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滄，自1990年開發以來，生于斯長于斯居于斯的人們，似乎已經篤信這塊土地是真真切切的“新土”，亦或者是媒體慣用的“小漁村”，信以傳信的依據，便在于當地匱乏的“記憶”和“文物”遺存，查閱海滄各地殘留的不可移動文物，除去無紀年的石寨、土寨等“廢墟”外，有確切年代可考且始于清代以前者，東孚片區如蕓美社通濟堂萬歷為國為民碑，新陽片區如霞陽社石室院隆慶重修碑，海滄片區如衙里社天順旌義民碑、東嶼社萬歷柯氏宗祠碑、東嶼社萬歷惠民泥泊德政碑、鐘山社萬歷笏石石刻、洪坑社萬歷柯挺石刻、蘆坑社崇禎諭示碑、青礁社崇禎顏氏家廟從祀碑、衙里社崇禎周公頌德碑，此外，難得一見明代及以前的墓碑、建筑等其他地上實物。究其原因，并非此地毫無風流光彩，而是清初的遷界，里三層外三層荼毒太深，
明代云塔書院遺址，@陳滄山
海滄的地理位置，注定了他多舛的命運。在農耕社會，人們的衣食住行，多依仗山水，之于田多斥鹵的海滄，自然是無人問津的。待到海洋外貿抬頭之時，海滄終于可以憑借其九龍江出海口的岬角位置，順風順水，迎來歷史上的第一次風光。到了明代，威脅自海上來，海滄作為海寇登陸漳州的第一站，定然會承接大部分的刀槍火海，幸好第一輪倭寇的騷亂平安度過，嗣后，迎來了開海的第二次榮光，然而，清朝入關，雄踞東南的鄭成功，以廈門為基地，可是害慘了與之距離最近的海滄，雙方的拉鋸讓他被破壞到體無完膚，即使茍延殘喘撐到了清末，也免不了盤踞廈門的列強多方擠壓和限制。總之，海滄在清朝的數百年時間里亂紛紛永無消停，這便是海滄古跡難存的根源所在，
縱然遷界影響如此巨大，但很可惜，這段記憶好似人間蒸發一般，在海滄后來的口傳歷史中竟毫無體現。經過筆者摸索，總算找到了最接近事實的根源：知者無一幸存，存者無一所知，甚至連可供追溯的證據鏈一概摧毀，此即所謂“殺光、燒光、忘光”三光政策。
一、遷界緣起
盡管清軍入關后一路勢如破竹，但當時整個南大陸仍然存在諸多明朝勢力頑強抵抗，而偏居東南的鄭成功亦不過是其中的一支。鄭成功真正引起清朝的極大關注，源自順治十六年的南京之圍，從那之后，清朝開始慎重審視剿滅鄭氏的良策。在“挾芝龍以令成功”之策徹底失效后，清朝轉而認真評估一直以來都存在的“遷界斷源”建議，
晉江人王命岳曾在《靖海二疏》中指出，禁沿海向廈門輸送“米谷、油麻、釘鐵”最是無效，因為閩南地區本就地少人多，食不裹腹，哪來的余糧資助他人，況且鄭氏最擅長海貿，米谷自潮州和高州購入，油麻釘鐵則采自日本，斷之毫無意義。唯有“火柴、松楸”兩項在廈門小島最是匱乏，亟需管制，其輸入源頭多來自背靠大山的各縣口岸，如漳浦的井尾、海澄的豐田、同安的鼎美。于是，順治十七年清朝第一次小規模的遷界，便從以上地方開始，即所謂的李率泰“遷同安之排頭、海澄之豐田沿海居民八十八保入內地安插”。
鼎美正氣廟，關帝廟所在一般為重要據點，@廖藝聰
遷界試點剛一開始，僅僅半年時間，鄭成功便率軍攻臺，其中的將士及之后的隨遷百姓，便有不少來自因遷界而四散而逃的沿海居民。基于鄭成功及百姓的舉動，清朝看到了遷界簡單暴力的效果，于是乎，遷界逐漸擴大，從順治十八年到康熙元年，遷界的舉措已然覆蓋了整個東南沿海，
二、遷界時間考
海滄遷界起于何時，并無確切記載，但從第一批的名單中，我們便可以找到答案，海澄之豐田位于南溪畔，距海滄尚遠，然同安之排頭卻值得推敲。按《福建通志·臺灣府》疏議載，“自泉州之同安縣地方出港，以趨廈門，則嵩嶼、鼎尾、排頭、高浦、石潯、丙洲、劉五店一帶，綿亙三、四十里，皆與廈門相望，不需巨艘，即扁舟可達嵩嶼，數里至鼎尾，鼎尾有港，鼎尾數里至排頭，排頭十里至高浦，高浦有城，高浦十里至石潯，”由此可知，排頭即對應鼎尾，足以同豐田相提并論，而此處的排頭，雖是距離廈門島最近的陸地岬角，即清代屢見于軍事地圖的排頭門、排頭門汛，卻非同安縣管轄之地，而是海澄縣屬，即今海滄地界，只是，一直以來，與同安、廈門尤為臨近的嵩嶼、排頭，在很多時候被訛為同安之境，實為體現其為同安戰略要地的作用罷了。
鼎美胡元軒墓，遷界僥存明墓，@莊莉
如此，按海滄地理位置的重要，在順治十七年時，海滄大部分地方當是首批遷界的八十八保之一，其范圍包括嵩嶼所在的沿江、排頭所在的沿海，以及鼎尾所在的馬鑾灣西南岸，即今海滄區的大部或全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