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古代湖南人才稀少，而近代卻人才輩出？

“幾千年大陸文明史，基本可以將湖南二字抹掉”，這是當代某位歷史學家的話。這言論當然過于偏激，但近代以前的湖南，存在感確實很微弱，這倒是一個事實。

晚清時分，身為長沙人的革命黨大佬楊毓麟，自己就老實承認，“咸同之前，湖南人碌碌無足輕重于天下”，說得一臉沉痛。這是一樁令人難為情的事實：至少，在過去熱衷搞地域歧視的“正統”中原人看來，附在長江尾巴，還在洞庭湖以南的這片區域，是妥妥的邊陲蠻荒。西元805年，32歲的柳宗元被貶湖南，寫詩哀嚎“孤臣淚已盡，虛作斷腸聲”，反正是生不如死之狀。殊不知，“永州司馬”也相當于現在市公安局局長了。

從地理看，湖南南、西、東三面環山，另一面還要臨湖，涼爽的南風吹不進來，洞庭湖郁積的水蒸氣排泄不出去，是夠僻遠閉塞的，柳宗元們當官都當的如喪考妣也能理解。在這些充滿優越感的中原人看來，你既遠離華夏中土，又不宜生存聚居，向被視為卑濕之地，乃王化不至之所，是流放貶官謫吏的理想之地，不是“南蠻”而何？盡管風水輪流轉，如今最受“地域炮”侵擾的反又是中原地帶同胞。

連所謂的楚文化，核心區也是在如今的湖北，楚國的都城、政治、文教中心一直都在湖北。到了康熙以前，湖南尚是湖廣省的一部分，省會在武昌，科考考場在武昌，湖南倒像被“捆綁”成湖北的“后花園”了。話說1930年代，湖北武漢大學部締建，其中很多雄偉的老建筑，就是由彼時湖南省政府出錢蓋的，細心的游客當還能發現那些“湖南省政府建”字眼牌記。反正我初見時疑竇叢生：憑啥湖北人在自家地盤建大學部，湖南人得出錢出力，人傻錢多不成？

只因為直到那時，湖南一省也沒拿得出手的著名大學部，所以愿意出錢出力，換取湖南子弟上武大的名額，無可奈何又用心良苦。

過去幾千年，山川繡錯人煙鱗集的湖南，也一直沒出什么大才，可以到中原去抗衡一下的。這一直是湖湘有志之士為之不好意思的地方。好不容易出個周敦頤吧，且算全國性名人了，卻鎮日勸人養花弄蓮消磨精神。

“唐開科三百年，長沙劉蛻始舉進士，時謂之破天荒”，這是湖南經學大師皮錫瑞的自嘲，亦可證明本地人才真是凋敝。敝人老家廣東，已經夠蠻荒了，是獦獠出沒、鱷魚食人的地方，可好歹早在唐代就有張九齡去當宰相啥的，而湖南是遠到晚明，才千呼萬喚始出來個武陵楊嗣昌，坐上了內閣首輔之位，使得湖南人真正完成了出將入相的華麗轉身。早期湖南人的“精神圖騰”屈原先生，認真論其“籍貫”，也是湖北秭歸人。

湖南為啥出不了人才？湖南人自己的解釋，多是放在交通不便上，說白了就是地理與風氣都尤其閉塞。這倒非托辭卸責，是有道理的。“不想被太多人關注，只想靜悄悄地做好自己”，不是自豪，而是無奈。長達數千年間，湖南與中原的往來交通，洞庭水系都是必由之路，實際比廣東北上的兩大古道——西京古道與梅關古道，路途還要兇險，也沒有廣東面對海洋的開闊優勢。人家四川都早有蜀道直通車呢！

在過去，湖南秀才要考個舉人，得跋涉千里峻山，穿越八百里洞庭湖才有入場資格，不僅花費昂巨，連命都難保，導致湖南士子膽顫心驚，“畏怯不前，各郡縣引以為戒”（轉引自《嘉慶長沙縣志》）。楊昌濟的外祖父，就是因陪弟弟赴考武昌，過洞庭湖時被嚇出心臟病橫尸當場的。這就導致一個悲催局面：本地人輕易不出省，外鄉人若非被迫——比如官員遭貶謫、政府搞“江西填湖廣”之類的，也不愿入湘，湖南社會幾百幾千年都缺乏流動一如死水，人才不冒出也是理所當然。人說“要致富，先修路”，其實“要出人才先修路”，這話也是可以成立的。

總之，清代中期以前，湖南一省，風氣之閉塞，人才之寥落，是可想而知的，是有事實佐證的。現代考古，湖南也沒挖出什么“國之重器”來呀，湖南博物館的鎮館之寶所賴也無非馬王堆漢墓那幾件，此外絕少“大手筆”文物拿得出來。毛湘潭先生年輕時寫文寄慨，說過“四千年歷史中，湖南人未嘗伸過腰，吐過氣。湖南的歷史，只是黑暗的歷史”這樣憤激的話。

以至于到了當代，還有不少湖北朋友不服氣，認為古湖南不過是楚國流放犯人之地，湖南人是在消費屈原，是強拉硬扯抱楚文化大腿，湖北簡稱“鄂”應該徑直改稱“楚”方得其所哉云云。這是“虎視眈眈”要吃獨食吶！

湖南人真正揚眉吐氣，是要到近代了。清代嘉慶年間，長沙岳麓書院山長袁名曜掛上了“惟楚有材，于斯為盛”的門匾。

雖然，“惟”字當作語助詞理解，但這幅門聯確實有如預言一般，昭示著50年后，湖南人杰即要井噴而出的驚人局面，且一發不可收拾：此后100多年來，大陸近現代史，“沒一件大事無湖南人身影，又沒一件大事湖南人不起重要作用”，開創新大陸的第一號、第二號人物仍都是湖南人。可以明確地說，自1850到1950年代，湖南人才輩出，數量之多、權勢之重、功業之盛、影響之巨，大陸省份無出其右。江浙、廣東，是得屈居其后的。

近代湖南，委實是長江文明的中流砥柱，也領帶了大陸近百年的政治與學術文化，更開出了真正由書生建立功業的風氣：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一干湘軍將領撐持晚清之后，熊希齡、譚嗣同、蔡鍔、宋教仁、譚延闿、章士釗等等緊接而上攪動民國，隨后又是毛、彭、劉、賀、羅、任等等“敢叫日月換新天”，近現代湖湘子弟猶如大江洪流一般，使得每一勺水中都有湘水分子滲雜著的。“大江東去，無非湘水余波”，從此不再是吹牛，而是紀實。連對岸的馬某九，其實都是湖南子弟。

每個地方“突然”奇異地大量出人才，過去叫“風氣”\\“風水”，粗粗理解不免玄乎，但卻又是最關鍵的一環。人才的興起，是有群體性的。比如，清中期徽州一帶，所謂“皖學”異軍突起，從戴震江永汪梧鳳程瑤田金榜，到胡雪巖胡適陳獨秀胡某公，一遵舊統大師輩出，勢頭之猛也如旋風突至；再比如，湖北黃岡一地，大別山深處的僻地，此前也是安安靜靜美男子，也是到了民國時分，猝不及防似地一群群學術大師聯袂誕生，造就“湖北人才半黃岡”的盛況。

近代以來湖南，何以能一挽頹勢別開生面激動人心，理由當然有很多，很多朋友也講得很詳細，似乎無需我再添廢言了。但就我個人感想而言，我覺得湖南人最應該合掌感謝的，是有三個人：王夫之、曾國藩，以及身為江西客家人的陳寶箴。他們三位，是真正轉移一時風氣，并給近代以來湖南注入新鮮且強勁精神養液的偉人。不談及這三位，湖南何以為湖南，是說不過去也說不通的。其余一些湖南人杰，是旁支而非主干。后來，錢鍾書之父錢基博，寫《近百年來湖南學風》，不選王先謙葉德輝等人，以為其脈不屬于近代湖南學風之“正”，道理是一樣的。

至于這三位，我意其功用也各有不同：王夫之，是“再鑄湖南人精神”，他的品格、學說及信念，是近代所有湖南志士的精神向導，可稱近代湖湘子弟的“精神教父”；曾國藩，更不用說，他所領導的湘軍，是直接帶動出整個湖南子弟的，不說其功業及所標榜的學說，其所創造的政學人脈圈直接沾丐本地人士近百年；而陳寶箴，是最容易被忽視的，但也是后面最不應被小覷的：他在湖南首先普及新學，支持大量湖南子弟出國留學，既讓“理學大本營”的湖南一掃陳腐之氣，直接或間接培養的人才諸如唐才常、蔡鍔等，也讓湖南人在民國也風生水起。

如果不嫌夸張，這三位近代人杰，改變了湖南省，也徹底改變了大陸。當然，更應該表揚的，是無數被視為“沉默大多數”的湖南平民，數不清的“湖南騾子”。近代以來湖南人民，“吃得苦，耐得煩，霸得蠻，不怕死”，才得以與那些豪杰互相推動，功業爛照，事垂青史。一部晚近大陸史，道不盡的榮辱，說不完的湖南人。在我心中，“湖南人”幾乎是“血氣”的代名詞。

“大陸如今是希臘，湖南當作斯巴達，大陸將為德意志，湖南當作普魯士”——前幾日，我因事孤身到長沙，路過岳麓書院，想起這句話，矯情勁上來，不由得感慨萬千。酒桌上，一位朋友說，如今“芒果臺”才是湖南的形象標簽，這是真的嗎？一時間，我也不曉得該作何表情回應，才是得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