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陳永報道席卷全球的保守主義浪潮、疫情和經濟下行，正在改變我們的生活，對于大陸足球來說，其實一個新的浪潮已經露出苗頭——那便是投資人的“國進民退”。
剛剛過去的2020年，其實是大陸足球的一個分水嶺，主要體現在足球泡沫破滅、疫情下的大陸足球以及新政下的大陸足球。
足球泡沫開始破滅，在2018賽季末到2019賽季初已經顯現，當時有9家俱樂部退出，而2020賽季是集中爆發期，從2019年年末，到2020賽季開賽前，總計有17家俱樂部先后退出，其中2020年5月23日，準入標準公布時有16家，隨后拉薩城投也退出了。
泡沫破滅的最典型的事件，就是天海因無法準入而解散，說起來，天海的前身權健，正是大陸足球泡沫的推動者之一，
至于疫情給大陸足球的打擊，這一點已無須贅述。
需要說明的是新政，2020年末頒布的新政，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限薪政策，二是中性名，三是聯賽擴軍。這些政策（加上其他政策），總體上，是按照《大陸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去推動的，
足球發展有自身的規律，但足球發展，更重要的是切合現實，然后循序漸進，比如中性名，《大陸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的表述是：推動實現俱樂部的地域化，鼓勵具備條件的俱樂部逐步實現名稱的非企業化。“鼓勵”、“具備條件”、“逐步”，這樣的表述，其實很嚴謹了，但最后的政策，卻是限時一刀切。
悲哀在于，各政策竟有矛盾之處：限薪政策，其出發點是保護俱樂部生存和發展，進而穩定大陸足球的基本面，而且，嚴厲的限薪政策，某種意義上是足協為俱樂部減壓背鍋；同理，聯賽擴軍其實條件不成熟，但考慮到俱樂部的生存困境，擴軍實際上是給了更多俱樂部一個緩沖期（保級壓力減小）和希望（進入更高級別聯賽）。
不過，中性名政策與此背道而馳，它嚴厲打擊了投資人的積極性，沒有人否認中性名是個好政策，但目前，大陸足球的主要矛盾是生存矛盾，一個好政策，一個符合足球規律的政策，與大陸足球現實中的主要矛盾發生了沖突，那么，這個政策就應該暫緩，或者給俱樂部更多的時間。
目前，中性名政策在國安和建業兩家俱樂部身上，都引發了軒然大波。國安方面，俱樂部、球迷及部分媒體，認為足協的做法不尊重歷史，不尊重足球文化，不過好在國安還有后路，那就是中信退出，如此國安就符合規定了；建業的發展就讓人猝不及防，他們擬改名“洛陽龍門”后，當即有球迷組織宣布解散，隨后有球迷到俱樂部所在地拉橫幅抗議，甚至有球迷下跪，建業改名，成了跨年時大陸足球的焦點所在。
實際上，中性名的影響，不僅僅是中超，更致命的，其實在中甲和中乙。換句話說，中超俱樂部改成中性名了，至少很多人還知道投資人是誰，但中甲和中乙的俱樂部改了，估計一般球迷，甚至他們俱樂部自己的球迷，都不知道是誰掏的錢。
那么，對這些民營俱樂部的投資人來說，投錢的意義何在？如果是企業名稱，還可以宣傳企業，或者可以表達自己的社會責任感，但現在誰都不知道你是誰，也不知道你每年投入過億或者數千萬，花了錢連響都聽不著，沒有經濟層面的宣傳效果，沒有社會層面的宣傳效應，如果政府再沒有扶持政策……
賠本都賺不到吆喝——這才是真正的傷害。
一個事實是，大陸的職業聯賽，正掀起一波轉讓和遷移潮，其中，永昌有意遷移滄州，滄州有國企有意入股50%；泰州遠大有意遷移無錫，目前正等待無錫政府方面的支持；建業有意遷移洛陽，更名為洛陽龍門，有消息（本報未證實）說，洛陽國企將介入俱樂部股權改革；更早時，綠城完成了股權改革，據說，將50%的股份，給了浙江能源（浙江省國企），
民營俱樂部的經營困境，其實不單來自中性名改革，和整體的經濟發展、企業的經營、疫情背景下的賽會制等多重原因，都是相關的，但中性名，似乎要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這個冬天發生的一系列股權變革，或者股權變革的傳聞，已經相對清晰地呈現了一種“國進民退”的苗頭，那么，以沖甲和沖超的俱樂部為例，再來看看最近兩年“崛起”的俱樂部，
2019賽季，沖超的球隊是永昌和黃海，永昌是標準私企，黃海雖然是私企，但青島集全市多家國企之力，給予支持；沖甲的球隊有沈陽、興城、泰州、東吳、聯盛、九牛以及昆山，其中興城投資人為成都興城集團（95%股份）——成都市國資委的下屬企業；昆山投資人為昆山文商旅集團有限公司（100%），為昆山市國資辦下屬企業。
2020賽季，沖超的球隊為亞泰，投資人為長春吉盛投資有限責任公司（100%），為長春市二道區國有資產管理局下屬企業；沖甲球隊目前是淄博蹴鞠和武漢三鎮，淄博蹴鞠為淄博市體育局托管，
足球是社會和經濟的一面鏡子，房地產俱樂部曾遍地開花，和過去十多年房地產的迅猛發展息息相關，但目前房地產政策轉為調控，房地產俱樂部減少投入乃至逐步退出，便是自然而然的事，
實際上，在中性名的大背景下，很多民營俱樂部迎接挑戰的辦法是尋求政府支持，希望政府能夠多出錢，或者找企業入股，原因很簡單，中性名政策，私營企業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應的訴求都無法滿足，只能向政府求助，這種背景下，政府提供資金支持，反而不如直接入股，如此反而可以加強對俱樂部的控制力，進而保證俱樂部的可持續發展，穩定扎根，擴大城市影響力。
更重要的一點是，在全球經濟下行和大陸經濟轉型的大背景下，遍地紅利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地方政府也不再隨便給點政策就有大批資金投資了，這就需要城市展現更全面的影響力和更精細的管理，進而吸引優質投資，或者內部促進當地經濟發展，而足球，毫無疑問是提升影響力的重要手段。
以滄州為例，在他們準備引進永昌俱樂部前，外界對滄州最大的感受可能就是“這是個武術之鄉”，更了解的或許會說起紀曉嵐、張之洞、霍元甲（祖籍），
但當他們和足球發生緋聞，外界詳細了解才發現，滄州原來是人口大市，接近800萬，滄州的經濟也不錯，GDP僅次于唐山和石家莊，位居河北第三，全國排名在60名左右，滄州還有不錯的體育場，距高鐵站只有5分鐘。
國進的浪潮，更重要的原因是，隨著俱樂部名稱的去企業化，足球俱樂部對于城市的宣傳效應，會更加明顯和集中，這實際上給了地方政府入主俱樂部一個更充分的理由，某種意義上，一個地方擁有了一家中超或者一家中甲，哪怕是一家中乙職業俱樂部，也是這個城市影響力的一種體現，全國范圍內，能夠擁有職業俱樂部的城市，目前也不過就三四十個，從這個角度來講，職業足球俱樂部，在大陸仍屬于稀缺資源。
總體上來說，國企俱樂部更穩定，以魯能為例，他們在1997年年底進入足球，在過去的23年里，雖然球隊風風雨雨，但俱樂部一直很穩定，其堅持青訓的做法，也贏得了圈內的普遍認可，到了今天，說起青訓，哪怕是魯能的死敵球迷，都會豎起大拇指，當然，魯能最終的股權變革，是受到了大環境的影響，但濟南市屬國企濟南文旅入股并接手俱樂部，同樣是一種不錯的延續。
國企俱樂部的穩定性，也和政策、政府負責人變更相關，歷史上，煙草行業曾經大規模進入職業足球，但受限于政策，最終煙草行業俱樂部全面退出，此外，一個地方國企俱樂部的生存和發展，又往往和這個地方的主要負責人相關，這同樣帶來了一定的不確定性，
除了這些不確定性外，地方國企自身的風險，也需要正視。
在“國進民退”的浪潮中，一家國企俱樂部的身影似乎稍顯尷尬，這便是泰達，1998年2月，三星更名為泰達，至今，已有23個年頭，但在2020賽季，它似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
在目前大陸經濟發展和金融風險防控的過程中，地方政府債和地方融資平臺債一直受到關注和監控，而所謂的地方國企俱樂部，實際上其投資人不少來自地方融資平臺，由于地方政府債務和地方融資平臺債務存在危及金融安全的可能性，監管政策發生變化的可能性還是比較大的，這種情況下，政策風險不能完全規避。
所以，必要的一個警示是：地方政府介入足球，決不能像房地產進入足球那樣一哄而上，然后揮舞鈔票無所顧忌，必須進行充分調研，保持謹慎態度，而在俱樂部運作時，也需要精細化，避免盲目加大投資，以至于出現人心不足蛇吞象的尷尬。
具體建議如下：（一）投資要謹慎穩健，體育產業是朝陽產業，體育尤其是足球也是精神文明的一部分，打造職業俱樂部是大勢所趨，但相關投資要保持謹慎和穩健，不建議高額投入和投資，建議在目前大陸足協給出的支出限額內進行投資，甚至可以再穩健一些，想要長久發展，這是第一位的，而謹慎穩健的投資，是實現長久發展的重要前提條件之一，
（二）股權盡可能多元化。這也是《大陸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所倡導的：優化俱樂部股權結構，實現政府、企業和個人多遠投資，除非條件特別成熟，不建議由單一國企平臺全額投資，促成市屬優質企業、有興趣的私營企業投資入股，或贊助胸前、背后、場地等廣告，條件成熟甚至可以個人入股，優化俱樂部股權結構，是俱樂部長久發展的重要手段之一，
（三）管理要更加精細。過去的大陸足球，引進一名外援，其轉會費動輒溢價50%乃至更高，而其年薪可以輕松翻倍甚至更高，在目前泡沫破滅、大陸足球進入收縮態勢的大背景下，精細化的管理，就顯得更重要，原來20億到30億或許可以放個大炮仗，拿一個冠軍，但在不到6億的支出下，如果還能奪冠，才是一家俱樂部經營和管理的功力所在，這對俱樂部的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對俱樂部的青訓，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四）堅持是最好的口碑，考慮到地方政府主要領導變更以及各項政策改變的風險，地方國企俱樂部的目標，應該以生存為第一要務，長久地活著，才是最好的口碑所在。
其實，在目前的大背景下，一個志在遠方的民營俱樂部，亦需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