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小冰期”，便是指全球氣候經歷的一個寒冷時期。根據竺可楨的大陸氣象史記載，大陸歷史上共經歷了四次小冰期，而與之伴隨的便是四個王朝的覆滅，第一次是殷商末年至西周初年，第二次是東漢末年至西晉初年，第三次是唐朝末年至北宋初年，第四次則是明朝中期至清朝中期。“明清小冰期”時間跨度雖然長達數百年，但影響最為嚴重的則是明朝萬歷至崇禎年間，那么明朝的小冰期到底有多可怕呢？

△小冰期與王朝興衰

“小冰期”的直接影響：氣溫寒冷，人畜多有凍死

“小冰期”期間，最為直接的特點便是天氣嚴寒，而那種寒冷恐怕我們很難想象。根據史料和文獻記載，當時就連太湖、鄱陽湖、洞庭湖、淮河都曾結冰，而“夏寒”，“夏霜雪”這樣的極端天氣，更是屢見不鮮。

根據《江南通志》的記載，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年）和十五年（1502年），“冬天寒，祁陽江水凍合，余姚江水冰合”。這里的“祁陽”和“余姚”，便是今天位于湖南的永州市祁陽縣和位于浙東的余姚市，當時就連流經這兩地的瀟水、曹娥江和甬江都因冰凍而斷流。

此外，根據《廣東通志》的記載，明正德元年（1506年）冬，廣東瓊州府萬州雨雪，瓊州府便是如今的海南島萬寧縣；正德四年（1509年）冬，廣州潮州“隕雪，厚尺許”，潮州則是今天的潮安、潮陽等縣。對于如今很少見雪的南方來說，海南降雪尺許厚是種什么感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在《明史·五行志》中，更是有“景泰四年（1453年）冬十一月戊辰至明年孟春，山東、河南、浙江、直隸、淮、徐大雪數尺，淮東之海冰四十余里，人畜凍死萬計。五年（1454年）正月，江南諸府大雪連四旬，蘇、常凍餓死者無算。”黃河、淮河、長江流域積雪數尺，江南各地連降四十多天大雪，可見當時天氣的寒冷。

而在各種史料之中，諸如“牛畜凍死三萬六千蹄”，“開原大雨雪，畜多凍死”，“雪止，平地三尺余，人畜多凍死”，“雨雹甚大，傷稼百二十五里，人馬多擊死”，“飛雹交下，壞民居萬余，死者千余人”，“沂州雨雹，大者如盤，小者如碗，人畜多擊死”之類的記載，更是隨處可見。

“小冰期”的天氣轉冷實際上是個循序漸進的過程，而“明清小冰期”的天氣轉冷實際上從洪武年間便已經開始出現，至明朝中期開始，氣候開始保持“恒寒”，而這種寒冷天氣從清初開始逐漸好轉，但一直到光緒六年（1880年）以后，氣候才開始再度逐漸轉暖。

“小冰期”的間接影響：旱災、鼠疫等次生災害

在長達四百余年的“明清小冰期”中，除了因天氣嚴寒這個直接影響之外，由于氣候變化而到帶來的次生災害，才更為致命，不僅導致大量百姓死亡，更是直接給本就大廈將傾的大明王朝，來了致命一擊。

1、持續肆虐的旱災。由于氣候的劇烈變化，不僅導致旱災發生頻率極高，而且肆虐范圍和持續時間往往極長，例如崇禎年間便出現了罕見的十年大旱。在持續不斷的旱災中，不僅湖泊干涸，就連黃河干流和支流都出現了斷流現象，華北地區的降水量更是下降了11%至47%，更有多達23個地區出現了連續四年以上的重旱。

早期的旱災還僅僅出現在黃河流域的個別地區，而之后便迅速蔓延到了全國各地。作為傳統的農業大國，持續的旱災對于百姓來說簡直就是滅頂之災，例如河南“大旱遍及全省，禾草皆枯，洛水深不盈尺，草木獸皮蟲蠅皆食盡，人多饑死，餓殍載道，地大荒”，又如陜西“絕糶米市，木皮石面食盡，父子夫婦相剖啖，十亡八九”。

2、隨之而來的蝗災。由于蝗蟲產卵的土壤最佳含水量是10%至20%，且土壤結實而植被稀松時更有利于蝗蟲繁殖，因此當旱災頻發之時，蝗災便也隨之而來，這便是古人常說的“久旱必蝗”。《明史》之中，“蝗”字出現了多達129處，而根據《明代蝗災與治蝗研究》的統計，明朝先后發生蝗災共計達967次，而整個明朝也不過276年，也就是說平均每年便要爆發三次蝗災，若是集中到明朝中后期，這個頻率將更高。

尤其是在崇禎年間的十年大旱中，蝗災的景象更為恐怖，崇禎十四年（1641年）六月，“兩京、山東、河南、浙江大旱蝗……野無青草，十室九空”，就在百姓們即將收獲的季節，結果莊稼被蝗蟲一掃而空。彼時的內閣次輔、禮部尚書徐光啟便說，“惟旱極而蝗，數千里間，草木皆盡，或牛馬毛，幡幟皆盡，其害尤慘過于水災”。

3、席卷北方的鼠疫。由于旱災、蝗災頻發，導致糧食減產、草木枯死，于是缺少食物來源的各種動物開始頻頻涌入人類聚居區，其中尤以老鼠帶來的危害最大。從萬歷年間開始，明朝多次爆發大規模鼠疫，其中又以崇禎年間的鼠疫最為恐怖。崇禎六年（1633年），山西興縣爆發腺鼠疫，隨著百姓們的逃亡，瘟疫開始迅速向陜西、河北、京師等地蔓延，更是于崇禎十七年（1644年）演變為肺鼠疫。

關于這場瘟疫，夏燮《明通鑒》有載“京師大疫，死者無算”，《崇禎實錄》則記載“京師大疫，死亡日以萬計”，“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在山西“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傳染者接踵而亡，數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闔門不起者”，在陜西“（崇禎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根據保守估計，這次鼠疫不僅造成陜、晉、冀三省百姓死亡千萬以上，更是直接摧毀了明朝九邊重鎮中的大同、山西、薊州、宣府等鎮，以至于李自成攻向京師之時，沿途并未遭到大規模抵抗，而已經連叫花子都找不到的北京城，即便將太監都派上了城墻，仍是平均五個城垛才有一個士兵。

4、此起彼伏的水災。明朝中后期，水災同樣是導致百姓民不聊生的罪魁禍首之一。在《明史·河渠志》的記載中，便有“萬歷元年（1573年），河決房村，筑堤洼子頭至秦溝口”，“萬歷四年（1576年），河決韋家樓，又決沛縣縷水堤，豐、曹二縣長堤，豐、沛、徐州、睢寧、金鄉、魚臺、單、曹田廬漂溺無算，河流嚙宿遷城”，“至十五年，封丘、偃師、東明、長垣屢被沖決”等記載。

而到了明朝天啟、崇禎兩朝，黃河水患更為嚴重，“天啟元年，河決靈譬雙溝、黃鋪，由永姬湖出白洋、小河口，仍與黃會，故道湮涸……四年六月，決徐州魁山堤，東北灌州城，城中水深一丈三尺”，“崇禎二年春，河決曹縣十四鋪口。四月，決睢寧，至七月中，城盡圮……十六年六月，馬家決口百二十丈，兩岸皆筑四之一，中間七十馀丈”。

在持續的旱災、蝗災、鼠疫、水災之中，不僅導致大量百姓似乎各種天災，更使得各地糧食欠收、糧價暴漲，百姓難以生存，以致出現易子而食的慘狀。百姓們沒有活路，只能被迫走上造反之路，僅崇禎元年（1628年）至崇禎八年（1635年），全國就爆發了十三次大規模起義，人數多達三十余萬。

與此同時，以農業為根本的大明朝，財政收入同樣受到了嚴重影響，當大明陷入內憂外患之際，朝廷卻根本拿不出來足夠的軍餉，僅陜西就欠下了一百三十八萬兩的軍餉，結果不僅導致大量士兵逃亡，群體性兵變現象更是層出不窮。如此情形，對于本就已經腐朽到了極致的大明朝，簡直就是滅頂之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