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亨里克·O· 倫德
譯：汪楓
瑞典是位于斯堪迪納維亞半島的一個小國，人口有限、資源缺乏，然而在17世紀，僅憑借尚武國王的軍事才能，在三十年戰爭中迅速崛起為歐洲的軍事強國，并一度成為歐洲大陸的主導力量，直至與龐大的俄國進行較量后走向毀滅。而這100年是歐洲歷史上一段極度復雜和混亂的時代，政治地圖與今天大相徑庭。
很多人，即便不是大多數人，在看待瑞典時，當即就會排除這個國家取得大國地位的可能性，然而，我們已經看到了17世紀初的瑞典如何聚集了一支在當時龐大的軍隊，擊敗或打平了歐洲的主要大國或這些大國的聯合，
我們列出的與大國地位相關的要素，瑞典即便有的話也非常少。認為瑞典沒有成為強國的潛質，部分地是由于對斯堪的納維亞社會的歷史背景缺乏了解。
在歐洲，比瑞典、挪威、丹麥和芬蘭更加尚武的社會少之又少。在這些國家第一千紀的歷史中，他們不斷地卷入內部沖突，或者互相作戰，或者參與海外冒險，因此，當我們發現一個1521年掌權的王朝擁有一連串我們通常所說的武士國王時，不應該感到驚訝。
瑞典人對波羅的海地區總有強烈的興趣，這可以追溯到該地區最早的歷史，雖然瓦薩王朝的前兩代人為瑞典帝國打下了基礎，它最偉大的兩位武士之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和卡爾十二，前者主導瑞典崛起為歐洲大國，而后者見證了帝國在18世紀初的崩潰。
雖然兩者均為軍事史上的重量級人物，但他們的個性卻大不相同，在歷史上的待遇也非常不同，其中一個被奉為軍事天才——他也確實如此——而另一個則被視為魯莽的典型，幾近瘋狂，這種描繪存在一些錯誤。古斯塔夫·阿道夫以區區1.3萬名士兵，孤身加入與神圣羅馬帝國及其盟友的生死斗爭，卡爾十二率領8萬名世界上質量最佳、訓練最優的士兵進攻俄國，前者難道不比后者更加大膽嗎？
古斯塔夫·阿道夫的盛名，相當程度上是因為他被美化為新教救星，事實上，他與卡爾十二為了同樣的政治目標而戰——控制波羅的海。
對卡爾十二最嚴厲的批評，用拿破侖的話說，是他并非一位戰術家或戰略家，只是一位勇敢的士兵。我的結論與之不同，如果卡爾十二采納拿破侖的建議，像漢尼拔那樣切斷與故國的生命線，他必將重蹈迦太基人和拿破侖的命運，迦太基沒有海軍優勢，因此漢尼拔別無選擇，只能在義大利半島建立基地。羅馬人沒有像彼得大帝一樣在他們的行省堅壁清野，這使迦太基人得以維持多年。
現在，讓我們看看國家實力的一些要素，也看看瑞典人如何解決這些方面的問題，
地理
瑞典的地理同時給它帶來了不幸與幸運，波羅的海將它與丹麥、德意志、波蘭和俄國隔開。因此，海軍力量對于保護它漫長的海岸線、控制波羅的海貿易、與歐陸上的駐軍保持聯絡、打通面向西方的出海口極為重要，瑞典地理位置的不幸之處，在于它與挪威共享漫長的邊界，而挪威在那整個時期都身處敵方陣營，并且丹麥-挪威至少在17世紀頭一二十年里保持了歐洲最強大的艦隊，這些就是瑞典在面臨敵國聯盟時總是要先解決丹麥-挪威的原因。它不得不保持聯絡線和后方門戶的安全。對北歐國家而言，不建立像卡爾馬聯盟所預想的那樣（《導讀》已有討論）的某種形式的合作，就是一種政策失誤。這一地緣問題從未得到克服，
人口
瑞典的人口規模不足以撐起一個帝國，國運因此受到阻礙，當古斯塔夫·阿道夫入侵神圣羅馬帝國時，瑞典人口是130萬～150萬。大約100年后，人口是124.7萬。這一6萬～25萬的降幅沒有計入該時期出生的四代人，展示了人口問題造成的壓力，
社會因素
瑞典擁有同質化的人口。此外，它的人口習慣于惡劣的氣候條件和數個世紀的幾乎不斷的戰爭。
經濟
在17—18世紀，經濟都是瑞典需要著力克服的問題，經濟問題決定了戰略，古今皆然，雖然瓦薩王朝開國之君通過推行新教和接管教會財產，使瑞典立足于堅實的財政基礎上，但它不足以支撐瑞典在17世紀的擴張，1611年古斯塔夫·阿道夫掌權時，瑞典軍隊境況凄涼。1630年之前所有增加大陸財政收入的努力都失敗了，大陸財政收入和過境費至多能夠支撐5萬人的軍事編制，若是17.5萬人的軍隊，那就缺得多了。
古斯塔夫采取了一種依賴外國資源的政策——“以戰養戰”之策的一部分。它從那些想要抑制神圣羅馬帝國的實力但不愿親自動手的國家獲得補助。繁重的財政“貢賦”同時從盟友和敵國征收。瑞典也以非常有組織的方式獲取實物貢賦，它的軍需官遍布德意志，羅列所需資源的清單并征收之——有人稱之為“組織化的搶劫”，無論人們怎么看待，它都是“以戰養戰”思想的一部分。這種制度在德意志這樣的富庶之國頗有效果，但在波羅的海地區和波蘭則是失敗的。
這帶來了戲劇般的影響，1630年，瑞典納稅人不得不為德意志戰爭提供280萬銀塔勒。截至1633年，這個數字降到了12.8萬，據估計，布賴滕費爾德戰役后的貢賦和補助是瑞典日常預算的10～12倍。盡管如此，在三十年戰爭的最后幾年，瑞典大陸財政收入的35%仍然投入了軍事——主要用于支付海軍、本土防御和德意志以外的行動。
瑞典也缺乏打一場歐陸戰爭的人力資源。和當時大多數國家一樣，瑞典嚴重依賴盟國的征兵和雇傭軍。布賴滕費爾德戰役時，僅有25%的瑞軍士兵是瑞典人和芬蘭人，呂岑會戰后，這個比例下降到不足18%，在三十年戰爭的隨后幾年里，這個數字進一步下降。這場戰爭的大部分時間里，瑞典人和芬蘭人僅僅提供了一個核心，盡管其作用非常重要。瑞典人承受的巨大損失可以通過這一事實展現，即1718年的人口略低于1600年的估計值，因此，在資源方面——財政與人力——我們可以發現一把重要的鑰匙，揭示瑞典人在崛起為強國期間怎樣克服這些方面的短缺，
軍事
在古斯塔夫·阿道夫建立的軍事體系中，我們發現了瑞典崛起為強權的另一個關鍵要素。簡言之，這就是軍事革命，瑞典在武器的發展和它們的戰術運用方面都一馬當先，結果塑造了一支訓練有素、專業化領導、積極性極高的軍隊。
就技術而言，這一重要優勢是相當短暫的，其他國家迅速開始復制，因為阻止一些武器落入他國之手是不可能做到的。這種傳播得到了軍火大亨們的大力支持，他們無拘無束地輸出了大量武器，包括一些通過冶金行業數十年的努力才趨于完美的武器，到了三十年戰爭后期，敵國在武器方面已經趕上了瑞典。
（上圖）瑞典國王卡爾十二的遺體回歸桑梓
現在我們來簡單思考一下，截至卡爾十二發起強力的反俄斗爭時，形勢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征兵的基礎仍然相同，以瑞典和芬蘭士兵構成核心；繼續高度依賴雇傭軍，但不是非常依賴盟友，因為盟友要么不存在，要么極少，卡爾十二最親的幾位先輩們進行的戰爭，本質上是侵略性的，此舉無法爭取很多盟友。斯堪的納維亞諸國不能同心協力，而是互相傷害，這只會助長自卡爾馬聯盟崩潰以來的民族主義情緒。
由于軍事行動發生在富裕程度遠遠不及德意志的地方，“以戰養戰”行不通了，試圖復制“貢賦”手段，只導致了仇恨和抵抗，卡爾十二的父親和祖父實施的軍事和土地改革，擴大了納稅基礎，但由于民眾的抵制而沒有解決大陸外的資源開采問題，改革也沒能建立合理有效的后勤服務和后勤指揮部。
為戰爭籌資的責任著落于瑞典的納稅人和國外的貸款，已經實施的土地改革導致古斯塔夫·阿道夫時代那種具有合作精神的大貴族變少了。他爭取議會和大貴族的支持，接受他們的合作，卡爾十二則冷漠得多，而瑞典社會的那部分人也極少支持他，17世紀下半葉礦價的下跌嚴重地削減了國家從出口和礦業獲取的收入。最終，在卡爾十二統治下，由于最受依賴的債權國也深深卷入了自己的戰爭，瑞典國外貸款的常用渠道枯竭了。
瑞典和敵國之間的技術鴻溝不再存在。然而，瑞典在軍隊的紀律和進攻性作戰方式上仍有優勢。領導力仍然是一流的。
瑞典的案例幾乎不可能復制，但它的某些方面對于政策制定者和軍事策劃、實踐者而言仍是有意義的，
本文摘自《雪白血紅：一名德軍士兵的東線回憶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