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懿傳》朱子彥著人民出版社2020年6月版618頁，66.00元━━━━
文︱陸 帥
魏晉之際的歷史進程，波瀾壯闊而又風云詭譎。漢魏禪代、士族崛起、正始清談、高平陵之變，在短時期內接連發生的諸多事件，不僅情節曲折離奇、耐人尋味，更深刻影響了此后數世紀的政治制度傳統與社會文化面貌，故而歷來受到海內外史家的關注。何茲全、王仲犖、唐長孺都曾指出魏晉與秦漢時代之間的巨大差異。以內藤湖南為代表的京都學派也將該時期視為大陸社會由“古代”轉向“中世”的關鍵節點。而在《三國演義》的加持下，這一時期形形色色的歷史與人物，更是大眾耳熟能詳、經久不衰的話題。
在魏晉之際的歷史舞臺上，司馬懿無疑是絕對主角。作為曹丕的腹心之臣，他參與漢魏禪代，并在曹丕死后輔佐魏明帝曹叡，滅孟達、拒諸葛、平遼東，立下不世之功。齊王曹芳時代，他又一手策劃高平陵之變，成為西晉王朝事實上的開創者。然而，對這一重要歷史人物，學界雖不乏探討，但一直缺乏較為翔實的成果。管見所及，司馬懿的個人傳記，此前僅有方北辰：《司馬懿——誰結束了三國？》（北京大學部出版社，2013年）、塚木青史：《仲達》（角川書店，2009年）。但前者篇幅不大，內容簡略，后者更接近于文學創作。此外，華盛頓大學部博士生安東尼·布魯斯·費爾班克（Anthony Bruce Fairbank）曾以司馬懿為課題撰寫過學位論文（Ssu-ma I（179–251）:Wei statesman and Chin Founder. An Historiographical inquiry。[司馬懿：一個曹魏重臣與西晉開創者的編年史研究（179–251）]），于1994年提交申請學位，可惜也最終未能出版。在此背景下，新近問世的朱子彥先生所著《司馬懿傳》也由此引人關注。
一
朱子彥先生為上海大學部歷史學系教授，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長期就魏晉史展開研究，先后發表《曹魏政權內兩大政治集團的產生與黨爭》《曹魏代漢后的正統化運作——兼論漢魏禪代對蜀漢立國和三分歸晉的影響》《漢魏禪代與三國政治》等相關論著數十篇，成果豐富。而《司馬懿傳》正是凝結了作者多年來魏晉史研究心得的集結之作。此外，作者在明代政治史、大陸古代皇帝制度、禪讓制度、朋黨問題等領域也頗有建樹。多元化的研究視野，也使得作者能夠超越斷代史的框架，以更為宏闊的視野對司馬懿這一歷史人物展開審視與評判。
《司馬懿傳》于2020年6月出版，為人民出版社“大陸歷代帝王傳記叢書”之一種。在人民出版社多年的深耕下，該書系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今已出版各類著作數十種，其中不乏《隋文帝傳》（韓昇著）、《唐憲宗傳》（李天石著）、《萬歷傳》（樊樹志著）等頗具影響力的作品，受到廣泛關注。此次刊行的《司馬懿傳》，全書近五十萬字，由緒言、正文十四章、附錄兩章及跋語所構成，線索清晰、關照全面。在綱領性的緒言部分，作者通過充分梳理古今諸多論說，開宗明義地指出，儒家式的倫理道德不應成為評價政治人物的主要標準，并將司馬懿總結為“卡里瑪斯”式——即兼具專斷與權謀的政治人物，對其繼承曹操的統一事業、推動歷史發展所起到的積極作用給予充分肯定，本書的基調也由之奠定。此后十四章正文，作者則以時間為線索，結合魏晉時代的大背景，生動描繪了司馬懿一生的經歷與活動。以下，以章節先后順序為線索，對本書內容試加評介。
二
史書所載司馬懿步入官界、成為曹操幕僚的過程頗有曲折：建安六年（或元年），司馬懿托言“風痹”，拒絕了曹操的首次召辟。至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再次召辟，司馬懿方才不得已而應召。那么，司馬懿的原生家庭是怎樣的？為何曹操對其青睞有加，兩度召辟？對于兩次召辟，他做出不同選擇的原因又何在？第一章《姓氏、家世、交游圈與門風》、第二章《拒辟與“狼顧相”考辨》，作者從河內司馬氏的家世淵源出發，結合漢末的社會特征、曹魏內部的政治分野，將相關背景娓娓道來。尤其是關于司馬懿入仕曹操幕府的契機，福原啟郎（《晉武帝司馬炎》）、仇鹿鳴（《魏晉之際的政治權力與家族網路》）都曾論及荀彧舉薦司馬懿一事，但未深入論及具體緣由。作者則敏銳注意到，司馬懿的祖父司馬㑺曾任潁川太守，并且是其“仕途中最重要的官職”（35頁）。眾所周知，在東漢時期，以察舉制度為媒介，郡太守往往能夠與當地豪族形成緊密的政治社會紐帶。而在曹魏政權建立過程中，以荀彧、陳群、鐘繇為代表的代表潁川系士人恰恰具有極高的政治地位與影響力。伏膺儒教、熱衷品評，則是其文化面貌的主要特征。如此，書中所述河內司馬氏由武入文的“諸生”家風、司馬懿與潁川名士胡昭的早期交往、其家族與潁川荀、陳、鐘氏所結成的“通家之好”，也就藉由司馬㑺的相關史實得以有機串聯起來，令人茅塞頓開。此外，對于人所熟知的司馬懿“狼顧相”，作者另辟蹊徑，從漢代的謠言、讖緯傳統出發，揭示出其政治神話的本質，并指出該神話在主觀愿望與客觀效果上的錯位。
自建安十三年入仕曹操幕府，至黃初七年（226）曹丕去世，在這近二十年的時間內，司馬懿的官職由最初的文學掾、太子中庶子，到丞相長史、御史中丞，再到侍中、尚書右仆射，仕途一帆風順，與曹魏高層政治關系密切。不過，傳世文獻對于這一時期司馬懿的具體活動，記載卻相當零碎、簡略。本書的第三章《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第四章《每與大謀，輒有奇策》、第五章《漢魏禪代與東宮舊臣的輸誠勸進》、第六章《輔政大臣是怎樣煉成的》，作者通過爬梳各類材料，通過考證司馬懿在曹操立嗣、漢魏禪讓、曹丕南征等重大事件中的行跡，不僅清晰揭示了其一以貫之地擁護曹魏代漢的政治立場，同時生動勾畫出司馬懿善于揣摩上意、世故圓滑的形象。如此，也就能夠反之解釋為何史書對于司馬懿在該時期活動的記載頗有諱莫如深之感：畢竟曹魏幕僚以漢臣的身份行禪代之事，在當時本就受到輿論非議。更不用說曹丕去世僅二十余年后，司馬懿又篡奪曹魏政權，由國之棟梁搖身一變為獨斷權臣。角色轉換之迅速，不能不令當時的士人君子咋舌。另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五章中，作者依托多年的研究積累，通過闡述相關概念、功能與禮儀，點出禪代作為大陸古代帝制社會權力更迭重要范式所具有的積極意義，由此超越傳統的儒家政治道德觀念，以為理性、辯證思維地認識禪讓制度。這也正與作者在《緒言》中所主張的歷史人物評價標準形成了呼應。
曹丕之后的魏明帝曹叡，在位十三年。如福原啟郎在《晉武帝司馬炎》中所言，正是在此時期，司馬懿的政治生涯得以“飛躍”。這種“飛躍”，不僅表現在他成為曹丕臨終托孤的四位輔政大臣之一，與陳群一同總領文官集團。更表現在其身份由宮廷內臣轉為執掌兵權的統帥，并立下赫赫武功，奠定了橫跨政界、軍界的巨大威望。對此，作者自然不吝筆墨，在第七章《克日擒孟達》、第八章《制定伐吳新戰略》、第九章《雙雄斗智的歷史活劇》、十一章《軍旅生涯的得以之筆：平定遼東》中，依托軍事歷史地理考證，細致敘述了司馬懿滅孟達、拒諸葛、平遼東等經典戰役的來龍去脈，條分縷析，層次分明。對于其中一些聚訟之所，作者則以更為立體的視野重加論析。例如，對于司馬懿平定遼東后筑京觀、殺戮萬余人的行為，長期存在兩種評價：一種認為太過殘虐，一種則認為是必要的政治手段。對此問題，作者是通過長時段地考察戰國秦漢以來京觀、屠城的相關史實，指出由于經濟凋敝、人口衰減，這類戰爭行為在三國后期已不多見，由此回歸到當時的情境中再對司馬懿的行為展開批判，就更為切近歷史的真實。
戰爭是政治的延伸，也會反作用于政治。那么，司馬懿為何能夠在魏明帝時期頻頻出相入將？其不斷積累的戰功又會給曹魏政治格局帶來怎樣的影響？在本書第九章，作者已敏銳察覺到魏明帝曹叡起用司馬懿掌兵，實際了打破曹氏、夏侯氏壟斷軍權的祖宗之法，映射出曹魏宗室日漸衰微的政治結構變動。而第十章《開府治事與轉任太尉》，則通過相關人物事跡的細密考證，一方面清晰揭示出司馬懿利用開府征辟在政界、軍界構建起的權勢網路及其與魏晉禪代的密切聯系，并注意到司馬懿雖然出于修習儒學的“諸生”之家，但在用人上反而與曹操高度相似，重事功而不重虛名，描畫出司馬懿更為多面、立體的人物形象。另一方面，對于魏明帝與司馬懿在君臣和睦的表象下相互提防的復雜關系，曹植、高堂隆等宗室、大臣對司馬懿政治勢力不斷坐大的警覺，作者也一一作了交代。
經過以上鋪墊，第十二章《再任輔臣：與曹爽的政治博弈》、第十三章《高平陵之變》、第十四章《暮年的余威：平定淮南初叛》對于魏明帝托孤、司馬懿與曹爽的政治斗爭、高平陵之變、王凌起兵淮南等歷史事件的敘述，也就顯得充實而有張力。同時，對于高平陵事變中長期存在一些的爭議性問題——曹爽的失敗是否在于其一念之差？如果采用桓范的建議，攜皇帝逃奔許昌，舉兵對抗，是否存在翻盤的可能？作者也給出了自己的答案。書中指出，在司馬懿控制洛陽城、挾持郭太后的情況下，曹爽在政治上已不占有絕對優勢。更關鍵的一點是，在曹魏質任制度下，曹爽麾下將士家眷皆在洛陽城中，軍心已然瓦解。而洛陽至許昌，距離并不算近。因此，即便曹爽試圖赴許昌舉兵，也很難確保安全抵達。選擇投降固然有曹爽性格怯懦的因素在內，但也是基于當時情勢的無奈之舉。作者敏銳觀察到此前數次勸諫、政治頭腦相對清醒曹羲在桓范計策時默然不語，正說明了曹爽陣營內部抵抗意志的缺乏。這樣，曹爽在高平陵之變中的失敗，也就成為必然。這一在通覽全局與細微考證之上形成的結論，也就更令人信服。
嘉平三年（251）八月，司馬懿去世。由他開啟的魏晉禪代，為司馬師所接續，成型于司馬昭。因此，作為對正文內容的補充，作者又增加了兩篇附錄《司馬師在魏晉禪代中的功業》《魏晉之際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司馬昭》，依次敘述了司馬師、司馬昭掌權期間平定淮南二叛、三叛、滅亡蜀漢、弒殺曹髦等重大事件。至此，魏晉之際紛繁復雜的歷史繪卷，也在作者的細致生動地描摹下，得以清晰呈現。
三
二十世紀以來，海內外學界在魏晉之際歷史的研究上不斷耕耘，積累蔚為豐富。得益于持續性的理論創新與反思、精細化的史料開掘與批判、日趨豐富的出土資料，時至今日，魏晉史、尤其是魏晉政治史研究仍極具活力，成果不斷涌現。然而，在以論文發表為主要寫作方式的現代學術體系下，宏觀而連續的史實敘述與微觀且細致的深度描摹，往往很難兩全。如何在有效利用各類新舊資料的基礎上，將規模龐雜、角度繁多的既往研究整合為面貌完整、兼具深度與細節的歷史圖景。不僅是目前有待推進的學術課題，也是專業史學對話大眾、啟發民智的重要途徑。
《司馬懿傳》在學術研究與社科普及兩個維度上的價值由此而凸顯。盡管以司馬懿為中心主題，但綜觀全書，作者對于魏晉之際大歷史背景的整體把握，令人印象深刻。如作者在跋語中所言：“寫司馬懿并非是寫他一個人的傳記，而是論述一個時代。”（604-605頁）循此理路，書中筆觸所及，也就不局限于司馬懿的個人經歷。地域豪族及其社交網路、讖緯童謠背后的政治隱喻，禪代政治的本質與功能、漢魏官制的變遷與運作過程、三國軍事地理的考證等等，形形色色有助于理解魏晉之際歷史特征的紛繁事相，被一一納入作者敘述的宏闊圖景之中。在此整體性的視野下，作者對司馬懿的種種敘述與評判，不僅有細致入微的觀察，也更多了一層俯瞰的意味，這也是本書的一大特色。
這一特色的背后，是作者對史料、學術史的有機融匯。就史料而言，表現為傳世文獻與出土資料的綜合利用。從學術史的層面來看，無論是陳寅恪、周一良、川勝義雄等名家經典，還是葉適、王夫之、盧弼等傳統史論，亦或仇鹿鳴、津田資久等新近研究，書中均有所吸收，將之穿插于各章行文之間。當然，作者多年來就魏晉之際的三國格局、軍事地理、典章制度、禪代政治乃至于司馬懿、司馬昭直接相關的諸多成果，在內容中也有不時有所呈現。如此，本書對于新舊史料、既有研究的整合也就蘊含著作者對于魏晉歷史的個人洞見，別具一格。
濃厚的史學研究底色，卻并不意味著《司馬懿傳》晦澀艱深。無論是對于其他領域的研究者，還是對于一般社會大眾而言，《司馬懿傳》的閱讀體驗都相當友好。這種友好，一方面體現在作者流暢的文筆上，另一方面則體現在清晰完善的敘事結構以及職官、地理、經濟、文化等相關背景知識的細致鋪墊中。此外，對于長期以來人們津津樂道而又難以定論的通俗性話題——例如所謂“狼顧相”該怎樣理解、司馬懿與諸葛亮孰優孰劣、“空城計”的真實性如何、在高平陵之變中曹爽是否可能逆轉等等，作者不僅沒有刻意回避，而是積極參與其中，給出自己的判斷。這些判斷是否完全正確，或可再論。但其中所展現的史學思辨方法，對于一般讀者破除成見，以更為全面、客觀的角度看待魏晉之際的歷史進程，無疑具有相當的啟發意義。可以說，本書在學術性與可讀性之間，取得了較好的平衡。
當然，書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有待改進、完善之處。就個人而言，通讀全書后所感受到的最大遺憾，莫過于結語的缺乏。實際上，作者也意識到，司馬懿的離世并不代表內容的完結。斯人已逝，但司馬氏篡魏的政治進程卻方興未艾，因而在正文后以附錄的形式敘述了司馬師、司馬昭的相關事跡，這自然很有必要。但讀者更期待看到的，是對司馬懿本人、對其所處時代更為宏觀、抽象的總結與升華。怎樣評價司馬懿一生的功過是非？魏晉之際的歷史進程，又具有怎樣的時代性特征及意義？盡管這些問題在正文中已有所觸及，但若能夠再次集中展開，作為有力收尾，無疑能夠使本書的篇章架構與思想深度更上一層臺階。
此外，若干具體史實與校勘細節也值得注意，在此茲舉數例：（1）書中在計算司馬懿征遼東所需軍糧時據《三國志·管寧傳》《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認為“古時每人一日耗糧約5升”（375頁）。考慮到管寧作為士人食量較小，《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涉及的西南地區因緯度較低，自然產出的副食相對豐富。遼東為苦寒之地，士卒每日的體力消耗又較多，五升的每日口糧數可能有些偏低。例如楊聯陞（《漢代丁中、廩給、米粟、大小石之制》）、周一良（《南北朝時口糧數》）曾綜合居延漢簡及相關傳世文獻指出，秦漢魏晉南北朝時代成年男性尤其士卒的口糧為每日粟六七升。因此，究竟是按每日五升還是每日六七升計算士兵口糧（楊聯陞的數據為每日六點六升），恐怕還需斟酌；（2）在論及川勝義雄的“東漢鄉論重層結構”理論時（255頁），作者所引《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中譯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碼為第752-754頁，核原書，當為45-47頁；（3）書中對于海外研究的引注方式未能統一，如書中第349頁、350頁分別引用了日本學者津田資久的兩篇論文，但前一篇標題、刊物名稱均轉譯為中文，而后一篇則仍以日文寫出。
以人物為中心記錄歷史，關注人與歷史進程之間的互動關系，是大陸源遠流長的史學傳統。不過，隨著二十世紀結構主義、年鑒學派、總體史、計量史等流派的興起，研究者更加注重從氣候、地理、經濟數據等客觀視角探尋社會發展的深層規律。由此帶來的歷史敘述特征，便是“人的消失”（王汎森語）。在批判傳統思潮與西風東漸的雙重影響下，現代大陸史學也循此風向，長期聚焦于文明起源、古史分期、階級斗爭等宏大命題，人物研究淡出主流。即便是在研究日益碎片化、個案化的今天，史學研究者對人物的關心也常見地集中于政治、社會身份（如階層、郡望、門第、官職、婚配等）的剝離分析，而非他們真切經歷過的歷史與生命歷程。
但歷史的主體畢竟是人，當史學研究超越宏大敘事，當歷史學者承擔起更多的社會文化責任，“人的回歸”也就成為必然。當然，這種回歸并非帝制時代“王侯將相書”的再現，也不是歷史敘述的“演義”化、庸俗化，而是在史料辨析與學術范式下，以人物為中心，重繪更具細節感與生命力的歷史場景。可以看到，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對“無人的歷史”展開反思，書寫人物、重新關注人與歷史的關系，日漸成為海內外歷史學者的共識。朱子彥先生的《司馬懿傳》，正可以視為一次實踐。
最后想特別提及的是，據書末跋語可知，在兩年多的寫作過程中，作者同各種病魔不斷進行著頑強斗爭，乃至于本書最終也是在作者手術前一天于病榻上完成的。在中華民族不畏艱難、抗擊covid19疫情初現曙光的今天，本書的出版無疑又具有了別樣的意義。
陸帥
南京師范大學部歷史系
·END·
本文首發于《澎湃新聞·上海書評》，歡迎點擊下載“澎湃新聞”app訂閱。點擊左下方“閱讀原文”訪問《上海書評》主頁（shrb.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