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20世紀中葉的“按數字涂色”熱潮揭示了一種新的信念：只要有足夠的好奇心，并遵循一種基本的指使方向，任何人都可以成為藝術家，
1969年，Craft Master公司生產的“按數字涂色”工具套件，
1953年，總部位于底特律的油漆涂料公司Craft Master，是20世紀中葉風靡業余愛好者之間的“按數字涂色”（Paint-by-number kit，一種按數字填色/涂畫/繪畫的工具套裝，在畫板上有指示要涂色區域的淺色標記，每個區域都有一個數字和要使用相應編號的涂色）熱潮背后的推動力量，該公司不僅發明了一整套“按數字涂色”工具箱，還在這一過程中擊敗了自己的競爭對手。即使到了21世紀，按數字編號涂色的基本價值仍然成立：只要有足夠的好奇心，并有遵循一種基本的指使方向，任何人都可以成為藝術家。
Craft Master曾經用5年的時間一直在研發涂漆工具套件的組裝和分發，并聘請專業的藝術家來開發那些與數字編號繪畫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場景 —— 花卉、斗牛士、漁夫、舞者、風景，甚至是著名藝術品的復制品。20世紀50年代初，該公司擁有800名員工，每天生產5萬套數字涂漆，每月營收超過100萬美元，到了1954年，Craft Master生產了足夠多的數字涂色工具套件，銷售總額超過8000萬美元，出版了1000萬份64頁的產品目錄，并在美國《時代周刊》（Time，1923發刊）和《生活雜志》（Life Magazine，1936發刊）上發表了長篇推廣介紹，然而由于無法繼續滿足大陸外最新的需求，Craft Master最終還是宣告破產，成為自身成功產品線上的犧牲品，20世紀60年代，隨著其他公司開始涉足Craft Master留下的空白領域，按數字編號涂畫套件仍然繼續熱銷，在70年代，計算機掃描技術的進步使得繪畫愛好者可以訂購更加個性化的工具，它們是由計算機數字化的照片創建，轉換為圖像輪廓圖并列印在畫布上，用于繪制彩色圖案，
Craft Master“按數字涂色”工具套件產品目錄，圖文詳情介紹，
自從這種繪畫形式被商業推廣以來，在20世紀50年代早期，“按數字涂色”工具箱已經成為當時文化現象中商業化和機械化的現成隱喻。因此，不出所料，這種數字繪畫立即引發了藝術界強烈的反應 —— 這是一個藝術界不太樂意看到的現象，即業余愛好者都拿起了畫筆，制作出《最后的晚餐》（The Last Supper，列奧納多·達·芬奇的壁畫）的手工復制品。藝術歷史學家和策展人威廉·伯德（William Bird Jr）觀察到，“對按數字編號涂畫的譴責成了當時社會批評家們熱衷的一項運動，在郊區的邊緣地帶，這種大眾文化似乎最能適應這種野蠻環境生長：在超市里、住宅區、長廊下、紅燈區隨處可見。按數字涂畫不受抑制的流行蔓延威脅到了藝術品的原有價值，正如早期的客廳平版印刷已經脫離了藝術性和文化權威一樣；矛盾的是，復制性的機械過程使得藝術更容易獲得，也與大眾的距離更加接近，”
1964年，Craft Master公司生產的“最后的晚餐 M-312A”（ Last Supper M-312A）按數字涂色套件，
20世紀中葉的評論家認為，“真正的藝術”（real art）是其歷史淵源中的產物，按照這種邏輯，“按數字涂色”工具箱只不過是一些商業制造出來的無限量繪畫，以及一些低劣的復制品，按數字編號涂色得到的經驗并沒有什么獨特之處，也沒有什么專業知識可以展示出來，只有一份接著一份的復制品而已。批評這一流派的人甚至很難屈尊思考按數字涂畫創作出的任何流行藝術 —— 或者，在20世紀中期的藝術世界，按數字涂畫根本就算不上藝術，藝術，尤其是高雅藝術，當然是不能裝在盒子里的，對數字涂色持批評態度的人冷笑道，這僅僅是用顏料膠囊讓任何普通人都能作畫的一種偽裝，
1958年，Craft Master公司生產的“太空旅行者”（Space Traveler）按數字涂色套件的包裝盒。
1966年，Craft Master公司生產的“玩耍的小貓”（Kitten at Play）按數字涂色套件，
但這種按數字繪畫流派還是抓住了美國波普藝術運動（American Pop art movement）的民粹主義浪潮，也贏得了像摩西阿么（Grandma Moses，1860-1961，美國女畫家）這樣公認具有專業性和社會文化威望的業余藝術家的支持。到了20世紀中期，由于像Craft Master這樣的公司，更多美國人對按數字繪畫藝術的熟悉程度甚至超過了對后超現實主義（Post-surrealism，1934年在南加州掀起的一場運動，用藝術來表達感性與概念之間的關系）或美國任何其他藝術流派的了解，從《天鵝絨貓王》（Velvet Elvises）到玩具套件Shrinky Dinks，數字涂畫實際上已經在美國的媚俗文化（Kitsch）中根深蒂固，它激勵著那些喜歡DIY動手的人拿起畫筆。
摩西阿么，《摩西阿么去了大城市》（Grandma Moses Goes to the Big City），1946，布面油畫
摩西阿么常被當作自學成才、大器晚成的代表，她出生農家，受到過有限教育，她七十多歲時才因關節炎放棄刺繡開始繪畫，作品主要描繪的是農場景色以及她的生活。
《天鵝絨貓王》是用天鵝絨藝術涂料畫的貓王形象，這幅標志性的天鵝絨畫被認為是當時美國媚俗文化的典型案例，天鵝絨藝術涂料（Velvet）是街頭藝術家們的流行媒介，在20世紀70年代達到了頂峰，
一種風靡于美國上世紀70年代的兒童繪畫手工玩具套件Shrinky Dinks，其也是“按數字涂色”繪畫的延伸，
按數字編號繪畫這一流派的歷史可以追溯到藝術家丹·羅賓斯（Dan Robbins）的遠見卓識和企業家馬克斯·克萊因（Max Klein）的高超技藝，早在1949年，克萊因就提出了自制藝術工具箱的想法（羅賓斯不知道的是，當時有幾套面向兒童的類似風格的顏料套裝已經在玩具市場上售賣了近30年；當克萊因發現這個想法已經存在專利時，他干脆忽略了這些專利，聲稱他和他的公司正在做的是完全不同的事情）。20世紀40年代，作為帕爾默涂料公司（Palmer Paint Co.，Craft Master的前身）的總裁，克萊因看到業余繪畫愛好者的市場非常廣大，于是聘請藝術家丹·羅賓斯開發可以針對這一利基市場的產品。帕爾默涂料公司首次進軍業余愛好者市場的產品是：Lil ‘ Abner繪畫工具，以及可清洗和反復使用的漆板。
Craft Master公司的前身帕爾默涂料公司，1949年，該帕爾默公司生產的可清洗兒童涂漆顏料宣傳廣告，
但當羅賓斯將這兩個項目結合起來時，他聲稱，帕爾默涂料項目的重要靈感來自列奧納多·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義大利文藝復興三杰）。羅賓斯在自傳中回憶道，“我記得我曾經聽說過，列奧納多·達·芬奇是如何指導自己的學生或學徒挑戰具有創造性的任務，他會分發給學徒們帶有編號的圖案，指出在特定輪廓中該使用哪些特定顏色，例如底色、初步的背景顏色或一些不需要他立即完成的小幅作品，”拿起一個工具包，將其和畫板結合起來，再加上一點達芬奇的繪畫方法，瞧，這就滿足了按數字繪畫的概念了。
有趣的是，藝術史學家們從始至終并沒有提供確鑿的證據來證實羅賓斯的說法，即達芬奇所謂的為他人（學徒）勾勒物體輪廓并用來填補顏色的風格，列奧納多最獨特的繪畫技巧被稱為“暈染法”（sfumato），其關鍵目的就是將顏色混合起來；藝術歷史學家認為，這些模糊的線條賦予了達芬奇繪畫一種煙霧般的外觀效果，而幾乎沒有像按數字繪畫作品那樣硬朗的線條和固定的形狀，美國藝術史學家艾琳·湯普森（Erin Thompson）認為，“雖然師徒共同作畫的歷史非常悠久，公認的藝術大師會根據各自學徒自身的技能分配不同的繪畫任務，但繪畫肯定不會先勾勒出粗略的形狀，然后指定特定的顏料顏色來填充空白區域。這是按數字涂畫構建神話的一種手段，”
達芬奇的《蒙娜麗莎》（Mona Lisa）臉部細節，顯示了暈涂法的經典使用，尤其是在眼睛周圍的陰影處。暈涂法，亦作漸隱法、朦朧法等，是文藝復興繪畫的技法之一，sfumato一詞源于義大利語，派生自fumo，意為“霧狀的、模糊的”，這一技法是指用色彩調和的方法使得輪廓變得模糊、柔和，以此創造朦朧的過渡效果。
列奧納多或許并沒有開創羅賓斯式的公式化技術，但通過使用這位文藝復興大師的名號，按數字繪畫藝術運動為它的觀眾贏得了重要的理論依據和合法性，使其成為“真正的藝術”。
撇開藝術遺產不談，按數字繪畫的概念相對容易發展，丹·羅賓斯很快就創作出了Craft Master首批擁有填色的前四個輪廓場景。這些第一批按數字編號作畫的工具包包括：一張畫出主題的帆布、一支畫筆和一個配帶裝有顏料小膠囊的調色板，然而，實際制造和組裝套件之細節又是另一回事。
丹·羅賓斯和他自創的“按數字涂色”繪畫合影。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點，為每一件裝備提供單獨的涂料套裝，在后端的供應鏈上來說簡直是噩夢。Craft Master最終想出了用涂料填充藥物膠囊的主意，并從禮來公司（Eli Lilly，美國跨國醫藥公司）購買了成千上萬個凝膠膠囊。羅賓斯回憶道，“最終，我們從禮來公司購買了太多盒裝膠囊，他們開始懷疑我們是如何使用他們的膠囊，擔心我們在里面填裝違禁藥物或其他未經批準的物質。在FDA（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進行了短暫的訪問后，我們向所有關心此事的人保證，我們只是在膠囊里填充涂料，他們簡直不敢相信！”
裝配生產線制造的工具包需要漫長的一系列迭代，將所有部件優化整合到工具包中的最佳方式；在經歷了幾個月令人頭痛、反復試驗、小故障和更多問題之后，這些工具包終于進入了百貨商場，由于擔心工具包賣不出去，馬克斯·克萊因還想出了一個主意，他花錢請人在百貨公司演示這些套件，向潛在客戶展示每個套件所包含的潛力和可能性，藝術家們在商場里設立了店鋪，并按Craft Master的數字編號繪制出了漁民、斗牛士和馬匹。克萊因在早期用公司自己的錢購買了大量工具包，以說服商店數字涂畫概念的需求是真實存在的，
到了1952年，這款工具包套件終于在貨架上大賣，Craft Master也在上世紀中葉的業余繪畫愛好者市場牢牢地站穩了腳跟。盡管后來又有許多其他數字繪畫公司加入了競爭（總計多達35家公司），但Craft Master已成為該業余手工藝品行業里研發進化的當之無愧的骨干力量，
Craft Master在1952年推出的最早的“按數字涂色”工具套件宣傳海報，
當數字繪畫工具包忙著在業余愛好者市場上掀起風暴的時候，藝術界也開始擁抱和接納不同種類的藝術，這些藝術同樣不屬于傳統繪畫的支持范圍，這種民粹主義（populist）藝術走出了兩條道路：第一條是波普藝術運動，其中，湯罐頭和瑪麗蓮·夢露（Marilyn monroe）的形象強調出當時的當代流行文化的持久力；第二條便是對業余畫家毫不掩飾的擁抱，如果一個業余愛好者，在沒有經過“適當的”的訓練，就能簡單地感受到藝術的鮮活，那么，這才是真正的藝術。
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1928-87，波普藝術的開創者），《瑪麗蓮·夢露》（Marilyn Monroe），1967，絲網印刷，91.5 x 91.5 cm
1967年，沃霍爾建立了一家印刷出版公司Factory Additions，通過該公司，他出版了一系列有關他的簽名主題的絲網印刷作品集。瑪麗蓮·夢露是其中的第一個主題作品。關于重復，沃霍爾說：“您越看相同的事物，含義就越消失，您的感覺就越空洞，”
左圖：安迪·沃霍爾繪制的《DIY海景》（Do-It-Yourself/Seascape，1963）正是致敬了這一流派。即使是波普藝術誕生的20世紀60年代，“按數字繪畫”作品依然存在，
右圖：1967年的紐約《時尚先生》（Esquire）雜志封面，刊登了一幅未完成的林登·約翰遜（Lyndon B. Johnson，美國第36任總統）頭像的數字編號插圖，封面簡介上寫著：“約翰遜的生日是8月27日，我給這幅畫填色，寄給他，讓他高興，”
“原則上，藝術作品一直是可復制的，人類已經創造的，人類總是能夠再次創造。”沃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德國哲學家）解釋說。但這就引出了一個問題，如果一件東西被制造出來和可以重新制造，那它的價值是什么呢？如果原件和復制品都是按照某個形象制作的，那么它們之間有什么區別嗎？事實證明，出處才是關鍵，“即使是完美的復制品，有一件事也很突出：藝術品的當下 —— 它在此時此刻所在地方的獨特存在，”本杰明爭辯道，
幾十年來，數字繪畫完全擁抱了它的世俗化風格。數字涂色技法是在美國一個特殊歷史時期出現的 —— 一方面，受到嚴格的建制主義和麥卡錫時代（McCarthy-era）僵化的限制；另一方面，它接納了一群從未經訓練但充滿熱情的業余愛好者的藝術。盡管在過去的60年里，按數字涂色作品的價格非常便宜，但每一個套件繪畫都有其獨特之處，編號的獨特性被認為是其真正的藝術特征，或者至少這才是它有趣和有價值的地方。丹·羅賓斯的“按數字涂色”工具箱可能產生了成千上萬份的拷貝，每一幅畫都上演著了同樣的場景，人們一遍又一遍地專注于涂色繪畫。
按數字涂畫的歷史已經被證明是一種藝術媒介和隱喻，所有的這些都被時間融合在了一起。
本文由“ABAGo”藝術主理人快樂大胖原創，不可轉載或復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