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邦評功的時候，將蕭何擺在第一，將軍們主張曹參擺在第一，你怎么看？

大漢開國，論功行賞，劉邦說過兩段很有名的話。

第一段便是一再被后人引錄的“三杰論”。

說這段話之前，劉邦先問了群臣一個問題，我劉邦因何能得天下，項羽又何以失了天下？

當時，朝堂上只有兩三個人站出來，說了一些貶損項羽，拍劉邦馬屁的套話，劉邦知道朝堂下的功臣勛將急于封賞，于是他繞過如何封賞的話題，說了下面這段話——

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張良）。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

“三杰論”表面上看，是劉邦一時興起的感慨之言，似在炫耀自己駕馭臣下的能力，但如果放在廟堂政治的語境下看，這段話絕不是劉邦的隨口之言，而是他經過深思熟慮后吐出的定調之言。

先看三杰論的比例，前兩杰是文臣，后一杰是武將，文武比例二比一；再看三杰論的次序，搞謀略的第一，干實務的第二，帶兵打仗的第三。

這個比例、這個次序，其實是向文武百官傳遞了一個基調信號：大漢開國后，政治高于軍事，文臣重于武將。

這是一個理念問題，也是一個現實問題。

劉邦雖然歷來討厭儒生，但治國是政治問題，天下要靠文臣治理，這樣的理念他是認同并且推崇的；此外，揚文抑武，可以提高戰功的封賞標準，這樣帝國的蛋糕才好少切出去一些，因為有戰功的武將實在太多了，而這樣的文臣卻是屈指可數的。總之，這是古今通用的一個政治手法，用少數做篩子，將多數過濾掉。

然而，當時的劉邦并沒有絕對的帝王權威，所以他這“三杰論”并沒有將蠢蠢欲動，一心要封賞的眾武將壓制下去。

對這個問題，劉邦想拖，但也拖不了多久。

很快，廷議誰的功勞最大被推到了臺前。這時候，功勞是一個政治含義很濃的字眼，它是一個多方綜合、多向平衡的結果，因此在廷議這個問題時，劉邦對先前的“三杰論”做出了微調。

劉邦認為，蕭何的功勞最大，故封為酂侯，食邑八千戶，居文臣武將之首。

戰功赫赫的武將們一聽，頓時炸開了鍋，那時候君臣禮儀還沒有那么嚴格，有的武將甚至直接進殿與劉邦爭辯說，他們這些人披荊執銳，身經百戰，出生入死，立了那么多功勞，反不如一個只會舞文弄墨，并無尺寸之功的蕭何，是何道理？

這時候，劉邦沒有直接回答，而是又發表了一個很著名很直白的“人狗論”——

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隨我，功不可忘也。

劉邦的意思是說，用打獵做個比喻，你們這些武將只能算“功狗”，只有蕭何才是“功人”，況且蕭何舉宗數十人追隨我打天下，不能忘恩負義。

封賞還沒得到，反倒連人都不是，成“功狗”了，武將們不僅沒有被說服，反而被激怒了。

于是，在正式排定列侯位次上，武將們搶先推出了一個他們認為應列第一，并且劉邦很難反對的人選：平陽侯曹參。

武將們的理由是，曹參身上有七十多處傷疤，戰功無能可比（凡下二國，縣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等等），所以必須排第一。

劉邦很難反對，原因很簡單，曹參和蕭何都是劉邦同鄉，都是沛縣功勛集團的核心人物，并且相互的關系都很好。

果然，面對武將們推出的這個人選，劉邦一時不好表態了，但作為一代開國雄主，劉邦有的是辦法。

就在劉邦沉默難言時，一個叫鄂千秋的人，心領神會地站出來說了一番劉邦想說卻又不便說的話。

鄂千秋說，列為大臣說得都不對。平陽侯曹參攻城略地雖多，但那都是一時之功，難與酂侯蕭何相比。當初皇上與項羽相爭，前后共歷五載，喪師失眾，屢次敗北，生死攸關之時，幸有蕭丞相鎮守關中，不待皇上詔令，便能隨時遣兵補缺，輸糧濟困，我漢軍這才得以復振，我漢王這才得以奪取天下，這是萬世之功也！諸公怎能以一時之功貶抑萬世之功！臣意以為，少一百個曹參無虞，失一蕭何漢必無成。故應列蕭何第一，曹參次之。

根本之論，高屋建瓴！

蕭何第一，故有劉邦的帝王之謀，卻也毫無毛病。

蕭何第一，幾乎成了后世功臣排座次的范本。

難能可貴的是后來，蕭何病重之時，惠帝前往探望，問蕭何，君即百歲后，誰可代君者？

蕭何說，知臣莫如主。

惠帝說，曹參如何？

蕭何頓首說，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

于是乎，這才有了千古佳話“蕭規曹隨”。

所以說，蕭何的政治胸襟與氣度，也是堪稱第一的。當然，曹參當大漢帝國二代相國，也是恰到好處。

大概沒有比蕭何第一，曹參第二，更完美的政治排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