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都是戈爾巴喬夫自己作的 。

蘇聯時期的最高領導人是第一書記，后來勃列日涅夫再于1966年將其改回原來總書記的名字。而蘇聯時期的總統直到其解體前夕的1990年3月才建立，用以代表蘇聯最高領導人的地位，而此時的蘇聯各加盟共和國已經蠢蠢欲動，蘇聯總統對蘇聯各地方的控制能力已經大不如前，根本就沒人把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當回事，其權威性已經大大降低，葉利欽也只是膽子肥了點，公然捅破了這層窗戶紙。

勃列日涅夫比較老辣

勃列日涅夫盡管很喜歡狼皮大衣這種糖衣炮彈，但是他作為上屆克里姆林宮宮斗大賽的王者，對如何駕馭權力是相當熟練。在赫魯曉夫時期，勃列日涅夫就知道站在他那邊，反對馬林科夫。在赫魯曉夫上臺后，別列日涅夫作為排排坐分果果的一員，在蘇聯的政壇開始崛起。

但是勃列日涅夫只是表面上支持赫魯曉夫，他時刻準備著伺機而動。他在哈薩克斯坦參與了蘇聯飛彈和核武器計劃的發展，包括著名的拜科努爾發射場都是其參與建設。赫魯曉夫的地位在1962年之前一直是穩固的，但隨著年齡的增長，他變得越來越不穩定，他的表現也削弱了其他蘇聯領導人的信心。蘇聯日益嚴重的經濟問題也增加了赫魯曉夫領導層的壓力。

這讓勃列日涅夫看到了取而代之的機會。1964年10月，赫魯曉夫從斯堪的納維亞和捷克斯洛伐克返回后，不知情的赫魯曉夫前往黑海皮特松達度假勝地度假。米科揚拜訪了赫魯曉夫，暗示他不應該對自己的現狀過于自滿。克格勃頭目弗拉基米爾·塞米哈斯特尼是這場扳倒赫魯曉夫的關鍵，因為如果有人陰謀反對赫魯曉夫的領導層，他有責任通知赫魯曉夫。被赫魯曉夫解職的尼古拉·伊格納托夫謹慎地征求了幾位蘇聯中央委員的意見。同謀米哈伊爾·蘇斯洛夫于10月12日給赫魯曉夫打電話，以討論蘇聯農業狀況為由，要求他返回莫斯科。此時赫魯曉夫明白了所發生的一切，并對米科揚說：“如果問題是我的話，我選擇放棄。”雖然以米科揚為首的少數人想保留他作為蘇聯部長會議主席，但以勃列日涅夫為首的多數派則希望徹底讓赫魯曉夫退休。

勃列日涅夫和尼古拉·波德戈爾尼向蘇聯中央委員會提出上訴，指責赫魯曉夫經濟失敗，并指責他唯意志主義和不道德行為。受勃列日涅夫盟友的影響，蘇聯政治局成員于10月14日投票決定罷免赫魯曉夫。盡管一些參與者希望他受到某種懲罰，但已經勝券在握的勃列日涅夫認為沒有理由進一步懲罰赫魯曉夫。

勃列日涅夫被任命為蘇共第一書記后，當時的人認為他只是一個過渡時期的領導人。盡管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盟支持斯大林去世后赫魯曉夫采取路線，但他認為赫魯曉夫的改革已經破壞了蘇聯的大部分穩定。赫魯曉夫被趕下臺的一個原因是，他不斷地推翻其他人的意見，他被認為是“藐視集體理想”。勃列日涅夫上臺后，推翻了赫魯曉夫全面否定斯大林的路線，主張將蘇聯的工作集中在發展經濟上，蘇聯經濟的騰飛為他爭取了民意支持。

但是勃列日涅夫執政之初由于羽翼未豐，也被迫接受“三駕馬車”的共同領導局面，與阿列克謝·科西金和尼古拉·波德戈尼共同執政。在鞏固政權之前，勃列日涅夫被迫與蘇聯前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現任控制委員會主席亞歷山大·謝爾潘的野心抗爭。在1965年上半年，他呼吁恢復“服從和秩序”，作為他鞏固權力的口號。為此，他利用自己對蘇聯黨政機關的控制權，在各家中尋求支持。勃列日涅夫認識到謝爾潘對他的地位構成迫在眉睫的威脅，于是在1965年12月6日該機構完全解散之前，動員集體領導層將他從蘇聯委員會中除名。

在謝爾潘于1965年12月被降職的同時，勃列日涅夫將波德戈爾尼從秘書處調任為主席團主席的正式職位，波德戈尼在掌權過程中培養出來的對象也隨之被迫從中央委員會“退休”，波德戈尼的支持基礎逐漸被削弱。1973年，波德戈尼作為主席團主席的權力得到加強，他暫時成為該政權第二大權力人物，但與勃列日涅夫相比，他對蘇聯政策的影響力繼續下降，因為勃列日涅夫加強了他在國家安全機構中的支持，勃列日涅夫把明升暗貶，釜底抽薪玩到了極致。到1977年，布雷熱夫的地位已經足夠穩固，可以免去波德戈尼的蘇聯國家元首和政治局委員的職務。勃列日涅夫在1968年以蘇共總書記的身份在蘇聯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發表講話之后，他重新確立了蘇聯領導人的地位。

與此同時，勃列日涅夫也將注意力轉向另一個對手阿列克謝·科西金。上世紀60年代，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最初認為科西金是蘇聯政治局外交政策的主導領導人。在同一時間段內，科西金還以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的身份負責經濟管理。然而，在1965年他實施了幾項經濟改革之后，他的地位被削弱了，這些改革在蘇聯被統稱為“科西金改革”。科西金的失敗主要是因為恰逢布拉格之春，改革在蘇聯的老保守派中激起了強烈反對，他們紛紛涌向勃列日涅夫，科西金的“自爆”，鞏固了勃列日涅夫在蘇聯領導層中的地位。而蘇斯洛夫由于是“三駕馬車”中湊數的，從未有實力挑戰過勃列日涅夫的地位。

（阿列克謝·科西金）

勃列日涅夫精通蘇聯權力結構內部的政治。他是個團隊合作者，從不草率行事。與戈爾巴喬夫不同的是，他在沒有得到同事們的實質性磋商并同意的情況下不會做出決定，而且總是愿意聽取他們的意見。在20世紀7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鞏固了他在蘇聯的地位。1977年，他迫使波德戈爾尼退休，再次出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團主席，科西金直到1980年去世前不久接任蘇聯政府總理，勃列日涅夫從1970年代中期到1982年去世，一直是蘇聯的主導力量，幾乎在蘇聯黨政軍一把抓，而戈爾巴喬夫到了后期只是個掛名的總統，已經形同虛設，才會讓葉利欽蹬鼻子上臉。

戈爾巴喬夫的盲目改革

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都被稱為“蘇共二十大后的孩子”，他們成長的年代恰逢赫魯曉夫在全面否定斯大林路線，那一代人對西方文化很推崇，以及對蘇聯模式的摒棄，而且由于戈爾巴喬夫成為蘇聯領導人之前，經常出訪西方，對于冷戰時期處于封閉沒見過世面的蘇聯人來說，他總感覺西方的月亮比較圓，需要進行改革。這種先入為主的觀念讓他們最終成為了蘇聯最后的埋葬者，而作為蘇聯前領導人的戈爾巴喬夫，在蘇聯解體后，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他的政治生涯最后也會一起被陪葬，這可能是當局者迷沒看清的事實。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安德羅波夫接替他的位置。盡管戈爾巴喬夫希望安德羅波夫能夠推行自由化改革，但安德羅波夫只進行人事的變動，而不是結構改革。但是期間戈爾巴喬夫成為安德羅波夫在蘇共政治局最親密的盟友，在安德羅波夫的支持下，戈爾巴喬夫有時主持蘇共政治局會議。安德羅波夫還鼓勵戈爾巴喬夫擴展到農業以外的政策領域，為他將來的更高職位做好準備。1983年4月，戈爾巴喬夫發表了紀念蘇聯創始人弗拉基米爾·列寧誕辰的年度演講，這就要求他重新閱讀列寧的許多著作，列寧在這些著作中呼吁在20世紀20年代的新經濟政策背景下進行改革，這讓書呆子的戈爾巴喬夫堅信蘇聯的改革是必要的，而沒有考慮因地制宜和時空轉換的因素。

1984年2月，安德羅波夫去世，臨終時他表示希望戈爾巴喬夫繼承他的職位。然而，蘇聯中央委員會的許多人都認為53歲的戈爾巴喬夫太年輕，經驗不足。因此勃列日涅夫的長期盟友康斯坦丁·切爾內科被任命為蘇共總書記，但他的健康狀況也很差。切爾內科經常病得不能主持蘇聯政治局會議，讓戈爾巴喬夫成為實質的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繼續在克里姆林宮內外培養盟友，并在一次關于蘇聯意識形態的會議上發表了主要講話，他在會上激怒了蘇聯的反改革派。

但是隨著1985年3月10日，切爾內科去世。格羅米科提議戈爾巴喬夫擔任下一任蘇共總書記，作為老資格的格羅米科，他的建議在蘇共中央委員會中占有很大的分量。戈爾巴喬夫預計他的提名會遭到很多反對，但最終其他成員都支持他，他們希望他能帶來新氣象，他因此成為了蘇聯的第八位領導人。但是很少有人能想象戈爾巴喬夫是那樣一位激進的改革者，他的改革已經動搖的蘇聯的根基。

戈爾巴喬夫意識到，蘇共政治局可以讓他下臺，如果沒有得到他們多數支持，他就不能進行更激進的改革。于是他試圖從中撤換幾名老成員，鼓勵格里戈里·羅曼諾夫、尼古拉·蒂霍諾夫，維克托·格里辛退休。此外他提拔格羅米科擔任蘇聯國家元首，這是幾乎沒有什么影響力的職位，并將自己的親信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調到格羅米科空缺出來的負責外交的職位。他提拔的親信還有雅科夫列夫、阿納托利·盧基亞諾夫，瓦迪姆·梅德韋杰夫，而葉利欽于1985年7月被任命為蘇聯中央委員會秘書。這些被任命的人大多數在勃列日涅夫時代受到打壓，改革的意愿非常強烈。在他執政的第一年，秘書處23個部門的負責人中有14個被替換了，戈爾巴喬夫在一年內就獲得了蘇共政治局的領導地位，比斯大林、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都要快。

但這也加速了蘇聯的覆滅，戈爾巴喬夫認為蘇聯改革包括以重組社會和經濟，他對蘇聯的低生產率、低職業道德和劣質商品感到擔憂。像蘇聯幾位經濟學家一樣，他擔心這會導致蘇聯成為二流強國。戈爾巴喬夫改革的第一個階段是“加速”，他在其領導的頭兩年經常使用這個詞。蘇聯在許多生產領域落后于美國，但戈爾巴喬夫聲稱，到2000年，它將加快工業產出，使之與美國相匹配。1985-1990年蘇聯的五年計劃的目標是將機器制造業擴大50%至100%，為了提高農業生產力，他將五個部會和一個加盟共和國的委員會合并為一，但是到了1986年底，他承認這一合并改革是失敗的，過度的集中化管理造成了蘇聯農民的反彈。

戈爾巴喬夫聲稱改革的目的是支持蘇聯中央的計劃經濟。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還包括試圖通過讓勞動力更多地參與工業生產來擺脫技術官僚式的經濟管理，蘇聯國有企業將充當市場代理人，這也意味著蘇聯進入外行領導內行的開端。1986年4月，他還提出了一項土地改革，將工資與產出掛鉤，允許蘇聯集體農場將30%的農產品直接出售給商店或合作社，而不是全部交給國家分配，他接受了在有限的私營企業的基礎上重新引入市場經濟的想法，并以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為先例，但他強調，他并不認為這是資本主義的回歸。不過后來這被認為在“放”的同時沒有兼顧好”管”的規劃，這為蘇俄的寡頭經濟提供了土壤，這些寡頭后來成為影響蘇聯走向的因素，滋生了很多蘇俄寡頭的代言人。

在戈爾巴喬夫執政的第二年，他開始談論蘇聯的輿論自由。這意味著在蘇聯的政府事務中，以及在政治辯論、新聞媒體可以“暢所欲言”，甚至到1987年9月，蘇聯還停止干擾英國廣播公司和美國之音的等西方媒體的信號和頻道，允許它們在蘇聯大放厥詞，這實質就是為西方和平演變提供便利。而且他任命親西方的歷史學家尤里·阿法納西耶夫擔任蘇聯國家歷史檔案學院院長，尤里可以從中敦促打開蘇聯的秘密檔案，重新評估（改寫）蘇聯歷史。而且像安德烈·薩哈羅夫這樣的持不同政見者也被從大陸流放或監獄中釋放出來。這無疑是為在為蘇聯的輿論走向越來越偏向西方的意識形態，讓蘇聯所謂的改革派更加有恃無恐，戈爾巴喬夫越來越喪失話語權，當葉利欽羽翼豐滿時，戈爾巴喬夫已經是孤家寡人，面對葉利欽的呵斥只能予取予求。

葉利欽的“野心”未能及時抑制

葉利欽自1985年以來，隨著戈爾巴喬夫的地位提升而雞犬升天，并成為莫斯科市的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曾對葉利欽持懷疑態度，認為他過于自我推銷。1986年初，意識到自己快涼的葉利欽開始反擊，在蘇聯政治局會議上開始狙擊戈爾巴喬夫，批評他自識過高。另一方面，在蘇共的第二十七次黨代會上，葉利欽呼吁進行比戈爾巴喬夫更深遠的改革，盡管沒有點名提到戈爾巴喬夫，但他旁敲側擊暗指地對戈爾巴喬夫的個人崇拜正在形成。隨后，戈爾巴喬夫開始發言回應，與會者公開批評葉利欽長達數小時之久，聲稱葉利欽只關心自己，是“政治文盲”。葉利欽只能辭去莫斯科領導人和蘇聯政治局委員的職務，兩人之間的緊張關系發展成相互仇視。

盡管第一回交鋒葉利欽敗下陣來，但是1986年4月，切爾諾貝利核泄漏為葉利欽可以卷土重來。事故發生后不久，烏克蘭官方向戈爾巴喬夫提供了錯誤的資訊，以淡化這一事件。隨著災難的規模越來越明顯，有33.6萬人從切爾諾貝利周圍地區撤離，蘇聯的公信力和戈爾巴喬夫的公信力在此次事件中降到冰點，這場災難也標志著戈爾巴喬夫和蘇聯的一個轉折點。戈爾巴喬夫后來將這一事件描述為，使他認識到蘇聯官僚體系的無能和蘇聯官員掩蓋規模之大的事件。

（《切爾諾貝利》里戈爾巴喬夫的形象）

為了自救戈爾巴喬夫只能提前在1988年6月舉行蘇共的黨代會，希望通過爭取更多代表的支持，來鞏固他的執政危機以及繼續推進改革。戈爾巴喬夫最致命的錯誤就是將蘇聯的權力從蘇共政治局轉移出來，這讓其實際淪為了橡皮圖章，任何政策只能在新成立的機構蘇聯最高蘇維埃產生，這無疑是削弱了戈爾巴喬夫好不容易形成的領導地位。

]在會議結束后的幾個月里，戈爾巴喬夫集中精力重新設計和精簡蘇聯的黨政的機構，當時約有3000人的中央委員會工作人員減半，而中央委員會的各個部門也被合并為把總數從二十個減到九個。

1989年3月和4月，蘇聯新一屆國會舉行了選舉。在2250名議員中，有100名是蘇共直接選出的，但戈爾巴喬夫自己卻從中挑選了許多改革派，其中就包括薩哈羅夫和葉利欽，這些改革派和葉利欽也走的很近。薩哈羅夫死后不久，葉利欽成為反對派的領袖。因此戈爾巴喬夫的下臺并不冤，是在他的默認下葉利欽才重新有了發揮的舞臺。

1988年12月戈爾巴喬夫在聯合國大會上講話。在演講中，他令人咋舌地宣布蘇聯將大幅削減在東歐的軍事力量。他的舉措讓無論是蘇聯反對派，還是蘇共支持者都對他口誅筆伐。蘇共強硬派代表弗拉基米爾·布羅維科夫指責戈爾巴喬夫將蘇聯淪為“無政府狀態”和“毀滅”，并以犧牲蘇聯和馬列事業為代價追求西方的認可。此時戈爾巴喬夫意識到蘇共中央委員會要罷免他的總書記職務，于是他決定把蘇聯政府首腦的職位定為總統，讓其不能被罷免。

唯一一次的蘇聯總統選舉，戈爾巴喬夫是唯一的候選人。他獲得1329票贊成，495票反對；313票無效或缺席。一個由18名成員組成的新的總統委員會實際上取代了蘇聯政治局的決策權。在同一次大會上，他提出了廢除蘇聯憲法第6條的想法，該條批準讓蘇共淪為可有可無的地位，為蘇聯解體和戈爾巴喬夫的黯然退場埋下了伏筆。

在1990年的最高蘇維埃選舉中，蘇共面臨著來自被稱為“民主俄羅斯”的反對派的挑戰，葉利欽作為反對派的領袖被選為議會主席，盡管戈爾巴喬夫對此感到不滿，但也無可奈何。那年民意調查顯示，葉利欽支持率超過了戈爾巴喬夫，是蘇聯最受歡迎的候選人。戈爾巴喬夫很難理解葉利欽越來越受歡迎，他評論說：“他喝酒像條魚。他口齒不清，他就像一張破舊的唱片。”

但俄羅斯最高蘇維埃已經失去了戈爾巴喬夫的控制，1990年6月，它宣布，在俄羅斯共和國，其法律優先于蘇聯中央政府的法律。隨著俄羅斯民族主義情緒的增長，戈爾巴喬夫不情愿地允許成立俄共，作為更大的蘇共的一個支部。

壓垮戈爾巴喬夫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他召集了一個由他自己和葉利欽組成的團隊，提出了一個被稱為“500天”計劃經濟改革方案，這需要對蘇聯進行進一步的分權和私有化。戈爾巴喬夫將該計劃描述為“現代社會主義”，而不是回歸資本主義，但對此有許多爭議。9月，葉利欽順勢向俄羅斯最高蘇維埃提交了這一計劃，許多人提出了警告，認為這將造成市場混亂、嚴重的通貨膨脹和前所未有的失業率，500天計劃因此流產。于是葉利欽在1990年10月的一次講話中反對戈爾巴喬夫，聲稱俄羅斯將不再接受蘇聯的從屬地位。

到1990年11月中旬，許多媒體都在呼吁戈爾巴喬夫辭職，并預測否則蘇聯將爆發內戰。強硬派敦促戈爾巴喬夫解散總統委員會，并逮捕媒體上聲勢浩大的反對派。11月，他向最高蘇維埃發表講話，宣布了一項八點計劃，其中包括蘇聯政府改革，戈爾巴喬夫已經脫離了他的許多前親密盟友和助手的立場。雅科夫列夫已經離開了他的核心圈子，謝瓦爾德納澤也辭職了。到1990年底，他的支持率直線下降。

1991年1月，隨著波羅的海國家，特別是立陶宛，戈爾巴喬夫要求立陶宛最高委員會撤銷其支持獨立的改革。蘇聯軍隊占領了維爾紐斯的幾座建筑物，并與抗議者發生沖突，其中15人被殺。戈爾巴喬夫受到反對派的指責，葉利欽呼吁他辭職。戈爾巴喬夫否認對軍事行動進行了制裁，盡管軍方中有人聲稱他已經批準了這一軍事行動。但由于擔心更多的內亂，戈爾巴喬夫當月禁止示威游行，并命令軍隊與警察一起巡邏蘇聯城市，這導致他進一步與反對派疏遠，搞得里外不是人。

在8.19政變后，葉利欽關閉了位于斯塔拉亞廣場的中央委員會辦公室，并在紅場升起了蘇聯國旗旁邊的俄羅斯帝國三色旗，從而中止了蘇共在俄羅斯領土上的一切活動。到1991年的最后幾周，葉利欽開始接管包括克里姆林宮在內的蘇聯政府殘余勢力。

為了保持蘇聯大陸的團結，戈爾巴喬夫繼續推行新的聯邦條約計劃，但由于各蘇聯加盟共和國的領導人屈服于日益增長的民族主義壓力，他發現越來越多的人反對建立一個聯邦制國家的想法。葉利欽表示，他將否決任何統一國家的想法，而不是支持聯邦制。但只有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地區的領導人支持戈爾巴喬夫的做法。12月1日，烏克蘭舉行公投，要求脫離聯邦，投票率為90%，這是一個致命的打擊，戈爾巴喬夫曾預計烏克蘭人會拒絕獨立。

在戈爾巴喬夫不知情的情況下，葉利欽于12月8日在白俄羅斯布雷斯特附近的貝洛維查森林會見了烏克蘭總統萊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和白俄羅斯總統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凱維奇，并簽署了《白俄羅斯協定》，他宣布蘇聯已經不復存在，并成立了獨聯體作為其繼承者。戈爾巴喬夫是在舒什凱維奇打電話給他的時候才知道這一情況的。戈爾巴喬夫非常憤怒，他拼命地尋找機會來維護蘇聯，但烏克蘭、白俄羅斯和俄羅斯的最高蘇維埃于12月10日批準了獨聯體的建立，他發表聲明稱獨聯體協議“非法和危險”，剩下的12個共和國中，除格魯吉亞外的11個共和國的領導人在阿拉木圖會晤，簽署了《阿拉木圖議定書》，同意解散蘇聯，正式建立獨聯體。他們還暫時接受了戈爾巴喬夫辭去蘇聯總統一職。戈爾巴喬夫透露，一旦他看到獨聯體成為現實，他就會辭職。

戈爾巴喬夫接受了蘇聯解體的既成事實，與葉利欽達成協議，要求戈爾巴喬夫于12月25日正式宣布辭去蘇聯總統兼總司令的職務，然后在12月29日前離開克里姆林宮，謝瓦爾德納澤加入戈爾巴喬夫的行列，幫助他撰寫辭職演說。戈爾巴喬夫隨后在克里姆林宮的電視攝像機前發表演講，允許國際廣播，“我在此停止擔任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主席的職務。”他對蘇聯解體表示遺憾。戈爾巴喬夫是繼馬連科夫和赫魯曉夫之后，第三位不在任期內死去的蘇聯領導人，但蘇聯于1991年12月31日午夜后已經不復存在了。

綜上所述，盡管戈爾巴喬夫一直被質疑是西方國家的間諜，但是他畢竟還是為了保留蘇聯的國體而做了最后的努力，妥協得不夠徹底才會被葉利欽在公開場合呵斥。他個人境遇和其胡亂改革密不可分，戈爾巴喬夫太過于求好心切，想同時在蘇聯的政商工農多個領域同時改革，而這牽扯面太廣，涉及到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歷史恩怨，地方派系，不同階層蘇聯人的利益，根本無法一撮而就。正如他后來在回憶錄里所說，要是蘇聯晚幾十年改革，不會有這個下場。但歷史沒有如果，他的盲動讓蘇聯的政治投機分子看到了機會，在其改革中獲得利益并有了顛覆蘇聯政權的實力，而原本支持他的人也由于其行為乖張眾叛親離，要么就是被蘇聯的反對派打倒。最終造成了一著不慎滿盤皆輸，戈爾巴喬夫就逐步喪失了在蘇聯的黨政軍大權，只不過連蘇聯的國運都配上了確實太過血虧。事實證明，只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才不會讓西方和平演變的陰謀得逞，西方政客所說的話一個標點符號都不要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