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本《竹書紀年》的可信度有多高？

（朱右曾古本竹書紀年）

古本《竹書紀年》不是偽書，而是戰國魏之史官撰著的編年體史籍。

司馬遷說《太史公書》是“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成一家之言”，自然，這部魏國的編年史也是“成一家之言”了。

至少，此書中，載錄了不少重要的史料。

晉武帝司馬炎咸寧五年，也就是西元279年，汲郡人不準盜挖戰國魏王墓。有人說，這事兒是在280年，還有人說是281年，按照《晉書》記載，當為279年。

盜墓過程中，發現了大量竹簡，多有散失。官府聽聞后前往收繳，又有不少損佚。后來，當時不少著名學者，如荀勗、和嶠、束皙、衛恒等，參與了竹簡的整理，共集成七十五篇。

其中，有十三篇為編年史，記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戰國歷史，按年編次。平王東遷后以晉國紀年，三家分晉后以魏國紀年，至“今王二十年”止。

因其寫于竹簡，于是被定名為《竹書紀年》。

這是此批竹簡中最著名的一部書。另一部，是《穆天子傳》。

《竹書紀年》之原簡，可能于永嘉之亂時亡佚，但有前述學者所著《初釋本》和《考正本》傳抄流行。

（偽今本竹書紀年）

《竹書紀年》面世后，引得不少人據此訂正過往歷史，因而也受到強烈抵制，使此書影響由盛轉衰。至宋，很少再有人看到此書，也很少有人引用了。

宋以后，有人抄錄《宋書.福瑞志》作為附注，托名梁沈約注，造成一部《竹書紀年》，即“今本《竹書紀年》”。

此書明代以后流行很廣。直到清朝錢大昕站出來直斥其偽。紀昀、洪頤煊、郝懿行等亦考證其偽。人們開始相信其為偽書。

（王國維古本竹書紀年）

之后，朱右曾從各種舊籍中摘錄真本《竹書紀年》原文，加以考證，成《汲冢紀年存真》二卷，這才有了現在的古本《竹書紀年》。

1917年，王國維在此書基礎上，加以補充和訂正，編成《古本竹書紀年輯校》一卷，又比朱書精益。

后，范祥雍有《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訂補》；1981年，有方詩銘、王修齡《古本竹書紀年輯證》，被認為是較完備版本。

《晉書.束皙傳》載，汲郡不準所盜是戰國魏襄王墓或安釐王墓。實際上，魏都在大梁不在汲郡，被盜的，應為魏國貴族之墓。《竹書紀年》作者，當為魏國史官。

前面說到了，《竹書紀年》亦為“一家之言”。先秦史官，有家族傳統，應該是從更早遠的年代傳承而來，其實到了漢代仍然如此，比如司馬遷。

不必懷疑“史官”的“職業操守”和“專業技能”。

劉師培在《補古學出于史官論》中說：“蓋古代之尊史官，非尊其官也，尊學術耳。古代學術，以天文術數為大宗。而天文術數，亦掌于史官。此史職所由尊也。”

古本《竹書紀年》出于魏國史官之手，可信其“忠于職守”“鞠躬盡瘁”，不會故意造假。

但是，有兩個問題——

一是對于久遠歷史，比如，最初參與整理《竹書紀年》的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這與《史記》一樣，不過，魏史官和司馬遷皆從傳說中了解到黃帝的一些“資訊”，而且均難加考證。比如，關于堯舜傳位之不同，魏史官和太史公亦只能根據傳說。

二是，即便對西周以降相對較近的歷史，魏史官和司馬遷所據傳說、典籍等等之不同，也會產生記述差異。

只能說，這種差異十分正常。即便同一時間、同一地點的兩個人，對同一事物的看法，也會因立場不同、個人經歷不同、觀察角度不同，等等因素，而形成不同之描述。

古代史籍的重要作用，在于記錄不被更多人了解的事件、人物、時間和地點、人和事之間的交互作用等等。他人或后人，就可以據此對歷史有所了解。

而記載同一事件、人物、時間和地點、人與事之間交互作用的古代史籍不止一部，盡管可能記述不盡相同，后人反而可以從作者的不同視角，進行比較、考證，從而得出更接近歷史真相的結論。

《史記.商本紀》是第一部記述完整商王世系的史籍。在甲骨文發現并進行研究之前，誰也不知道真實的歷史到死是怎樣。如果沒有《史記.商本紀》，這一段三千年前的歷史，就很可能湮沒在歷史長河中了。

甲骨文的發現和研究，證明《史記》對商王世系的記載絕大部分準確，這是司馬遷在周代商約一千年的時候寫就的呀，難道因為太史公沒把王亥計入，就得出結論說司馬遷騙了我們兩千年嗎？

這樣說或這樣想，豈不是太豈有此理！

對于古本《竹書紀年》，也是這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