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大陸城鎮化率已經突破了60%。
隨著鋼筋水泥覆蓋了田園森林，高樓大廈把人架空到云端，但農村的荒蕪也著實觸目驚心。
西方經濟學家歷來是熱烈贊同城市化的，他們高呼這是“城市的勝利” ，從“產業集群”、“規模效應”、“資源配置”等方方面面論證城市的優勢，
社會學家卻對此表示憂慮，革命導師恩格斯剛到倫敦時，也感嘆“這一切是這樣雄偉，這樣壯麗，簡直令人陶醉，”
但當他看到了工人階級的生存慘狀時，卻有了新的發現：
“只有在大街上擠了幾天，費力地穿過人群，穿過沒有盡頭的絡繹不絕的車輛，只有到過這個世界城市的‘貧民窟’，才會開始覺察到，倫敦人為了創造充滿他們的城市的一切文明奇跡，不得不犧牲他們的人類本性的優良品質，”
大陸如今也面臨著這樣的問題，幾億農民出走后，鄉村越來越凋零，城市越來越繁榮，
有人說這是必然的結果、偉大的進程，但也有人擔心，它將打開潘多拉的魔盒，隨著鄉土社會的瓦解，無論對城市還是對農村來說，都是一場浩劫。
眾說紛紜的背后，至關重要的問題是，那些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被人遺忘太久了，
1985年9月21日，中南海紫光閣，副總理萬里和鄧穎超會見了這個人，鄧穎超緊緊握住他的手，說：“歡迎，歡迎，多年不見，非常想念，我們是老朋友了，恩來同志在世時常想我提起你。”
鄧穎超口中的這位老朋友就是鄉村建設家晏陽初先生。
晏陽初出生在四川巴中，十四歲時告別了家鄉，步行到幾百公里外的省城成都，考進一所教會學校，畢業后擔任過中學英語教員。
民國初年，他又跑到重慶，輾轉到香港，以第一名的成績考進今天香港大學部的前身圣保羅書院。
按照學校的規定，只要第一名的學生是英國籍，就可以拿到一筆優厚的獎學金，校長問晏陽初，你是否愿意成為英國公民，晏陽初搖頭回答，我是一個大陸人，
后來他先后在耶魯大學部、普林斯頓大學部、路易斯維爾大學部就讀，歸國后立志從事平民教育，
他在湖南長沙開辦平民識字學校，深入到士兵、人力車夫、清潔工人和小攤販中進行工作，并出版了大陸第一本用通俗語文編寫的掃盲課本——《千字文》，
不過，這位留美博士很快將視角放在了農村，在他看來，國家要自強，必須要讓鄉村振興，
1929年，秋天，晏陽初率領一群知識分子來到了河北定縣，他將這里作為鄉村建設事業的實踐起點，希望尋找出改造大陸農村社會的良方。
他干脆舉家搬到定縣，穿粗布大褂，住農民的漏雨房，號召知識分子“走出象牙塔，跨進泥巴墻”，“我們從北京連家屬一同去，與農民一同吃苦，吃穿住一樣，才逐漸成了農民的朋友、親人，”
于是，在翟城村，老百姓看到了一群從城里來的“先生”，他們穿著長袍，戴著眼鏡，在夜幕中手提燈籠出現在村口，
他們手中的燈籠很特別，上面畫的不是花鳥魚蟲，而是寫著關于農業生產的四時節令一類的歌詞。農民們都跑出來觀看，這些先生們熱情主動地和農民們打招呼，
（1931年的河北定縣）
前一年，晏陽初已經來過定縣了，他看到的是什么情景呢？
村落已經凋敝，房屋都是茅草搭建的，里面的一張張臉，如干涸的泥土皴皺無華。這些種田的莊稼人，披星戴月，耕耙犁耬，供養了地主老財和鄉村士紳。現在，他們卻沒有任何吃的，只能束手待斃。
他還看到了死亡，多少條人命，就那樣訇然倒下，倒在炕頭、門口和莊稼地。一個村莊一個村莊幾近滅絕的慘景，不堪入目，
正是這次經歷，讓他轉變了看法，決心搞鄉村建設，開始他的“定縣實驗”，
“定縣實驗”從掃盲開始，他創立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總會，編寫識字課本，每到秋冬農閑時節，就在農民自家的院子里開課堂授課，
晏陽初本來不抽煙，但在田間地頭，和農民攀談時，他會笑著接過農民嗆人的旱煙管猛吸幾口，還夸贊說味道不錯。他說這叫“欲化農民，必先農民化”。
晏陽初的身體力行吸引了一大批知識分子，畢業于哈佛大學部醫學系的陳志潛，就辭去了民國衛生部官員職位，跟隨晏陽初來到定縣，
最高峰時期，河北定縣聚集了500多位下鄉的知識分子。
平教會在翟城村試驗栽種良種棉花、花生、小麥，還在試驗場中進行良種培育，到收獲季節，便出錢雇當地農民采收。親眼見到實惠的農民，看到“晏先生”帶來的種子收成很高，良種得到迅速推廣。
1933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訪問定縣，在他發回美國的通訊中，他描述道：“在黃昏中的一片黃土之中，一個年輕的農民用鋤頭寫出：在大陸掃除文盲；而旁邊一位姑娘則寫道：為國家塑造新公民，”
只是，定縣實驗最終還是失敗了，
西方世界的經濟危機也波及到了大陸的廣大農村，農民破產人數顯著增加，定縣成批的人開始去往東北務工。平教會和國民政府的矛盾逐漸顯化，實驗縣與基層民眾的矛盾也日益加深。
晏陽初自己反思，“覺得工作仍未與民眾接近，誠然到民間來了，可不一定就算到民間去”，而且“地方士紳、地方政府，也很難欣賞我們的工作”。
社會學家費孝通評價晏陽初，說晏先生在農村工作上有他的貢獻，但是過去30年的歷史卻表明，定縣路線并沒有解決農村問題。在他看來，定縣實驗的最大缺點就在不從社會制度上去謀改革，
當時搞鄉村調查的學者有很多，既有晏陽初這樣的，覺得農民劣根性才導致農村貧窮，也有梁簌溟這樣的，認為要恢復儒家傳統文化才能實現民族自救。
《劍橋中華民國史》在談到民國時期的這些鄉村建設運動時，這樣評論：“從總體上看，各種鄉村建設試驗最終都未得正果，日本的入侵使它們迅速煙消云散，保留下來的只是人們對鄉村社會是國家建設的根本這一見解的廣泛興趣。”
費孝通當時也覺得都不可靠，他決定自己親自去調查，
1935年，25歲的費孝通攜新婚妻子王同惠赴廣西大瑤山考察。費孝通誤入瑤山獵人捕獸的陷阱，王同惠下山求援，不慎墜崖落水而亡，費孝通負傷，
（1935年費孝通（左一）在大瑤山與當地群眾合影）
他接受姐姐的建議，去開弦弓村休養，順便參觀訪問，最后將調查報告寫成《江村經濟》，作為留學英國的博士畢業論文。
文章以小見大，以大陸江南一個村莊農民的“消費、生產、分配和交換”等實際生產和生活過程來探討大陸基層社區的社會結構和社會變遷過程。
他在這篇論文里提到幾個重要問題：
“一個受現代工商業影響較淺的農村的土地制度是什么樣？在大部分還是自給自足的農村中是否也會以土地權來吸收大量的市鎮資金？農村土地權會不會集中到市鎮而造成離地的大地主？”
1939年10月18日，從國外回來的費孝通決定再次進行田野調查，
他和好友張之毅從昆明啟程，當時，他們找不到一張詳細的地圖，也沒有靠譜的向導，就貿然上道了，
他們有車的地方就坐車，車到不了就騎馬，騎不了馬就步行，花了9天時間，來到了江邊上的易村，
30年代末的易村，窮鄉僻壤，人跡罕至，兩人住在在村后山上的一座破廟里，樓板破爛，四壁洞開，調查工作非常艱難，
他們主動接觸群眾，把帶來的藥品送給農民治病，把帶來的糖果分與給村民們吃，逐漸走進了易村群眾的生活，
他們在易村搞了27天的調查。當時易村只有236人，田地212畝，人均只有0.89畝。
村民除種地外，就以編織篾器為生。易村手工業發展起來后，它與農田息息相關，互相補充，手工業已躍居經濟收入的第一位，易村成為顯赫一時的富村。
費孝通開始認識到，靠都市工業來吸引農村勞力，最終會導致農民喪失土地權，大陸的發展不應該走西方工業化使農民赤貧的道路，而應當在農村這片廣闊的土地上積極發展鄉村工業，就地吸收現有的剩余勞力，使農民富裕起來。
建國后，農民身上的三座大山被推翻，但國際上的封鎖使新生的政權舉步維艱，發展工業化成了唯一的出路。
一個國家想要步入工業化，只要兩條路，要么向外掠奪，要么向內自取。
大陸不是帝國主義，不可能去侵略別國，只能靠自己，
那么這個方式就是剪刀差。1953年，國家實行統購統銷，意思就是農民種什么，賣給誰，價格多少，由國家來決定。
研究顯示，60年來，城市從“三農”獲得的總積累達17.3萬億元人民幣。新大陸的工業體系，正是建立在幾代農民的輸血上的。
到90年代，大陸農村土地所能負載的人口已瀕臨極限，所有的鄉村都是油盡燈枯的狀態。
“農民頭上三把刀，上學、告狀和醫療”。
緊缺，是當時農村人的集體共鳴，從飲用水到柴火，從碗里裝的到身上穿的，什么都缺，更重要的缺錢，從水電費到學雜費，從各種雜稅到國家公糧，都拿不出來，
那時的農民只有一個心愿，哪怕自己餓死也要讓孩子走出農村，于是鉚足了勁向土地榨取最后的剩余，把所有的期望都澆筑在孩子上，讀書不是為了做人上人，只是為了遠離貧窮，
2000年的大年初六，在湖北監利從事涉農工作中李昌平，遇到了工作上的困惑，他本準備給縣委縣政府寫一份報告。但他寫了又撕掉，撕掉又重新開始寫，折騰了一晚上也沒有寫出什么，
正月極冷，李昌平坐在床上，圍著被子，直到天快亮的時候，李昌平終于明白了自己要寫什么了，首先出來的是“總理”兩個字，
他很快寫下第一段：“我叫李昌平，今年37歲，經濟學碩士，在鄉鎮工作已有17年，現任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我懷著對黨的無限忠誠，對農民的深切同情，含著淚水給您寫信。我要對您說的是：現在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
4000多字的信飛速寫完，他列出了七大問題：盲流如洪水、負擔如泰山、債臺如珠峰、干部如蝗蟲、責任制如枷鎖，每一項都給出了數據。
李昌平將這封信拿在手上，直到3月8日才正式寄出。中間的時間，他反復思量，最終下了決定，要講真話。
信到達了中央高層，時任總理朱镕基的親自批示，“三農”問題第一次被提上國家議題。
信寄出半年后，上級部門找他談話，說為了監利的穩定，希望他到別的地方任職。
李昌平拒絕了這個建議，主動辭去鄉黨委書記的職務，南下深圳，在一家公司管理農業園。
因為給總理上書，他風頭太大，常被同事們議論，李昌平只好又辭去工作，甚至改名“李盛安”，但后來的工作仍然不穩定，
直到他去了北京，在一次飯局上，遇到了同樣致力于三農問題研究的溫鐵軍，然后在其負責的《大陸改革》、《改革內參》雜志做了三年的記者、編輯，
溫鐵軍在高層不斷策力，到2004年，中央一號文件才又開始重新聚焦“三農”，距離上次中央如此關注農村問題，已經十八年了，
溫鐵軍比李昌平更早去研究“三農”問題，他出身北京的知識分子家庭，少年去山西汾陽插隊，這段基層經歷，使他了解了農民。
1985年，溫鐵軍進入了稱大陸農村研究的“黃埔軍校”——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它也被稱為“九號院”，
“九號院”很傳奇，第一批五個中央一號文件就是在這里醞釀出來的。
這時的中央，雖然很重視農村問題，但主要還是狹隘地看作糧食問題，旱澇保收就是頭等大事。
溫鐵軍當然不這么看，但此時的他還只是一個負責內刊的編輯，沒有多大話語權。兩年后，他被公派到美國密歇根大學部社會調查研究所和世界銀行進修，在這些地方，他學會了用世界眼光看待大陸“三農”問題，
90年代，大陸的工業化開始高速發展，而“三農”領域的矛盾也愈演愈烈，土地被不斷征用，勞動力紛紛流出，城鄉差距擴大，農村呈現一片破敗蕭條的景象，
這也給農村研究者出了一個難題。工業化的現代化的過程，工農收入差距必然擴大，這是全世界的共同規律，如果你要扭轉規律，就好比是提著自己的頭發脫離地球，
不過，溫鐵軍不信邪，他想尋找藥方，
1991年蘇聯解體的時候，溫鐵軍正在哥倫比亞大學部季進修，他收拾行李，帶著導師的推薦信，只身前往蘇聯考察。
說走就走，他在南斯拉夫的難民家里和孕婦哈拉，和制定私有化的大學部者們討論，他走完了七個蘇東國家。
他發現，蘇聯還處在比較原始的實體經濟階段，推行的是“經濟互助委員會”的換貨貿易體制，你給我多少噸小麥，我給你多少臺機床；你給我多少臺汽車，我給你多少艘船，
接受教訓的大陸，在1992年大陸告別了長達40年之久的“票證時代”，徹底改用貨幣作為商品交易的中介。
此后，美國把《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納入世貿組織，農業也被卷入進去。
大陸的農業開始面臨巨大的挑戰，包括市場開發、出口競爭、農業政策、農業補貼等等問題，比如，農村鄉鎮企業因為沒有優惠全都垮掉了，
溫鐵軍看在眼里，寫出了那篇著名的文章——《“三農問題”：世紀末的反思》。
他梳理了孫中山的平均地權，到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到建國后的土地分配，再到改開后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他發現，大陸的小農村社經濟傳統與大陸“人地關系高度緊張”的基本國情矛盾相輔相成。所以，大陸搞土地流轉根本行不通，農民不肯答應，
新大陸成立后，人人奉獻，天下為公，國家依賴農民的奉獻完成了工業化，但也留下了一個城鄉分割和對立矛盾的二元體制，
溫鐵軍在學術界受到了廣泛認可，但也有人對他的部分論斷不太喜歡，比如他說過：“如果把現代化當作終極目標，把發展主義當作達成現代化的指導思想，會得出‘農村農業必然衰敗’的結論，”
在努力建設現代化的背景下，他的言論顯然是不受歡迎的。
由于某些原因，溫鐵軍被貶到國務院體改辦雜志社做主編，他開始寫文章，發了許多內參，當時的老前輩汪道涵注意到了，就把他叫去上海深聊，一來二去，兩人成了忘年交，汪道涵也得知了“三農問題”的嚴峻性。
汪道涵是當時國家領導人的老上司，就把溫鐵軍介紹了上去，為此，2001年底，中央專門召開“三農問題”座談會，
溫鐵軍直接向領導人面陳，把農村的嚴峻情況如實匯報，說農村過得太苦了，就要揭竿而起了，情緒一激動，發言還超了時，惹得辦公室主任扯他袖子，說他話講得太過。
不過，領導人把他的話逐字逐句記下來，還說，我原來以為農村情況不錯，沒想到是這樣，不過，由于他快要交班了，這個問題就留給了下一屆領導去解決，
換屆結束，闊別十八年后，中央一號文件重新關注三農問題，并提出統籌城鄉，把過剩的生產力轉移到內陸，而這，正是大陸得以順利度過08年金融危機的最重要原因。
除了搞理論，溫鐵軍也嘗試過親自試驗鄉村建設，
2003年，溫鐵軍來到翟城村，重啟鄉村建設試驗，這正是上世紀晏陽初進行“定縣實驗”的所在地，
一批新的知識分子準備辦學院、搞教育，建立合作社、試驗有機農業，創造一個新農村樣板。
學院落成后，翟城村民們的生活，頓時熱鬧了起來，村里成立了老年人協會、婦女協會和讀書小組等組織，村民起熱情空前高漲。
慢慢，村民們開始消退當初的熱情，他們覺得知識分子們的試驗太理想化了，夏天，雜草在路邊瘋長；學院在實驗地里種的西瓜，最后只長出拳頭大小，
由于沒有給村民帶來物質上的利益，村民們沒有得到實惠，這場鄉村實驗最終只存活了3年零9個月，
2011年，記者去翟城村采訪，多數家庭的男人外出打工，女人和老人留守務農。
丈夫們一年到頭，只會在臘月歸來，過了年再次啟程，年年春去冬回，村莊變得冷冷清清，不再熱烈與喧鬧。
實踐探索的路，仍然漫長。
共和國第一代農民餓著肚子支援國家建設重工業，第二代農民背井離鄉在城市里構筑水泥大廈和鋼筋森林，第三代農民在大街小巷送外賣在餐館當服務員。
他們把青春和血肉都獻給了城市，城市卻留不下他們，一味地城市化，并不能解決所有問題，
城市化加速向前，把所有的資源集中在狹小的空間，城市里的人口密密麻麻，城市里的房子層巒疊嶂。
在這種生產環境里，肉眼可見的財產成了人唯一的價值。超級大地主，全國收租擁資百億，中小地主，幾十套房收租也很滋潤，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抗會更加激烈。
無限制的城市化，只會像巴西和印度一樣，同樣的城市劃分出兩種景觀，貧民窟蒼蠅叢生，臭不可聞，富豪區鶯歌燕舞，十丈軟紅，
為富豪利益奔走的那些西方經濟學派的人，鼓吹壟斷，鼓吹集中，資源不斷地流入到少數人手中。
剩下的無產者，成天到晚都在被資本家修理，俯仰之間，盡是996，一眼望去，遍地打工人。
80年代初，大陸的農村和城市同時面臨巨大的就業壓力，人們無所事事，游蕩于街頭巷尾，田間地頭，游手好閑的痞子，尋釁滋事的流氓，嚴重影響治安。
這不僅是一種經濟上的壓力，也是一種社會和政治上的壓力，1984年，國家出手嚴打，足以說明形勢嚴峻。
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還是要靠就業，就在嚴打的同一年，中央4號文件正式發出，將社隊企業更名為鄉鎮企業。
農村工業化陡然興起，兩千多萬家鄉鎮企業拔地而起，那時候最常見的景象，就是夕陽下的農民工，騎著腳踏車從工廠回家。城鄉差距因此迅速縮小。
令人驚訝的是，鄉鎮企業的活力的源泉，恰恰不是私有化，而是從上個時代遺留下來的制度。
在那些維持集體經濟的地區，可以統一調配村社自身擁有的山水田林湖草資源，而且，村民在大隊的工廠從事第二產業，不拿工資拿工分，
他們靜悄悄地完成了地方工業的資本原始積累，既沒人有意見四處上訪告狀，也沒有出現西方資本那種血腥的“羊吃人”的圈地運動。試想，如果勞動力是以個體的身份進入工業，只會迅速造成兩極分化，老板和工人就會對立起來，
遺憾的是，鄉村工業化的黃金時代，如黃粱一夢，倏忽而過，
農村工業誠然發展起來了，但它面臨的最大對手，就是城市工業，城鄉之間，開始搶原材料，搶資金，搶資源，利益集團互相博弈，
當時原材料和資金都高度緊張，鄉鎮企業卻有著天然的優勢，不用建廠房，不用花錢買地，甚至不用擔心破產，經濟效益不好，農民大不了就回家種地，把貨放在倉庫里，經濟恢復后再賣。
城里的企業根本無法和這樣低運營成本的鄉鎮企業競爭，相關的利益部門和群體就有意見了，
1987年，連續好幾年中央一號文件突然停發，就是這場博弈的最終結果。
20世紀后期，大陸農民經歷了“離土不離鄉”，又經歷了“離土又離鄉”，這兩種模式的轉變，正是鄉村衰落的歷程，
離土不離鄉，就是農民在附近鎮上的企業工作，下班后回到村里住，閑時觀花斗鳥，忙時農田滾打，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幾世同堂，其樂融融，這是所有人對鄉村的美好想象。
后來是離土又離鄉，農民的身份變成了農民工，既不是農民，也不是工人，家鄉的土地早已荒蕪，也沒有了退路，城市的空間容納不下一副身軀，搵食艱難，
晚年的費孝通先生，在觀察大陸城市化的進程和趨勢時，發現這個進程非常復雜，他總結，大陸現代化的起步和發展是一個從“鄉土大陸”向現代化都市逐步發展的過程。
大陸必須自下而上地發展起多層次的猶如金字塔型的經濟中心，以此來最大程度地降低現代化進程和都市化對整個社會的沖擊和震蕩，保證大陸改革開放這一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社會變遷平穩進行。
如今這個過程卻不再順暢，農村過剩的勞動力能被城市吸納得越來越少，在分配鏈條上依然處于最末端的位置，而現代化積累的矛盾和壓力，已經在城市慢慢隱現。
過剩的產能，瘋狂的資本，灰暗的生活，復雜的人際，都需要找到一個地方釋放。
如果沒有一個廣闊天地，我們終究不可能大有作為，如果沒有一個蓄水池，隨時就可能迎接巨浪滔天，
鄉村不僅是未來的避難所，還是一片嶄新世界，我們已經遺忘生活在這里的人很久了，需要有人為生活在里面的人說說話，
就像很多年前教員說的那樣，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鄉村中間去，夏天曬著酷熱的太陽，冬天冒著嚴寒的風雪，攙著農民的手，問他們痛苦些什么，問他們要些什么，
參考資料：
《大城市崛起+農村空心化，費孝通的“鄉土大陸”在21世紀失敗了嗎？》界面新聞
《李昌平的十年：為三農兩度上書為說一句實話》新楚商
《溫鐵軍的“三農”往事：世紀困境應做何解？》鳳凰網財經
《溫鐵軍：“三農問題”在大陸》人物
《“但恨年邁我來遲” ——20世紀80年代費孝通對鄉鎮企業發展的探索》大陸發展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