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于《大陸青年》雜志2020年第24期
職場附加題，正在如何塑造我們？（下）
策劃／本刊編輯部 網編部
統籌／本刊記者 于丹
“職場新人，歡迎你入局。”
當邀請與offer同時抵達，“打工人”開始了“學歷”與“能力”的職場battle；“平凡”能否“榮耀”的思考下，所有的挫折都讓你成長強大；在“精英病”的陰影下，去尋找屬于自己的光明未來。
當思維邏輯的梳理告一段落，回歸現實仍有問題亟待解答：當薪水掛在了時鐘上，對于“加班”這一命題，我們應該持有何種心態？與各種職場“遭遇戰”狹路相逢，應當如何突圍？情緒的“流感”是否可以治愈？
電影《無問西東》末尾有句臺詞：愿你在被打擊時,記起你的珍貴,抵抗惡意；愿你在迷茫時,堅信你的珍貴，愛你所愛，行你所行，聽從你心，無問西東，
讀罷掩卷，愿你保有同樣的心境在職場中乘風破浪，遍歷山河。
“職場附加題，正在如何塑造我們？”系列報道⑥
工作的賬，究竟有多少種算法
@文／本刊記者 于丹
大數據覆蓋了生活，考勤打卡自然也不例外，人臉識別、指紋打卡、APP定位……各種考勤工具強迫年輕人成為時間管理大師，有人為了追上上班路上的最后一分鐘，“每天分秒不差地坐在工位上補昨天加班的覺”，有人在距離單位的最后一公里想盡辦法找到打卡的信號，
在打卡的算法與效率的評價機制面前，有怎樣的故事？工作與生活的界限，真的遙不可及嗎？
最后一公里的“博弈”
“我住青年路，早上10點到東直門上班，每天從捷運6號線轉2號線，再騎單車到公司，通勤時間一個小時。”
今年27歲的舒楊已經北漂3年了，原本想要成為一名青年雕塑家的他在一家文化公司做平面設計師，“商業和純藝術的腦袋永遠是兩個極端，但藝術家也是要吃飯的，”自詡為“儲備藝術家”的舒楊直言做設計乙方很“磨性子”，但為了看展，買練手材料，舒楊總是提醒自己面對“五彩斑斕的黑”等特殊要求時盡量保持克制，在有限的空間里把藝術感做到極致。
短短幾年內，舒楊在本不想長久發展的路上打開了局面，業內廣受好評。但是從去年年初開始，舒楊對自己的工作產生了懷疑，原因是被頻繁扣掉的全勤與逐漸模糊的工作獎金。
每天9點半，從東直門捷運站出來，在全家便利店買個早餐，從鱗次櫛比的共享單車里憑眼力找到一輛好騎的腳踏車，迅速蹬往那個所謂實現夢想的地方。有幾次舒楊在通宵加班后的第二天，為了趕時間逆行騎車被執勤交警開出警告罰單，“我知道他們是為我好，但我實在是想多睡一會兒”。
然而，這些通宵加班的時間卻并沒有被算進工資酬勞里，得到的反問是：“你用什么證明你昨天通宵加班了？”面對這樣的反問，不善言辭的舒楊只能選擇忍耐，“每天讓我最頭痛的是下班后要求改海報的甲方與上班打卡的最后一公里” 。
據了解，舒楊的公司實行APP打卡，這種打卡方式是根據Wi-Fi熱點來確定位置，如果Wi-Fi信號弱或者定位不對，每個月500元的全勤獎就沒有了，錢不多，用舒楊的換算方法就是少了一套雕塑刀或者一袋質量好的陶泥，“有時Wi-Fi信號弱，定位不準，錢就被扣掉了，爭辯沒有用，APP上的數據報表是讓人無話可說的，加班的時長反而不算數，在家改稿就更不算了。這些隱形的工作都是說不明白的，因為疫情，今年工作也不好換。”
舒楊苦笑道：“別說外賣小哥困在了算法里，我們又何嘗不是綁在了打卡APP上？”坐在記者對面的舒楊用筆畫起了咖啡紙杯，“很多年輕人逃離北上廣，最后一公里的博弈也難辭其咎吧”。
舒楊告訴《大陸青年》記者，每次打卡后聽著APP 滴滴的提示音他總能想起電影中的一句話：“世界上最骯臟的莫過于自尊心，盡管骯臟，但我仍需要這自尊心的如影相伴，”自己身邊像他這樣的年輕人有很多，但大家都默認這樣的時間計算規則。他也聽過很多人不要因小失大的勸解，但仍然很不服氣：“不管是藝術創作還是設計，靈感本來就不是硬性標準可以衡量的，我已經用按時交稿打破規律，也可以接受修改，但我不接受壓榨，”
已近年末，談到明年的計劃，舒楊打開相冊給《大陸青年》記者看他用業余時間設計的室內平面圖，他說自己準備拿了年終獎后辭職，回家創業開一家藝術氣息濃厚的小店，做一個獨立的雕塑設計師然后去參賽，記者問：“離開后，也許回到故鄉并沒有這么好的藝術氛圍，你會不會后悔？”坐在對面的舒楊神色坦然：“這個城市永遠不缺有才華的人，但每一秒都花對地方并且有價值產出時，對人生才有意義。”
“Deadline”的突圍戰
“我住安貞里，每天走路上班，通勤時間20分鐘，比很多人幸運，不用擠捷運，但我想辭職。”
28歲的肖娜是某知名文化公司的JAVA前端工程師，因為自律性超強，加班很少，在度過試用期順利轉正后，肖娜突然發現自己的租房補貼并沒有發放，但她查看自己的打卡記錄從未遲到早退。在HR處得到的答案是：“你的工作時長不夠，每天晚上至少要在公司加班到9點才會有補貼，”肖娜說：“合同并沒有明文規定必須主動加班，我很難理解這種要求員工看起來很忙的做法，難道其他同事不走，我就不能下班了嗎？”
直性子的肖娜在討要租房補貼未果后，就被另一件事情點燃了怒火。臨近年末，部門領導提出了一項要求：每人每天必須9點半下班，以某APP定位公司打卡下班時間進行績效統計，此項統計結果與年終獎金直接掛鉤。本來已經心生不滿，但肖娜打算先度過年末的忙碌再去理論。
有一天肖娜加班回家后在工作群被主管領導語音提示，沒有按新規定完成打卡，如果不回來補打，就會影響年末的績效考核。當天肖娜原本就身體不適，但還是完成工作后才一步一步挪回家，聽到主管領導發來的語音，意難平的肖娜直接在微信群里回懟過去，緩過神后，還是叫上室友扶著自己走到公司樓下打了卡。“我能理解今年經濟不景氣，每一個部門領導都想通過各種辦法要一個好看的成績單，但這樣的面子工程能不能少做一點？”提到當晚的場景，肖娜仍舊情緒激動，流下了眼淚。
績效打卡事件后，肖娜感覺到部門同事對自己的疏遠，她不能理解為何高效工作避免加班成為原罪，捍衛自己的休息時間被人看作異類，“也許我的表達方式不對，職場情商不高，但是如果我的年終績效不因工作量而是因為這種空殼打卡被扣掉，我也一定會不客氣地回懟過去，即便能夠預見自己的經濟損失”。
肖娜告訴記者，自己的行為有些情緒化，但她始終認為，真實的付出應該與收入成正比，而不是通過默認某種規則獲得薪水。
數字時代，你我是否被卡進考勤半徑
“年輕人表達自己不滿的方式雖有不妥，但不論是加班還是打卡，歸根結底暴露了公司管理上的短板。”對于舒楊和肖娜的經歷，資深HR石婧這樣評價，
因為疫情，市場上也催生了很多靈活用工的模式，不少企業容易邁入“把考勤納入績效管理”的“超扁平化管理”誤區，但不管是考勤打卡還是各類考勤APP都應作為服務工具來保持運營主體高效運轉，而不是成為束縛員工的工具，
石婧向《大陸青年》記者介紹，很多著名企業的管理方式值得借鑒，比如彈性工作制、免刷卡工作制等。以員工忘記刷卡為例，華為的考勤制度規定一個月內有4次補卡機會，屬個人責任（不包括系統故障），填寫《異常刷卡反饋單》后，不扣工資；從第5次起，每次扣半天工資，谷歌著名的OKRs（Objectives and Key Results：目標與關鍵成果）管理法不以考勤打卡作為員工的唯一評估標準，但也因其良好的客觀性與全面性，被大陸知乎、豌豆莢等企業借鑒。
同時石婧也對初入職場的年輕人提出建議：優秀的人不會因考勤制度寬松而降低對自己的要求，怠惰的人也不會因為嚴格的打卡機制就能獲得職場上的突破。“打工人”的打卡自由只利于自律者，成熟的職場人最終要學會在支配工作的過程中成就更好的自己。而不是每天被考勤打卡支配，成為口中自嘲的社畜，如果你不滿，就請用職業目標的實現來回擊！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采訪對象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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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制：皮鈞
終審：藺玉紅
審校：陳敏 劉曉
責編：tamak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