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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朔 | 文 關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秦老師親自講述，歡迎收聽音頻版】
大陸經濟的南北差異、變化與差距，是多年來的熱門高頻話題。
這個話題最近被引爆，是因為前三季度大陸GDP排名前十的城市中，僅有一座北方城市（北京）。
抑北揚南者因此得出“大陸南強北弱的格局已經基本成型”和“大陸正式進入‘大南方時代’”的結論。
反對者則舉出北方城市經濟增速快（如前三季度西安增速居全國GDP50強城市第一），以及去年全國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區域在北京西城區等例證，證明北方GDP并未失守。這里要備注一下，西城區是大陸一批最重要的金融機構的所在地，GDP當然非凡，
我是北方人，從讀大學部起至今的34年基本在珠三角和長三角，又因在全國各地調研，對南北經濟演化有切身感受，雖然改革開放后南方北方的經濟都在進步，但比較而言，南方在大部分人心目中越來越溫暖、貼近，北方越來越寒冷、遙遠，大概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從1990年到廣州工作，就聽到各種關于南方北方的評價，如“南方會生孩子，北方會取名字”“南方找市場，北方找市長”“南方靠自己，北方靠組織”。后來聽到了一些更細致的說法，如十幾年前一位銀行家根據全國各分支行的經營狀況說，“上海高收益低風險，廣東高收益高風險，東北低收益高風險，西北低收益低風險”，至于企業界，流傳最多的一句是“投資不過山海關”，
我認同經濟意義上的南方越來越暖，北方越來越冷，但我從不認為是人的稟賦和素質問題。我有很多生在北方的朋友，素質非常優秀，
2018年我去華晨寶馬調研，當時有1.8萬多名員工，98%是大陸人，我采訪的大東工廠廠長是一位本地女性，非常專業，英語流利，是寶馬全球第一位女廠長，最初是從華晨集團過來的，華晨集團造車，也用寶馬的發動機，只是比華晨寶馬的發動機要晚一代兩代，但生產出來的產品差異很大。
一樣的人，在不同機制的企業里，其價值迥然不同。
那次我還采訪了華晨寶馬總裁兼CEO魏嵐德（Johann Wieland），他說沈陽市市長姜有為是他見過的最好的市長之一，為寶馬發展盡心盡力，比如在園區僅一次變電站就批建了3個，為未來預留空間，他有任何企業解決不了的問題，姜市長都及時開協調會，一一督促解決，
所以山海關外，也有努力打造的好的投資環境。
北方的問題不是人的素質問題，但也不能說和人的因素毫不相干。
在我看來，更多是社會資本的問題，也就是人與人相互關聯的那種信任、互惠性規范、契約精神等等，
也許有朋友覺得社會資本不太好理解，我就從這個角度給北方提幾條建議吧，
1、喝酒自愿，不勸酒，
2、尊重顧客，不強買強賣。
3、說話算數，合同要兌現。
4、當官的真心別搞“官本位”，吾日三省吾身：是不是真正為老百姓服務？
5、讓投資者有安全感，包括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
這幾條每一條背后都有故事可講，在此省略。我希望強調的是，在現代市場經濟下，衡量一個人或一個地方的價值，很重要的是看在社會分工體系中，能否讓對方（如顧客、合作者）感到舒服、安全、可靠，檢驗的標準是對方的感受，
社會資本并不復雜，它就是能夠產生社會信任的軟性資本，
前一段看到Apple在硅谷的米爾皮塔斯（Milpitas）租了近3萬平方米倉庫，據說要造車。這個城市我2001年去過，它是1999年加州杰出城市獎獲得者。
當時市長在介紹經驗時說，一是要盡速滿足高科技公司的需要，就是提供全年365天，每周7天，每天24小時的服務，網上可以申請創辦公司，圣誕節當天也可以申請；
其次是像經營企業一樣管理政府機構。市長親自回復給他的電子郵件，若不能兼顧也會轉給同事，一定要回復，再把結果告訴他。電話也一樣，一定接聽，而且48小時內一定有答案，
第三是創造優質的生活環境，米爾皮塔斯希望成為以家庭為中心的社區，住在市郊的生活有廣闊空間，大片草地，有讓孩子嬉戲的公園，有好的治安和清潔的飲用水，接到報警后一定在4分鐘內反應。
這是硅谷城市差不多20年前的經驗，并不很特別，但是很貼心，完全站在顧客立場思考問題，
今年我到長三角幾個城市調研，如蘇州、寧波、湖州、嘉興、無錫，都是社會資本發育良好的善治之地，善治包括善政，但不限于善政，還包括社會方方面面的互動、交往的良性可預期。我的直接感受是，去了一次還想去第二次，甚至想在那里扎一點根，
而北方一些地方，因為社會資本不足，讓很多游客、投資者，包括離開北方的北方人有不好的體驗，所以“再也不想去第二次”。
南方的溫暖貼近，不是贏在單個人的素質強，是贏在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機制更可信，人與人之間的交易成本更低，這里的人不僅指自然人，也指法人和單位，
接下來繼續探討的是，北方社會資本的發育不如南方，原因到底是什么？
回答這個問題前，我先分享一個小故事，
前一段和歐洲專業咨詢公司埃非索的大陸總經理王利平先生交流。他住在蘇州工業園區，上班在上海虹橋，常在全國出差，2012年前，像他這樣在外企干到總監級以上、住蘇州、到上海工作的高管估計至少有800-1000人，基本都由企業配專車和司機，
2012年、2013年前后，外企不再配車，改發補貼。這樣他們就面臨一個問題，如何在滬蘇之間通勤。有的坐高鐵，有的開車，有的打車（好處是點對點直接到位）。他出差多，經常要從上海的兩個機場返回蘇州。如果打滴滴或神州，大概要900-1000元。
王利平從2013年起至今一直享用蘇州一位河南籍司機的服務，虹橋機場到蘇州的家280元，浦東機場到蘇州的家350元，這位司機把2012、2013年前后因外企不再配專車而自由的司機們組織起來（他原來也是其中一員），建了微信群，由他派工，把那些要從上海的機場回蘇州的高管（靠口碑推薦越來越多）和司機進行匹配，他抽幾十塊錢傭金，司機們很專業，高管出差回來很累，所以他們不在車上說話，也沒有一個司機要求加王利平的微信單線聯系，
我和王利平對這一“共享經濟”現象討論了很久。最主要的成因是司機從蘇州到上海后，返程時不空車，兩三百塊錢也很滿意。另外，信任機制的建立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作為乘客一直找某個師傅就好了（他不行也會幫助安排好別的司機），不用每次去想辦法，司機的單次收入沒有在機場漫天要價的拉客司機高，但穩定，且剛好是回程，拉客司機一次可能拉個高價，但沒有熟客，天天都要拉新，會產生很多交易成本（如耗費時間和口舌），回程可能空車……
最終，我又想到了一個原因，就是市場規模（scale），因為一開始就存在著800-1000名有潛在需求的高管，他們之間又有各種聯系（社會網路），所以很容易形成基礎性的市場需求，從而支持專業分工，讓共享經濟模式成立，
繞了這么遠，想說的道理如下：
1、上海、蘇州的經濟、人口、人的流動提供了市場機會和市場規模。
2、一定的市場規模讓分工有效，支持多方受益的市場化機制的形成。
3、互信機制能降低交易成本，這種機制越持久，利益相關方越受益。
所以最終，你會發現什么？
形勢比人強，市場比人強，上海、蘇州這樣的地方因為開放得更早，與人相關的經濟活動更活躍、更充分，創造出的機會就更多。在機會甘霖下，會產生許多活生生的，同時非常有效的自發經濟和自由經濟模式，
相比起來，北方的機會相對比較少。一個北方煤礦可能也有很大經濟產出，但主要是靠機器和資本投入產生的，不需要很多人的交流、消費、出差、互動、跨界交互產生創意，等等。
所以北方社會資本發育的不充分，歸根結底是北方在向國際化、市場化開放的進程中，沒有南方先行一步的便利。光明網評論員的一句評論很準確——“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地理區位所決定的開放便利度，是南方城市、特別是地處江河出海口三角洲地區的東南沿海城市能夠更快擠進國際產業鏈和價值鏈的優勢所在。
一步先，步步先，當開放帶來了客戶意識、規則意識、契約意識、市場交換意識等等（你不按規則和契約辦，達不到客戶要求，訂單就不會給你，你就掙不到錢），而南方在培育這些意識時又得到了良好的市場回報，就會激勵他們把這些意識固化下來，變成社會資本……
長此以往，信任效應、信任效益的正循環就形成了——機會和人越來越多向南方匯聚，匯聚產生互動，帶來更多機會，機會再凝聚更多的人，更多的人又帶來新的需要和新的機會——于是，在以顧客價值和契約精神為基礎的市場經濟良序中，人與人共振，共創，共享。
北方很多地方沒有南方那么多機會，于是某些部門和某些企業就恨不得逮到一個什么機會就吃干榨盡，外來投資者來之前千好萬好只要你來，來之后弄得你遍體鱗傷甚至死無完膚。表面看逮著了一個，實現了“利益最大化”，但一個無辜的受傷者能讓十個想來的朋友知難而退，實則是一筆虧大發了的買賣，
在朋友圈的討論中，我說，北方的問題不是人不行，就像東北，是周邊的國際環境受政治影響太大，不利于開放，而開放是過去幾十年一個地方發展的金鑰匙，開放接軌國際市場，訂單驅動加工生產，邁出第一步，之后形成市場化、人口流入等等效應，持續強化，
投資家王維嘉回應說，哪里和發達國家地區交流貿易成本低、時間短，哪里就發達，“歷史上，秦國發達是因為鐵器戰車馬匹都是西亞產生，秦離西亞最近；北京發達是因為元代內蒙到哈薩克大草原就是歐亞大陸的高速公路；天津發達是因為水旱兩路的交匯；滿洲占大陸85%的GDP是因為接近日本，山東在北方最好是接近韓國。而現在的東北周邊靠近什么呢！天還是那么冷，人種還是那個人種，但鄰居從發達變成落后了，同理，福建、浙江在改革開放前都是很窮的地方，但改革開放后抓住了‘四小龍’發達經濟體等等帶來的機會，”
我在之前的一篇文章中也引用過上海市社科聯主席王戰的觀點，他說：“東北和上海上世紀80年代以前同是指令性計劃經濟最嚴密的地方，為什么上海走出來了，東北沒走出來？最關鍵的原因是它沒有一個好的開放環境，東北應該跳開一步，比如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這個地方，能夠結合北極航線打造一個開放的地方，同時把大連、營口的門戶做好。”
南方的兄弟姐妹們有很多長處，如務實勤奮，敢闖敢干，但不要忘了天時地利的機會的作用，如果不是先開放，先和市場對接，先搞民營經濟，喝了頭啖湯，形成了先發效應，單靠自己的才干和奮斗，不會有今天的成績，至少成績不會這么突出，簡單說，機會多，成事的可能性就大，信心產生信心，你就越來越有信心，要是機會少，總是失敗挫折，怎么可能對未來充滿信心、不斷開拓呢？
最后來討論一下，未來北方會不會有機會？還是永遠落在南方后面？
我的答案是，北方有機會。
第一點，北方有多種經濟資源（特別是自然資源），有要素成本優勢，也有市場。無論是南方向北方投資、轉移產能還是國際資本直接投資北方，北方是有投資價值的，
這兩年我去過北方不少城市，如鄭州、西安、青島、濟南、煙臺、沈陽、鄂爾多斯，坦白說，我覺得這些地方的發展精氣神、CBD風貌、標桿企業素質、政府主官格局，并不亞于南方很多城市，互聯網的普及，讓北方年輕人的視野和知識也不比南方年輕人差到那里，他們有些特長南方還難以企及。
第二點，也是更重要的，在國際大變局和大陸“雙循環”背景下，北方有機會成為開放高地，中日韓自貿區的推進利好東北和山東；“一帶一路”貿易往來利好西安，中歐班列“長安號”今年1至11月的開行數量是去年同期的1.8倍，其中歐洲方向就開行了2510列；鄭州不沿邊不靠海，但“空中絲綢之路”建設讓河南這一內陸大省的開放之路也越走越寬，今年鄭州機場累計完成的貨郵吞吐量同比增長22%，在全國主要機場中位居第一，其大陸際地區同比增長49.4%……
可以預見，憑借資源、腹地等優勢，加上交通進一步改善，一旦和開放對接，北方一些城市的增長潛力將極大地爆發出來，機會增加了，北方整體社會資本的增益也會水到渠成。
第三點，最最重要的，北方的社會資本可能已經在悄悄崛起，只是因為大的南北差距被忽略了。
舉一個例子。
遼寧阜新市有個彰武縣，位于科爾沁沙地南緣，是典型的風積沙（砂），多年前這里的沙化面積占遼寧省沙化面積的25%，按7級至8級風速測算，沙塵僅需1個多小時就可抵達沈陽。所以彰武過去花了很大力氣建設防護林，成功固定了6座萬畝流動沙丘，保護了百萬畝良田，成為重要的商品糧基地縣。
但光靠農業很難富裕起來，彰武的工業非常薄弱，GDP占比不到10%，一直找不到出路，幾年前，彰武深刻意識到“沙可以是害，也可以是寶”，因為全國限采禁采湖砂、海砂，風積砂不在此列，而風積砂中的硅砂是生產各類優質砂及相變砂、覆膜砂等鑄造用砂的最佳材料，于是彰武縣走上了發展硅砂產業的道路，委托大連工業大學部編制了沙產業發展規劃，委托中鑄協專家編制了“鑄造硅砂及鑄造產業中長期發展規劃（2018年-2025年）”，并連續四年舉辦大陸鑄造硅砂產業發展論壇，叫響了“大陸砂都”的品牌。
彰武建了兩個產業園，用自身的砂礦資源吸引投資者投資，產出原輔料，再找鑄件企業入住，目前彰武的硅砂產品已占大陸鑄造用砂市場10%以上，是華晨寶馬、奇瑞、濰柴等企業發動機殼體鑄造專用供應砂，
過去因沙受害，今天變廢為寶，命運不是不可改變的，關鍵是政府、企業家、科研學術機構、社會上上下下的多種力量聚合到一個方向上，把路找對，然后按照市場經濟的價值規律培育有競爭力的企業、產業和生態，
我在北方的調研很少，但我有很多北方朋友，他們會告訴我北方的故事，讓我發現，給我啟發和信心，
問題討論完之后，做一個小結。
大陸經濟存在南北差距，南方相對越來越暖，北方相對越來越冷，這是客觀事實。
但這不是因為人的素質本身的問題，本質上，是開放序列的差異，以及與國際市場連接程度的差異，導致了機會的差異，進而帶來了社會資本發育水平的差異。
由于差異是長期形成的，因此不可能一蹴而就地消失，
就像我在合肥調研時發現，合肥今天在“芯屏器合”方面的突破，是因為早在15年前孫金龍擔任市委書記時就注重制造立市，并且抓住了當時沿海制造業基于成本和市場因素向內地轉移的機會，打下了產業發展的基礎，像美的、格力都是在2005年前后大舉投資合肥的，它們還帶動了上下游的投資。
我們總是喜歡發射火箭般的成功，但一個地方的發展其實是系統工程，即使給人突然爆發的感覺，追根溯源，都是需要扎實的根基的，
不過，差距不可能迅速縮短，并不等于不能縮短，
既然看到了社會資本是發展的關鍵，而社會資本和開放帶來的機會高度相關，北方就應該兩手抓：一手抓開放（尤其是國外企業和大陸先進企業），一手從社會資本和市場經濟文化的角度，抓營商環境建設，誠信體系建設，服務意識建設。每個市民都是投資環境的營造者，更不用說握有權力的官員了，有些投資者，可能就是因為一次小小的傷害就離開了，永遠不來了。
通過開放，把好的投資標桿和知識標桿引進來，立在眼前，其價值就會通過各種方式外溢出來，提升本地的文明素質以及對know-how的掌握，這些無形資產不計入城市的資產負債表，但至關重要，
我在南方，我深受南方社會資本的溫暖。同時，作為出生在黃河邊的孩子，我的內心會永遠祝愿北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