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真的是中立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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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維坦按：

經常聽到某些人說，技術從來都是中立的，這句話的意思似乎是在表明，由該技術所產生的道德/倫理問題是事后的，與技術無關，這聽起來頗有幾分道理，但如果你再細琢磨一下，技術發明的目的是什么？比如槍。很少聽說有人買把槍的主要用途是當錘子使用——槍的發明者自然也知道發明其的主要目的與用途。由此，再來審視那句“槍不殺人，人殺人”時，你就會對“槍不殺人”的意涵有了新的質疑：發明槍支的人，其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殺人，即便槍在無人使用時的確不會對人造成物理傷害，但這也不能掩蓋設計該技術的用途以及發明者的價值觀，

技術就在我們身邊，它既無處不在，如空氣一樣自然，但又在其他領域引人注目，吸引著世界的注意力，

從陶瓷杯到核武器，從床墊的彈簧到沉浸式的虛擬世界，從紙和鉛筆到智能算法，技術的范圍是如此寬廣，從最基礎的東西到近似魔法的東西，無所不容，

但即使是最基礎的技術，它們也曾經像魔法一樣。杯子和彈簧在今天可能不會引起太多的討論，但如果沒有它們，生活將會完全不同。也許人工智能、虛擬現實和其它發展中的技術也會走上類似的道路。

技術的發展引出了一個哲學難題——道德價值：我們能說一項技術是好，是壞，是中性的嗎？我們的價值觀是根植于我們所創造的技術中，還是直到有人決定如何使用該技術之前，它都沒有價值觀呢？

這個問題的答案看起來微不足道，但它將影響到我們監管技術的方式，以及誰應該為使用技術的后果負責，隨著我們向智能計算機、大腦接口和生物黑客等領域開拓前進，這些道德問題的意義變得越來越重要，

我們來看看一些觀點。

槍不殺人，殺人的是人。

贊成技術中立的一個重要論點是“價值中立論”：一項技術本身并不具有任何道德價值，只有當人使用它時，才具有價值，

（link.springer.com/chapter/10.1007/978-94-007-7914-3_6）

以下是主要觀點：

1、價值難以識別

約瑟夫·皮特（Joseph Pitt）在他的文章《槍不殺人，殺人的是人》中指出，為了讓技術包含或體現價值，這些價值應該是可識別的，但事實并非如此，

他以一個大學部足球場為例。它可以是威望或自豪感的來源，是大學部一切美好的象征，它也可以代表著學生的夢想和愿望。但所有這些價值都是人所賦予的，而不是體育場本身的價值，

想象一下，外星人在太空中發現了一把刀。它們會如何看待這把刀？它們會從中識別出和我們一樣的價值嗎？它們會發現任何價值嗎？退一步說，它們應該如何開始尋找這種價值呢？

再想象一下，亞馬遜叢林的一個小部落的土著偶然發現了一臺iPad，他們會怎么看待它呢？他們眼中的iPad，會和硅谷的程式員眼中的一樣嗎？

《上帝也瘋狂》（The Gods Must Be Crazy）劇照，© Revolve

2、不同的人，不同的價值

工具只有被一個有價值的生物所擁有時才有價值，所以這取決于這個人的價值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如果人或環境發生變化，價值也會發生變化。

如果一個在球場踢球的學生腿折了，他的未來也因此毀于一旦，那么他看待球場的方式將可能急轉直下。盡管球場沒有任何物理變化，其他學生眼中的球場的價值也沒有任何變化。

當一項新技術被介紹一個新的群體時，盡管技術可能是為特定目的而開發的，但它的價值取決于每個人使用時的功能和目的，

如果我們的工具的價值取決于它們所處的系統和解讀它們的頭腦，那么我們怎么能說工具中蘊含著任何價值呢？這些價值難道不應該保持一致嗎？

3、用途決定價值

我們行動的后果和結果，這些是具有價值的，但我們使用的工具沒有，

刀就是刀，是一個中性的物品，直到有人用它來削水果皮或在背后捅人，它才會有道德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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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觀點重點關注終端用戶。他們的欲望、需求和目標決定了技術的使用方式，而使用方式又決定了技術的價值，

這種觀點也表明，終端用戶要對技術的道德使用負責。我們不能責怪槍支射殺了人，即使槍支讓兇手更方便，槍是中性的，人不是。

總結：

技術是工具，我們使用工具，工具不會使用我們。我們把自己的想法加到技術身上，而不管其本身的意義是什么。我們掌控著一切，我們可以自由地使用我們想要的工具，這是我們的選擇。對于那些做出錯誤選擇的人，他們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現在是反方論點：

當你只有一把錘子時，所有的東西看起來都像釘子

“我稱它為工具的法則：給一個小男孩一把錘子，他會發現他遇到的一切東西都需要敲打。”

——亞伯拉罕·卡普蘭（Abraham Kaplan）

反對價值中立論的人認為，我們的價值觀已經融入到我們設計和建造的一切中，

這個觀點并不關注人們在如何詮釋和使用工具，而是更仔細地審視發明者和發明，這些技術的特點如何影響人們，以及為什么我們識別價值的能力并不是必須的。

論點如下：

1、技術是有目的的

與隨機雜亂、物競天擇的進化過程不同，技術是發明者意志的產物，是為了達成某種目的而形成的。它在誕生前就已經被概念化，被謹慎思考過了，每一個新的創造都是為了滿足需求，實現目的，成為有用的東西。

我們的價值觀決定了技術，也決定了發明者所期望的，未來用戶所持有的價值觀，雖然用戶的實際價值將決定技術的使用方式，但事實上，基于我們的價值觀所以技術才存在，兩者不可分割。

2、決策揭示價值

每一個決策和選擇過程都會揭示我們的價值觀。每當我們把某個選項設成默認，或選擇性地顯示或隱藏一些資訊時，我們就已經做出了價值判斷，把所有的東西都平等地展示出來，這是不可能的，因此總會有偏差， （看看這篇文章先舉出哪一方的觀點呢？）

讓“立即購買”按鈕占滿屏幕，用晦澀的語言寫下條款和條件，在品牌識別中使用紅色而不是藍色，這些都是反映價值觀的決策。但僅僅因為它們反映了價值觀，并不意味著人們會認同或分享這些價值觀。

3、不是所有價值都是可見的

有時，價值是非常明確的，比如在產品上貼上“綠色環保”或“需家長指導”的標簽，無論你是否使用行動電話上的密碼功能，它顯然是為安全而設計的。為什么你的遙控器上有一個EPG按鈕，你可能不明白，但它的存在肯定是有原因的，而這個原因反映了設計師的價值觀（或者設計師預期中的用戶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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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人們是否能識別出這些價值，并不意味著這些價值不存在，反過來想一想外星人在太空中發現一把刀的這個情景：假設我們發現了一個漂浮在太空中的外星裝置，這個東西顯然是經過設計的，而不是自然產生的隕石。除了想知道是誰建造的，我們肯定會對它是什么以及它的用途非常感興趣，

如果我們不能理解設計它的外星大腦，那么要找到它的目的將非常困難，但技術的發明一定是有原因的，而這個原因暗示了價值。

4、有限的使用范圍

技術是有方向的。它增加了我們的選擇，或者讓我們更靠近某個特定的方向，

槍支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用途。我們甚至可以將其用作鎮紙或門擋，但我們大多數人都知道，這不是我們發明槍的原因 ，槍支是為特定的目的而開發的，我們一般也是按照這個目的來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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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的用途并不是無限的，我們不能用槍來開車或看電影。某些用途雖說是可以實現的，但卻不理想，也許你可以用槍來切洋蔥，但刀會更好，

有限的理想用途范圍表明了發明者的價值觀所在，槍擅長殺人或在某些東西上打洞，如果你需要從遠處刺穿東西，你會先選槍，而不是門擋，除非你的擋板是一把槍。

5、最終技術框定了現實

“我們成為我們所看到的東西，我們塑造工具，此后工具又塑造我們。”

—— 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

一項技術出現的時間越長，傳播的范圍越廣，人們對它的關注就越少，它就越有可能融入我們生活的背景，變得不足為奇，進而成為我們談論現狀時的常態，

當我們太習慣于現狀時，就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才能看到其他可能性，當我們太習慣于某事時，就需要更有創造力的頭腦才能從別的角度來看待它。

以下是與此論點相關的兩條研究方向：

功能固著（Functional fixedness，功能固著是指人把某種功能賦予某種物體的傾向，認定原有的用途就不會再去考慮其他方面的作用——譯者注） ，這凸顯了人們在另辟蹊徑時遇到的困難，此外，定勢效應（Einstellung effect） 描述了當我們已經學會用一種方法解決這個問題，那么我們將很難意識到其實有更好的方法，

上述兩種理論都表明，我們都會陷入一種特定的思維框架，我們經過努力學習，然后我們所學的東西就變成了自動的、僵化的。這并不是說我們不能進行創造性的思考，打破常規，但隨著工具及其用途變得越來越常見和熟悉，從不同的角度看待它們就變得越來越困難，

總結：

技術由人創造，為人服務。我們的價值觀決定了我們創造的東西以及其用途。即使用途不完全和最初的設計意圖相吻合，也不會相差太遠。雖然人可以創造性地使用科技，超越其設計意圖，但總有那么一些功能，表明了這項技術最初的目的，因此也表明了其價值觀。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人們對它越來越了解，這項技術及其功能也就變得愈發根深蒂固，以至于人們幾乎不會去思考，更不用說質疑了，

責任的負擔

我們不是無助的技術奴隸，我們是決策者，我們珍視自己的選擇自由。然而，人們往往做出了糟糕的決定，卻不知道有某些因素在影響自己，

雖然每個人都可以決定如何使用某些技術，但在集體層面上，技術將我們推向了非價值中立的方向，

如果我們認為技術是中性的，那么當技術改變世界時，我們就不能去指責技術的發明者，那么問題來了，有沒有公司或個人因為他們的發明而受到了贊揚呢？為什么發明者只能接受贊美，而不能接受批評呢？如果我們認同這個觀點，技術發明者既不需要贊美，也不需要批評，那么，他們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

1986年，羅伯特·J·希勒（Robert J. Welchel）在《IEEE技術與社會》 （IEEE一般指電氣與電子工程師協會，簡稱IEEE，——譯者注） 雜志上寫道:

“這種道德中立的基礎是將技術純粹視為一種手段（提供工具供社會使用），其目的（技術的實際用途）則在工程領域之外；這一立場還假設，可用的手段對所做出的結果沒有因果影響，如果技術真的只是一種手段，那么工程就是一個二等職業，因為我們只是力量手中的一枚棋子。我們的清白索價斐然：要想無辜，我們就必須無能為力。”

（ieeexplore.ieee.org/document/5010049）

認定創造者難辭其罪，技術有相應的價值觀，這并不會讓我們更容易弄清哪些技術體現了良好的價值。為此，我們必須就什么價值觀是好的達成一致，并為違反這些價值觀的行為設定一個標準，然后我們才能決定如何應對這些違反行為。

這個問題的難點在于我們無法預測未來。如果沒有設計師、發明者或公司，能夠預測他們所建造的東西的所有未來收益和成本，他們怎么可能確保他們把良好的價值觀設計進了技術里呢？

但這是一個古老的哲學問題：如果我們永遠無法預知自己行為所有的后果，那么我們又如何分辨好壞呢？既然這個問題并不能阻止我們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做出道德選擇，那憑什么在談到技術的時候可以呢？

我們必須利用現有的資訊，找到最好的解釋或預測。如果我們關注不同的技術是如何發展的，尤其是它們的后果，我們就能從錯誤中吸取教訓，做出更好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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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目前的生活方式與技術緊密交織在一起，它們可以被認為是一體的，如果我們覺得可以倒退回去，并解開我們的生活與技術的聯系，這似乎過于荒謬了。但我們可以更加小心地將未來的技術融入到我們的生活中。

這一點很重要，因為未來的技術可能比今天的技術更強大，影響更深遠。當人工智能做出自己的道德選擇時，繼續堅持技術中立將毫無意義，而且這也將使我們的價值觀變得更加重要，

文/Sam Brinson

譯/Sue

校對/boomchacha

原文/medium.com/@smbrinson/is-technology-neutral-39d5b445b315

本文基于創作共同協議（BY-NC），由Sue在利維坦發布

文章僅為作者觀點，未必代表利維坦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