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蘇米
公眾人物道德翻車，或觸犯法律，進而“社死”，品牌方紛紛解約，近來之頻繁，讓有的人都感嘆“麻了”。
人欲易縱，名人“塌房”從來不是新鮮事，但如今“新”在哪呢？時代變了，名人和名人也有所不同。
有的流量小生完全是由資本捧起來的“工具偶像”，公共空間里不需要太多人格露出，一旦沒有商業價值，很容易被拋棄，更鮮得到同情；有的名人在人眼中還不太一樣，他們似乎更有才華一點，更不可替代一點，對社會也更有“價值”一點，
（影視劇《天才》第一季中的愛因斯坦）
他們可能制作彈唱了美妙的音樂，寫出了精彩的小說，創造了絢麗的作品，甚至為人類的智識和藝術做出了突破性的貢獻，而他們本人和其作品都必然是公共性的，這時候，如果他們被爆出了某個不符合道德期待的行為，那么怎么評價？還要不要繼續喜歡？是否給他社會性再生的機會？與他關聯的其他人的權益如何保障？似乎就不那么容易給出斬釘截鐵的答案了，
名人的祛魅
有人看多了偶像明星的負面，為形象光明而踏實的科學家、學者抱不平，“明明他們為人類做出了更大的貢獻，為什么不能獲得更多的曝光？”如果我們把視線從此時此地移開，真的拿放大鏡把古往今來堪稱偉大的文人學者檢視一番，恐怕經得起360度全面無死角曝光的人也不多。
英國歷史學家保羅·約翰遜寫了本《知識分子》，他就拿聚光燈挨個對準了很多大名鼎鼎的思想家，結果讓人大跌眼鏡，許多頂著光環的圣賢智者，盧梭、雪萊、易卜生、托爾斯泰、海明威、布萊希特、羅素、薩特等等，在道德上根本經不起審視。
（英國歷史學家保羅·約翰遜寫的《知識分子》，臺灣版本譯為《所謂的知識分子》）
他們兩性關系混亂、寡廉鮮恥、忘恩負義、自我中心、冷漠傲慢、嗑藥暴力、相處困難，總之，各有各的不是。這本書在大陸臺灣出版時，書名被譯為《所謂的知識分子》，可謂深得其旨。
十八世紀的啟蒙思想家盧梭，性格極端，很善于和別人鬧掰，把不少有恩于他的朋友都變成仇人，他和人家吵完架之后，還會幻想這些人一起編織了一個國際性的驚天陰謀來迫害他。他冷血地將自己的五個親身骨肉丟在棄嬰所，不管他們死活。
（盧梭畫像）
如果看過他的《懺悔錄》，你會驚嘆于一個人怎么敢這樣寫自己，竟在書里袒露自己有露陰癖好，
浪漫詩人雪萊，實際上是個沉溺于性愛派對的浪蕩子，多情又薄情，不停地愛上各種女人又迅速厭棄她們，他甚至和同樣性關系混亂的拜倫共有一個情人，和多位男女組成性共享團體，他亂倫，誘騙尚處少年的妹妹；他冷漠自私，對和第一任妻子生的兩個孩子不聞不問。出軌后他對妻子威逼利誘，阻止她訴諸法律手段來解決他們之間的關系，在妻子死后依然污蔑詆毀，
戲劇大師易卜生，極其虛榮，一生熱衷于獎牌和勛章，向各處寫信索求，還在出席晚宴時，在身上披掛上所有勛章以示炫耀；他也曾與女仆私通并且誕有一子，但從來不承認他的父親身份，也從來不曾在生活上和經濟上對母子予以關心，終其一生，易卜生與他的私生子只見過一面，那是孩子在窮困潦倒時向父親的唯一一次求救，不僅對私生子如此，對待其他親友，他也同樣態度冷淡，非常排斥自己的合法生子，只因為害怕孩子們覬覦他的錢財，
作家托爾斯泰，宗教上很虔誠，但一度沉溺于賭博無法自拔，也出入妓院，還因此不止一次染上性病，不停追逐引誘包括已婚女士在內的各種女性，同時卻對自己的性欲產生罪惡感，對女性心懷厭惡，對自己的私生子也不予以關心和承認，
（托爾斯泰同名小說改編電影《安娜·卡列尼娜》劇照）
思想家薩特，他與波伏娃開放性的性關系世人皆知了，為了寫作，他并且常年不節制地服用精神性藥物，有較為嚴重的酗酒習慣，
科學家愛因斯坦，一生出軌無數，情人很多，兩段婚姻都是出軌而來，第一次，是在訂婚期內出軌，第二次，是婚內出軌表姐，
藝術家畢加索，風流有過之而無不及，為人所知的，就有過兩段婚姻和五個知名的情人，他的性格富有進攻性，不只體現在傳世畫作中，給周圍親友也帶去不少精神折磨。美劇《天才》的第一季、第二季，對他倆的人生，做了很好的還原和刻畫，
（影視劇《天才》第二季中的畢加索）
不唯以上這些，音樂家貝多芬很以自我為中心，欺騙了出版商；作曲家瓦格納是反猶主義者；作曲家杰蘇阿爾多是謀殺犯……只要愿意，這個名單還可以列下去，
以此觀之，品性上的問題幾乎快成這些大藝術家的標配了。“如果世界上沒有惡，那么藝術也將不復存在，”加繆這話，充滿諷刺意味，
人性的魔鬼
人性幽微，魔鬼存在于每個人的心里，在這些名人、巨子身上展現得更明顯，更淋漓盡致，這和他們掌握多少社會資源，是不是達官顯貴，也不見得有必然關系，
他們不是非要做惡人，很可能本就沒想做君子，
道德是人際關系的規約，一個人的時候無所謂道德，有了其他人，要怎么相處，才產生了道德，所以道德一定是社會性的，它用來約束自己，也約束別人。
（羅翔）
而富于創造性的人，恰恰不善于約束和壓抑自己，這與其向外擴張的天性沖突。他們不僅要伸展生命，并且旁邊的人都為我所用，對此不僅不以為意，可能還覺理所當然，
畢加索為了畫出女人的漂亮身體，出入妓院，美其名曰“為了創作”；伯父出錢供他讀藝術學院，他根本看不上老師，也不在乎浪費了伯父的錢，傷了幫助他的人的感情，
在他畫下《格爾尼卡》之前，一度很抗拒，因為那是一幅約稿，人家想讓他在世博會的西班牙館上畫一幅巨大的畫，以此反對弗朗哥和其追隨者，反抗法西斯和暴力，而畢加索的掙扎在于“不接受定制，只畫我想畫的”，
（影視劇《天才》第二季中畫畫的畢加索）
畢加索11歲時，妹妹死于白喉，他很傷心，以為是自己殺死了妹妹，因為他向上帝祈求保佑妹妹，只要妹妹能回來，他可以不再畫畫，但妹妹還是死了，他以為是上帝發現他不會兌現諾言，料定他愛畫畫比愛妹妹更多。“所有別的都要為繪畫而犧牲，包括我自己。”
天才人物，其作品，和其人格是一個整體，當它們在成就作品時，也是在成就自己。思想馳騁，行動規矩，多少割裂。
從作品的角度來說，人性自由舒展才會有好的作品，偉大的作品很難和道德宣教的目標重合，也很難在處處是規矩的地方產生，
今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真鍋淑郎，接受采訪時被問及為什么要把國籍從日本轉出，回答得很實在：日本人際關系表面和諧，每個人都不愿意打擾別人，都竭力維持一種友好的表象，在這里，很難做到可以不介意周圍的人和事，做好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可以，所以，不想回日本的理由之一，就是沒有與周圍人同步生活的能力，
（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真鍋淑郎非日本國籍【圖源：普林斯頓大學部官網】）
弗洛伊德倒是有一個觀點，他認為現代文明對性的道德壓抑會使人患上精神焦慮癥。從這個視角來看，最重視人際倫理的大陸傳統社會，也是道德上最為壓抑的社會。
近代大陸落后于世界，時人認為是文化和科學上不如人，奴隸道德充塞精神，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目標之一，便要反傳統禮教、傳統道德，你重家庭，我便要倡走出家庭；你重婚姻，我便要寫婚戀自由；你重君臣，我便要講人格獨立。
大陸社會在八十年代解凍之后，文藝作品，也多重新于此發力，張藝謀在這一時期的電影，《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紅高粱》，就在拍大陸社會的道德壓抑，拍自然生命力的生長與擴張。
（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劇照）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西方，誕生了朋克，也是對充滿規矩的現代性的反動，賽博朋克的始祖，寫下《銀翼殺手》的菲利普·迪克，嗑藥，離了五次婚，每天要服用大量藥物以維持生命和創作，燃燒了自己，成就了作品，留下大量經典科幻。這些連自己都要毀滅的人，怎么會在乎符合別人的道德期待，不要在他們身上找良心，
道德的成本
不在乎道德期待，有的時候就要付出代價，
現如今的一些違法失德明星，與藝術、偉大、天才相去甚遠，他們手握資源，不知克制，極度膨脹，經年累月無所懲罰，終于在道德感收縮的時候開始一個個“爆雷”，他們付出了立刻而明顯的代價，與之簽約的公司和平臺也要承擔損失。
藝人不能再從事公共活動，并且是無期限的，播了一半的節目，可能要下架，商業代言也廢止了，有他們代言的產品不好賣了。各種顯性和隱性的成本都要有人負擔，
（在綜藝《披荊斬棘的哥哥》中，繼霍尊之后，李云迪也被打上了馬賽克）
利益相關方承受了直接的經濟損失，按照合約，有向違法藝人索取經濟賠償的權益。
并無直接經濟關系的公眾和社會，有要求的權利嗎？又能要求什么？問題的關鍵，在于論證他們損失了什么。
有人認為他們是公共人物，違法失德給不少人造成了精神傷害，起到了壞的道德示范，這主要還是道德層面的主張。但有人還認為應該給予他們改正錯誤的機會，這更多是基于審美和藝術的層面。
（電影《霸王別姬》劇照）
公共性和公共利益不同，這些人都是有公共性的，他們從事的工作，創作的作品，面向舞臺、面向觀眾、面向社會，道德失范必然涉及公共性，但和公共利益的關系就要更復雜和模糊得多。
問題有其層面，道德層面、審美層面、商業層面、法律層面，商業層面和法律層面比較容易在分析和實行中做相對清晰的切割，但道德層面和審美層面就難以做切割了，并且它們要以其他層面為成本，
道德、審美、商業、法律……每一種選擇，可能都有不同的結果，每個社會、不同時代，理解和應對的方式可能都不同，也由此形成不同界限和標準，
如今我們來到了一個對違法失德不再容忍的時候，背后有時代的邏輯。時代已向前，我們每個人都身在其中，
我們批判和譴責違法失德者，也勸那些心存僥幸者，懸崖勒馬吧，否則，你就是下一個棄子。
編輯 | 陸茗
排版 | 菲菲
(責任編輯：張淇宣_NBJS162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