒斯的波旁國王，他對教宗的大赦感到不滿，對想要取悅不安臣民的舉動更是不以為然。那不勒斯駐教廷的大使還報告說：“有一些改革是人心所向，但穩定也是必須的。否則，有害的影響將會不受控制的蔓延。”這則警訊遂在樞機主教們中間傳播開來（第47頁）。
確實，就在此刻，義大利統一和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人朱塞佩·馬志尼（Giuseppe Mazzini）正在從倫敦給他在義大利的支持者發來指示。多年來，他一直主張共和主義，宣揚“自由、人權、進步、平等、博愛”的思想（第48-49頁）。對于一些歐洲君主制國家來說，教宗繼續行使現世權利（temporal power）是有必要的（第56頁），而讓平信徒來代替神職人員進入教宗國的政府部門就職也沒那么簡單。庇護九世深知，立憲政府一旦成立，隨之而來的就是公民權利，這和神權政治的教義似乎并不匹配。居住羅馬城的美國記者瑪格麗特·福勒（Margaret Fuller）對教宗的處境表示同情，她寫道：“教宗的感受一定十分悲傷，他獨自坐在那里，承受所有這些期許的喧囂。”（第57頁）而法國駐羅馬教廷大使的貴族助理也認為，教宗沒有看到公眾比他更加狡猾，他們用贊美從教宗身上得到了一個又一個讓步（第58頁）。
與其說是一國之君，庇護九世更像是一位鄉村神父，性格溫和的他在面對教廷國務卿不斷離職、刺殺事件層出不窮時，徹底感到了孤立無援。最終，他決定離開“永恒之城”——羅馬。
庇護九世
受責難的人
教宗是教宗國的元首，但在更廣泛的意義上，他還扮演著天主教會領袖的角色。因此，當得知教宗流亡時，許多歐洲君主國家向他伸出了橄欖枝，希望“有幸”在本國領土上招待這位貴客。撒丁尼亞大使懇求庇護九世能前往薩伏依王朝；西班牙大使則力勸教宗來馬略卡島；英國也希望能派船將他接到馬耳他。葡萄牙女王更派遣密使邀請教宗前往里斯本，羅馬教廷駐里斯本的大使報告說，位于馬夫拉（Mafra）的宮殿豪華無比，“可以配得上教宗的尊貴地位”（第165頁）。
據科澤記載，沒有一個國家能像法國一樣期待教宗的到來。作為嶄新的共和國，法國正處在大選期間，現任總統卡芬雅克的背后是溫和的共和派，他們強烈渴望得到天主教徒的選票，因此，沒有什么事能比吸引教宗的到來更為有利了（第166頁）。然而，教宗最終被帶到了義大利南部那不勒斯王國的加埃塔，這在很大程度上與教廷國務卿安東內利樞機主教的決定有關。在這里，庇護九世被置于全歐洲最保守的君主之一的保護下，既不會遇上叛亂的市民，又可以稍作停頓，以便更好地考慮如何恢復在羅馬的統治（同上）。
在教宗流亡期間，教宗國群龍無首。科澤筆下的“永恒之城”，人們開始高呼起“臨時政府萬歲！義大利萬歲！統一萬歲！”的愛國口號，更讓人毛骨悚然的是“讓富人下地獄！讓圣職去見鬼吧！”（第117頁）伴隨著《馬賽曲》的樂聲，革命黨人帶領群眾投票，并決定了羅馬共和國的成立。這意味著教宗現世權利的暫時失去，所有的法律文書都加上革命領袖馬志尼的座右銘：“以上帝和人民的名義”開頭（第195頁）。此外，馬志尼還召集了共和國的軍隊來奮力保衛羅馬（第278頁），其中就包括加里波第（第227-231頁）。
就這一部分而言，在真實歷史上，教宗國的民眾是否對教宗的熱情立刻煙消云散，有待商榷；羅馬市民是否都愿意追隨馬志尼，也需要打個問號。由于義大利人在思想上長期受到羅馬教廷的影響，天主教信仰已全然滲透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當中。根據前任教宗的告解神父（譯文中為神甫，乃東正教譯法，在天主教中，一般使用神父）法夫爾的觀察，在永恒之城內，大眾宗教仍然興盛。事實上，很難找到沒有懸掛十字架的家庭，或是哪個作坊的墻上沒有掛著圣母瑪利亞的畫像（第273頁）。按照當時法國駐教宗國的大使雷塞布的話來說，對于大多數羅馬人而言，無論是西西里人還是威尼斯人，他們就和法蘭西人或西班牙人一樣，都是外國人。只有中產階級出生的馬志尼和他的那群狂熱分子（來自教宗國以外），才夢想著統一義大利（第263頁）。
受畏懼的人
在本書的最后一部分，科澤詳細介紹了教宗返回羅馬這一歷史事件背后的來龍去脈。實際上，在義大利復興運動時期產生的一系列政教問題，不僅涉及到教宗國的主權問題，更是多種思想理念、多個君主國家、多元利益集團之間的對峙與抗衡。
對于西班牙來說，整個事件要以單純的宗教眼光來看待。教宗不能作為立憲君主來統治，教宗國理所當然應該讓教會統治，世俗信徒只能扮演微小的、支持性的角色（第341頁）。作為共和國的法國，其目標是要確保教宗維持之前已經創立的自由制度（第333頁）。對于羅馬教廷而言，一切矛盾的根源并不在教會統治，而在于異端思想。由于那些“蠱惑人心”的革命人士，異端思想在沒文化的人群中廣為流傳。教宗和高級教士對于教宗國實行統治，是上帝的意愿（第348頁）。在經歷了大起大落后，庇護九世本人也深信，代議制政府和個人自由不僅與教宗國的神圣本性格格不入，而且天生邪惡。這將成為他余生中堅定不移的信念（第351頁）。
讀到這里，讓人不禁聯想到歐洲歷史上的宗教改革與反改革運動。1517年10月31日，德國圣奧斯定會修士馬丁·路德因在威登堡寫下《九十五條綱領》，而被視為歐洲宗教改革的導火索。路德本無意與羅馬決裂，但因西方活版印刷術的發明，路德的思想變得家喻戶曉。改革一事也直接撕裂了天主教會的千年傳統，使歐洲大陸產生了新的宗教地理分布，影響深遠。為了應對改革的浪潮，天主教會召開了著名的特蘭托大公會議，確立了教宗的合法地位，宣布了馬丁·路德的“因信稱義”說為異端，公布了《禁書目錄》，強調了天主教神學思想基礎。反觀這段歷史，就不難理解為何到了十九世紀歐陸革命運動興起時，羅馬教廷的樞機主教們會再次感到不安。他們聲稱改革是“新災難中的病菌，是通向又一次流亡的大門”（第353頁）。
在法國軍隊的介入下，馬志尼等人的革命運動還是以失敗告終，短暫的羅馬共和國不復存在，庇護九世也得以于1851年再次回到了永恒之城。這位教宗曾在人民的贊美聲中感到歡樂，而此時的他卻懷著無比復雜的心情重登圣彼得寶座。沒過多久，他宣布召開歷史性的第一次梵蒂岡大公會議（上一次為十六世紀的特蘭托大公會議）。在他看來，法國大革命帶來的先進思想與基督教的“永恒真理”背道而馳。他想要讓全世界看到，他能夠領導教會再次戰勝現代異端，并且證明“教宗永無謬論（papal infallibility）”。庇護九世公開表示：“宗教是不可以變化的，宗教不是一種思想，而是真理，真理是不會變化的。”（第405頁）
在接下來的歲月中，一個新的教宗，一個偏向宗教，且內心更為堅定的教宗正在慢慢浮現（第399頁）。他將繼續面臨困擾和挑戰，義大利和天主教會的未來依舊不明朗。上帝，就像他所認為的那樣，還沒有完成對他的考驗。他堅信上帝的裁決終究將會來臨，而這一切都是值得的。
結語
古羅馬的西塞羅曾說過：“歷史是時代的見證，真理的火炬，記憶的生命，生活的老師和古人的使者。”在大陸與羅馬教廷的交流日益頻繁之際，這本書有助于我們更加全面深刻地了解歐洲歷史和基督教會史。借用庇護九世時期，法國駐羅馬教廷的大使科瑟爾勒的一句話便是：“和教會打交道的第一任務就是要了解教會。”（第358頁）
本書成為2018年《西雅圖時報》以及《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評選出的優秀圖書，其精彩程度不言而喻。作者對文字有著出色的掌控力，將古老的神權統治、西歐大國的博弈以及革命志士的多舛命運，活靈活現地呈現在讀者眼前，使人不由自主地進入到故事中去。然而，不得不提的是，由于作者的出生背景（猶太人），創作過程中難免會因歷史、文化或宗教等原因，不自覺地引導讀者戴上“有色眼鏡”，產生片面思維。科澤對基督教會神權統治的批判在此前的作品中就有所體現（參見Lucy Hughes-Hallet， David Kertzer’s nuanced book investigates an unholy alliance between fascism and the Catholic church， fromThe Guardian， March 6th， 2014）。
在這部作品中，作者也不遺余力地渲染了教宗統治下猶太人的悲慘命運（如：第66-67頁，322頁，364-366頁，377頁），以及庇護九世為解決財政赤字，不得不向猶太家族羅斯柴爾德求援（第376-380頁）。其內容是否有夸大的嫌疑，有待考證。此外，作品的檔案文獻以法文居多，若能添加一些西班牙、奧地利或那不勒斯的史料，并加以平衡和對比，能更加客觀全面地反映出這一時期的歷史狀況。最后，文中提到教宗回到羅馬后前往拉特朗圣若望大殿時，跪倒在了圣彼得和圣保羅的墓前祈禱（第388頁）。不知是翻譯問題，還是原文筆誤，實際上，在羅馬的這個大殿中，既沒有圣彼得的墓（在圣彼得大教堂，又譯“圣伯多祿大殿”），也沒有圣保羅的墓（在城外圣保羅大教堂，又譯“城外圣保祿大殿”）。
不論如何，等待著這位教宗的命運終將是“梵蒂岡囚徒”（第408頁），他的世俗權力到頭來被統一的義大利王國剝奪。庇護九世拒絕接受1871年義大利國會通過的“保障法”（經濟補償），而深居于羅馬城西北的梵蒂岡宮中。后幾任教宗持同一立場，誓不出宮門一步，這一長期僵持局面也被人稱為“羅馬問題”。1929年，羅馬教廷與義大利法西斯政權簽訂“拉特朗條約”，這才打破了持續數十載的自閉狀態。
張銳
華東師范大學部歷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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