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靜案，不是一起簡單的刑事案件，而是一起事關滿清國本的政治事件。

入主中原的胡人政權，總共三個選項：一個是立即漢化，放棄草原本位，比如金朝；一個是拒絕漢化，堅持自身傳統，比如元朝；一個是混一胡漢，建立多元政體，比如清朝。

第一種，看似是一項改造靈魂的工程，而實際卻簡單高效。王朝共識能夠立即形成，統治合法性也能立即建立。而第二種和第三種，卻非常困難。因為王朝統治者必須同時容納和處理兩種思想共識，即中原和草原。

生活方式不一樣、文化傳統不一樣，思想共識也就不可能一樣。這就是中原與草原的矛盾。這種矛盾是全方位、立體性的。隔著一道長城，在不打仗的情況下，你過你的、我過我的，還算風平浪靜。而一旦突破長城這個物理隔離，那就一定要在思想上掀起腥風血雨。

融合，當然好。但融合需要通約，也就是求同存異。但是，這個同，你怎么求？即便求得了公約數，但怎么保證兩邊兒都認賬。

既然通約求不到，那就尋求超越。在中原和草原之上，去尋求一種共識上、精神上的超越性。對于蒙古人，滿清人可以用宗教這個超級變量實現超越。而漢人的政治傳統卻早已絕天地通了。到這個時候，滿清人還拿什么超越？簡單說，宗教在中原，不好使。

所以，這就是一個無解的問題。接下來，一定是意識形態的斗爭。曾靜案，就是這種斗爭的產物。

思而不學則極端

曾靜是湖南山村的一個私塾教師，文化程度并不高。他一輩子也沒離開過這個地方。但滿腦子卻全是儒家說教。曾靜當然也想博聞廣學，但守在這么個偏僻之地，他又能跟誰學、學什么？所以，學而不思則罔，跟他沒關系；而思而不學則怠，則必然是曾靜這種人。

一個人不去交流、不去收集客觀資訊，而是坐在家里一廂情愿地腦補，那一定會腦補出一些什么東西。然后，他會不自覺地認為自己修煉出了什么蓋世絕學；再后，就是越想道理越正確、越想畫面越鮮活、越想信念越堅定。這就是思而不學則極端。守著幾本儒家經典反復讀，肯定讀不成圣人，而是越讀越極端。

鄧寧克魯格效應的鬼谷子

1725年，曾靜打算遷居四川。在去四川的路上，他聽說了一句“五星連珠、日月合璧”，于是認為盛世即將到來。盛世到來，在哪都能過上好日子。所以，到底是在湖南還是在四川，也就沒啥區別了。然后，還沒走出湖南，他就回家等待盛世了。

然而，盛世并沒有等來，而是等來了災荒和瘟疫。接著，曾靜就認為這是“天心不順”。老天為什么心不順了？肯定是皇帝和朝廷干了不是人的事，所以這時候就該替天行道。“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曾靜認為自己應該出山，去替天行道、拯救蒼生。

曾靜不僅是這么想的，而且也是這么干的。他要干什么？當然是造反，推翻滿清人的統治。孤陋寡聞的極端形式，就是鄧寧克魯格效應。荒郊野嶺出不來鬼谷子，但肯定會出自認為是鬼谷子的人。

匪夷所思的奇葩操作

要造反，你得有兵、有將、有民心。民心是有的，因為“天心不順”。這時候只要舉起天行道的大旗，老百姓一定會贏糧景從。但是，兵和將從哪來呢？

1728年，川陜總督、寧遠大將軍岳鐘琪，被人攔轎上書。上書的人是曾靜的學生，叫張熙。

張熙也是湖南人，住在離曾靜的鄰村。因為常聽曾靜講學，于是逐漸成為曾靜的鐵桿粉絲。青年才俊遇到鬼谷子，這就是張熙和曾靜的因緣際會。

曾靜要替天行道，所以就要招兵招將。而兵是現成的、將也是現成的。手握重兵的川陜總督岳鐘琪，是岳飛之后，這絕對是個忠良。所以，岳鐘琪一定會跟著自己打爛黑暗、開創光明。于是，曾靜派學生張熙從湖南跑到陜西，千里迢迢、攔轎上書。

岳鐘琪以為張熙就是個上訪群眾，所以，也沒多想，就接了“狀紙”。但是，打開一看，岳鐘琪驚出了一身冷汗。

書上先是對岳鐘琪一通猛夸，尤其是提到了岳鐘琪的祖宗岳飛，隨后就是猛批現實黑暗，最后竟是攛掇岳鐘琪造反。而且，還說只要岳鐘琪起事，將會有六省人馬同時響應。書信的落款是夏靚，這是曾靜的筆名。

曾靜和張熙，這師徒二人，一個是真敢想，竟要靠一封書信策反大清的川陜總督；而一個則是真敢干，不僅從湖南跑到陜西，而且真敢攔轎遞書信。

朕一定要刨根問底

岳鐘琪立即向雍正皇帝匯報了這個情況。

他不敢不匯報。雍正皇帝親自兼任大清帝國的情報首長，情報工作要多重視有多重視，密探特工要多密集有多密集。如果這件事被密探先行匯報，岳鐘琪就死定了。

雍正看到書信后，不僅怒了而且驚了。

曾靜在信中不僅痛罵朝廷黑暗，而且直接編故事。說雍正靠非法手段謀奪了皇位，隨即給雍正開列了弒兄屠弟、謀父逼母等好幾項罪狀。楊廣干過啥，雍正就干過啥。

其中還寫到：天生人物，理一分殊，中土得正而陰陽合德者為人，四塞傾險而邪僻者為夷狄，夷狄之下為禽獸。而這就是華夷之辨。

不僅照著楊廣的腳本、挑戰最高皇權，而且拿出華夷之辨、挑戰滿族統治。于是，雍正皇帝立即嚴令湖南地方官員嚴查此事。

妄人之妄是怎么來的

思而不學則極端，是因為曾靜沒得可學，只能看書加腦補。處在湖南與廣西的交界的偏僻山村，他就是當地的最高知識權威。

但是，曾靜是縣學生員。這個身份使得他能夠從知識分子的圈里得到一些資訊。有兩個資訊源非常重要：

一個是呂留良的思想。呂留良是浙江人，江南學術領袖。曾靜這個湖南生員是怎么知道他的？因為科舉。呂留良為四書撰寫的集注，是當時科舉考生的必讀書。曾靜早年參加科舉，就一定知道天下有呂留良這么一號人。

一個是發配廣西的胤禩等人。這些人在路過湖南的時候，散播了關于雍正陰謀篡位的事情。雖是兄弟，但也是政敵。而政敵抹黑對手的手段，一定毫無下限。

這兩個資訊源中，主要是呂留良。呂留良是晚明遺民，為了拒絕剃發令，直接出家當了和尚。呂留良的孫子則更為彪悍，在康熙年間直接參加了反清復明的武裝暴動。所以，老呂家一直都在大清朝的黑名單上。

這時候，呂留良已經死了50多年。所以，曾靜受其影響，主要是通過呂留良的書籍。而呂留良的這些書籍能夠傳到曾靜手中，還是因為他的鐵桿粉絲和好學生張熙。張熙曾專門跑到浙江呂府，從呂留良的兒子呂毅中處拿到了呂留良的書籍。

曾靜非常好學，但卻是閉門造車的好學。有了這些資訊源后，他就開始苦讀琢磨了，對于呂留良的夷夏之防深信不疑，而接下來就是各種腦補。最后，就腦補成了一個妄人，看到天災就認為天心不順、“洞察”天心就認為朝廷黑暗，既然黑暗那就替天行道，接著便是勾連滿清的川陜總督岳鐘琪、準備造反起義。

妄人之妄是怎么來的，是因為妄人自閉，也因為有妄人生長的土壤。

朕要和你一起玩

雍正會怎么處理這起案件？

直接殺了曾靜，最為簡單。但是，殺人的意義不大，也改變不了局面。曾靜是個小人物，大人物是呂留良，死了也能反清。曾靜是個妄人，但妄人竟妄到造反，也是曠古奇談了。所以，這就不是一個妄人的問題，而是人心的問題。

殺人簡單，但誅心不簡單。但誅心這件事才是最重要的。雍正要誅的這個心，就是夷夏之防。只有把這件事解決了，滿清才能鞏固自己的統治合法性。

所以，曾靜案就不是一起簡單的刑事案件，而是關系到滿清的國本。對于事關國本的大事情，雍正必須高度重視。

“朕不得不一一剖析，宣示于眾”。雍正要干什么？雍正要盯住這個案件，對曾靜的各種極端思想進行一一剖析，然后正本清源。

朕要誅曾靜的心，還要“誅”天下人的心

曾靜看到天災瘟疫就說“天心不順”，但是我雍正要告訴你：天心一直向我。于是，曾靜還沒押到北京，相關的反駁工作就已經開始了。各地紛紛向雍正上報天降祥瑞的情況。云貴總督鄂爾泰上報說：在雍正五十歲壽辰的時候，發現五色祥云繞著太陽幾個小時；江南學院李鳳翥奏報說：發現了象征吉瑞的罕見靈芝；衍圣公孔傳鐸，則上報說：親眼目睹了萬波祥云。

曾靜之所以鼓動岳鐘琪造反，是因為夷夏關系高于君臣關系，而且岳鐘琪與皇帝之間出了嫌隙。而雍正竟然拿出自己與岳鐘琪之間的書信，駁斥曾靜的主觀臆斷。讓你看一看什么叫君臣，讓你看一看我跟岳鐘琪岳大將軍是怎么書信恩愛的。

曾靜說雍正發行的銅錢含銅量低，是因為雍正鋪張浪費，拿銅料去修皇宮了。雍正就認真地解釋說：銅錢中銅鉛比例過高，就會導致老百姓熔鑄銅錢改做器皿。所以，降低銅的比例是為了維護貨幣穩定。

如此種種，不勝枚舉。皇宮中的雍正，對監獄中的曾靜，進行了細致而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最后的結果，當然是教育成功。曾靜從一個反清復明的頑固派，變成了維護大清的忠實順民，最后竟然開始為雍正和大清歌功頌德了。

但這還不算完，教育曾靜的目的是為了“誅”天下人心。于是，雍正把自己寫的文章、大臣們的奏章和自己批復、曾靜的謀反書稿，匯編成了一套書，然后舉國發行。這就是《大義覺迷錄》。

殺人只是出氣，但目的是“誅心”

《大義覺迷錄》的主要議題是什么？就是對“滿漢之爭”、“夷夏之防”進行各種批駁。雍正皇帝要通過這本書，對普天之下的知識分子進行曾靜式的教育。

那么，這個“誅心”到底是什么？就是要批倒全天下的“曾靜”分子。而批倒之后呢？要實現一種中原與草原、滿人與漢人的共識融合。漢人的知識精英，不能被呂留良蠱惑，不能再堅持華夷之辨，要認同滿人統治，不能成為“曾靜”分子。

這么一來，曾靜就不能殺。因為雍正的目是借著教育曾靜來教育普天之下的讀書人。你把曾靜殺了，就不算教育成功。雍正不僅力排眾議赦免曾靜，而且還下了“子孫不許殺曾靜”的諭旨。

曾靜是沒事了，而呂留良卻倒霉了。1733年，雍正下達了對呂留良及其后人的判決：呂留良即其長子呂葆中戮尸梟示。死了也要從棺材里挖出來，然后砍掉腦袋。對呂留良仍然在世的兒子呂毅中斬立決，諸孫發配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但還不算完，呂留良的門生弟子也牽連其中，大批的人或被處決或被發配。

為什么一定要殺呂留良？沒別的原因，就是這口氣必須得找地方出。

呂留良及其后世黨羽遭到了滿清的肉體清算。但是，呂留良的作品卻被保留了。因為雍正要在思想殺消滅呂留良主義，于是下令不得銷毀呂留良的作品，留著這個靶子，然后大清朝一起搞批判。而批判的武器就是自己的《大義覺迷錄》。

這也是一個奇葩神邏輯，大清朝特有的文字獄。

乾隆為什么要殺曾靜？

1735年，雍正去世、乾隆登基。就在當年，乾隆立即下了一道圣旨：

曾靜大逆不道，雖置之極典，不足以蔽其辜，乃我皇考圣度如天，曲加寬宥。夫曾靜之罪，不減于呂留良，而我皇考于呂留良則明正典刑，于曾靜則屏棄法外者，以留良謗議及于皇祖，而曾靜止及于圣躬也。今朕紹承大統，當遵皇考辦理呂留良案之例，明正曾靜之罪，誅叛逆之渠魁，泄臣民之公憤。

曾靜這家伙大逆不道，比呂留良也差不到哪去，殺了都不足夠贖罪的。我老爹雍正把呂留良殺了，卻沒殺曾靜。原因是：呂留良罵了我父親的父親，我父親當然不能忍；而曾靜只罵了我父親，我父親只能忍辱負重。簡單說就是：罵皇帝的曾靜可以忍，但罵皇帝爹的呂留良不能忍。現在我乾隆登基了，我是皇帝了，曾靜你就是罵過皇帝爹的人。那怎么辦？之前怎么收拾呂留良，現在就怎么收拾你，必須明正典刑、以平民憤。

處死曾靜，只是因為之前是罵皇帝而現在是罵皇帝他爹嗎？

如果真是這樣，那乾隆接下來就不會下令銷毀《大義覺迷錄》。真正的原因是雍正的意識形態工作失敗了。

《大義覺迷錄》的主要議題是批判滿漢之爭、華夷之辨。但是，老百姓卻對這些高大上的議題完全不感興趣。感興趣的是什么？當然是八卦了。

書中各種宮廷秘聞、官場運作，堪比莎士比亞戲劇，在那個苦悶的社會，全是八卦猛料。這可比什么小說京戲有意思多了。雍正想要制造一場陽春白雪的輿論批判，而傳播的過程中卻全成了宮廷狗血的八卦。

隨后，各種腦補、各種八卦，愈演愈烈且連綿不絕。比如雍正登基是否合法、康熙是否自然死亡，甚至還杜撰出呂留良的后人呂四娘刺殺雍正的故事。

雍正自以為正本清源，結果卻越描越黑。于是，《大義覺迷錄》適得其反了。

之前舉國發行《大義覺迷錄》是意識形態工作，現在舉國銷毀《大義覺迷錄》也是意識形態工作。那么結果會怎樣呢？

雍正失敗了，乾隆也失敗了。雍正的正本清源成了越描越黑，而乾隆的舉國焚書卻讓天下人信以為真了。老百姓把八卦全都當成了真事。而且，某些有識之士更是早就看出此書必須被禁，于是早就給私藏起來。

雍正和乾隆，對待曾靜案的不同處理，卻表明滿清統治集團的一個重要轉變：

在雍正時代，統治集團是自慚形穢的，人言可畏，他們在意這種人言，這就是思想文化上的不自信，認為中原文化確實高自己一等。

在乾隆時代，統治集團開始自信了，人言不足畏、漢人不足法，滿清之所以能夠入主中原就是因為自己足夠優秀，自己要高中原一等。

既然有了這個態度上的轉變，那么乾隆殺曾靜也就不會再有什么顧慮了。

但是，認同自己夠優秀，就能成為一種超越性嗎？鴉片戰爭以后，面對近代民族主義的沖擊，這種自我優秀的認同，簡直不堪一擊。因為難以融合、無法超越，或統治者難以實現共識的凝聚，導致大陸遲遲無法向現代國家轉變。偌大大陸，在列強面前，一直吃虧。那句“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就是最鮮明的注腳，政治精英和人民大眾在外敵面前也是分裂的，甚至利益上都無法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