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和島導讀
中美關系“危險的100天”，還未過去，
2021年才剛開始，中美關系就迎來了一些全新變數：川普繼續給拜登制造“爛攤子”，制裁加碼，禁止微信、支付寶等大陸企業的準入；緊接著川普支持者又占領美國國會，上演一場驚人的“攻占巴士底獄”，
高度撕裂的美國社會，還能好嗎？中美兩個超級大國的關系，又將走向何方？我們到底該如何與美國相處？是繼續斗爭到底，還是盡全力尋求共識？
對此，正和島專訪了外交學院教授施展，與他展開一段討論，以下是他的一些思考，希望對你有所啟發。
口 述：施展 外交學院教授
采 編：徐悅邦 張溪冉
來 源：正和島（ID：zhenghedao）
01
不該誤判美國已衰弱
整個時代似乎正在無情地大洗牌。
2020年的covid19疫情、美國大選、中美脫鉤，我們不斷見證著各種令人瞠目結舌的現實，
過去的經驗，很難作為理解現實的參照系了。
因此，有很多朋友問我，該如何看美國？這個超級大國是否已經日薄西山？
我認為，美國仍是超級大國，今天我們不該誤判美國已經衰弱。
我在近幾年的研究中一直在談，進入21世紀，大陸經濟的高速增長在相當程度上是由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創新經濟拉動起來的，美國在90年代中后期開啟的新一輪創新經濟有個特性，就是要求生產流程的大規模外包。而作為外包的承包方，需要同時滿足生產的效率和彈性這兩個彼此矛盾的要求，效率保證你有機會獲得發包方的訂單，彈性保證你不至于因為發包方產品創意的迅速轉型而被甩下。效率要求專業化，彈性要求不能專業化，這兩個要求彼此矛盾，在一個企業內部沒法同時實現，
大陸因為一系列的歷史機緣所造成的時間耦合，發展出龐大的供應鏈網路，供應鏈網路中大量極度專業化的中小企業，確保了效率，無數小企業彼此之間互為配套關系，配套關系還可以不斷動態重組，以網路為單位確保了彈性，大陸就是以這個龐大的供應鏈網路為基礎，成為全球最主要的外包承接地。
這是在一個全球經濟大循環中才能夠解釋的發展過程，如果脫開全球大循環，僅僅從勞動力、土地要素價格便宜的角度來解釋大陸經濟成長，是解釋不了為什么21世紀大陸的要素價格比上世紀8、90年代更高，但是制造業部門發展速度卻更快的，大陸制造業部門的高速發展，有相當部分是因西方創新產業所產生的大規模外包需求而拉動出來的，脫離開西方創新產業的拉動效應，孤立地看大陸經濟的成長，是無法真正理解大陸在世界上的結構性位置的，
就創新來說，美國今天仍然是當仁不讓的世界創新中心。世界經濟發展是雙引擎，美國依靠創新作為引擎，而大陸依靠把這些創新能力落地作為另一個引擎，雙引擎各擅勝場，各有分工，不是正面競爭，而是高度合作、聯動關系——美國創新、大陸生產、全球銷售，
有人可能會質疑，大陸也在創新啊，憑什么說大陸經濟增長脫不開美國的創新能力？但我們必須要區分“從0到1”的創新與“從1到N”的創新這兩種不同的創新模式。大陸最擅長的是“從1到N”的創新，這種創新需要的前提條件是大規模組織能力、超大規模市場等，大陸在這方面有優勢。這種創新是大規模復制，它非常有利于財富的擴散效應，但它僅僅是量的擴展，隨著量擴展到一定程度，把市場都填滿了，要還想繼續擴展，就會陷入內卷的困境，
此時就需要質的突破才行了，而質的突破，就是“從0到1”的創新，這種創新需要的前提條件，包括自由的研究空間，能夠吸引全球頂級人才源源不斷到來的制度環境，發達的基礎研究等等，美國在這些領域在今天仍然是獨步天下的，可預見未來沒有任何國家能夠替代它，
所以大陸的持續發展是脫不開與美國的創新相結合的，否則遲早會跌入內卷困境難以自拔；當然，美國的“從0到1”的創新也得結合于大陸的“從1到N”的生產能力，才能獲得大規模量產。中美兩國在這方面是高度相互依賴的，但最根本的發展原動力，來自于“從0到1”的創新，所以有人說美國衰落了，這肯定是嚴重誤判，
那些人之所以說美國衰落了，原因在于美國近些年的嚴重內部撕裂，但從剛才所講的創新邏輯中，就能理解為何美國會撕裂。“從0到1”的創新，利于單點的迅猛突破，但是其財富擴散效應比較差，需要“從1到N”的創新才能帶來財富擴散過程。美國不斷推進其“從0到1”的創新，財富的單點突破效應非常好，但是財富擴散過程卻轉移到大陸來了。美大陸部的創新產業不斷賺得盆滿缽滿，而其傳統產業卻無法分享到發展的紅利，就形成了兩種產業之間的撕裂，由此進一步引發了社會的嚴重撕裂，這次的總統大選如此之一波三折，就是這種社會撕裂的一個表現，
但另一方面，通過這個解釋可以看到，美國現在的撕裂，剛好是其創新產業活力非凡的一個副產品，這個副產品該如何消化是另一個問題，它需要通過一系列的政治和社會過程來處理，但無論如何不能由這個副產品就得出美國已經衰落的結論出來，否則會導致我們對于美國、對于世界、對于中美關系的嚴重誤判，
綜合前面的討論，我們可以給出這樣的基本判斷。大陸與世界越來越相互依賴。但這種依賴有著結構上的差異。大陸更多的是外功，是肌肉，容易帶來數量上的突破；西方更多的是內功，是大腦，更容易引發真正的質變，
如果脫離西方技術和理念引領，大陸制造業就很容易與世界市場的發展方向脫軌；但是如果脫離大陸制造業的規模效應，西方的技術和理念的落實效率就會大大降低。
在這種視野下，我們會發現，世界經濟真正的發動機仍然在西方，但發動機需要傳動軸才能讓整個車跑起來，而大陸就是傳動軸，我所談論的大陸作為全球經貿雙循環中的“樞紐”，也僅僅是在傳動軸這個意義上。
02
“戰狼心態”，并不可取
我們卻又可以看到，疫情以來，大陸與西方之間的相互不信任在不斷發展，
網上曾經流傳著一個“戰狼”式視訊，一個年輕人用待出口的口罩擦腳，這種視訊傳播到海外，負面效應大過多少次正面努力所帶來的效應。
其他國家不知道大陸會如何使用自己的強大力量，不敢相信大陸對國際責任的承諾，大陸的各種努力無法獲得國際的信任，乃至被惡意解讀。層層惡性循環展開，大陸與世界在信任關系上陷入“塔西佗陷阱”，
國際關系上的惡化，反過來在大陸的網路輿論中又引發出連鎖反應。網路上的民族主義情緒被點燃了，抱有強烈民族主義情緒的人，與渴望大陸更多融入世界的人，在各種事情上都陷入爭吵，動輒把對方的不同意見上綱上線到愛國與否的層次上。雙方在不同頻道上各說各話，“雞同鴨講”，不僅無法對話，還覺得對方完全不可理喻。最后理性只能讓位，情緒站到前臺，觀點之爭淪為立場之爭，立場之爭又淪為情緒之爭，
在這樣一個言語沖突的過程中，人們更多的是基于非理性的情緒和立場，做出各種出于政治正確的站隊。少有人真正去理解對峙方的邏輯和理論。這種過程沒有什么建設性，社會的基礎共識肉眼可見地破裂了，陷入深刻的撕裂當中。
然而，10年前，我們在微博上看到的各種討論，還不是現在這個樣子的。
過去的爭論基于邏輯，現在的爭論基于立場。為什么會這樣？我有幾點看法：
1. 公共空間喪失
我的一個猜測是，輿論場中建設性討論的喪失，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公共空間的喪失，
十幾年前，互聯網上還沒有今天這么多內容，人們獲得資訊的首要來源就是電視和報紙，我印象特別深的一件事就是，十幾年前我大學部畢業不久，跟兩個同學哈拉，其中一個說到自己新租了房，各種家當都置辦好了，但是還沒有電視，另一個就隨口評論了一句：“最重要的東西反倒還沒有置辦，”在當時電視是最重要的家當，沒有電視就相當于切斷了人們獲取資訊、參與公共生活的一個最重要的通道。
當年的報紙也起到差不多的作用，我到現在仍然記得20世紀90年代末讀大學部時，每周固定的兩天，各個男生宿舍搶那一份《體壇周報》，因為那是為數不多的能看到體育新聞和評論的途徑之一，電視、報紙還構成了公共話題的設定者。
在這樣一種共享的時間和空間結構中，在其中進行公開交往與辯論的人，多半都是熟人或準熟人關系，所以即便有爭論，也會有所節制，做人留一線，日后好相見，保持基本的面子。即便是公共發聲，其立場和情緒也會被本地化的社會關系所中和。
所以在那會兒人們的情緒被節制住了，辯論就會往理性的方向去走，辯論的目的是努力說服對方。這些都使得人們必須習慣于與抱持不同觀點的人共存；人們通常也會主動節制情緒的宣泄，不會不問是非只問立場地站隊——杠精是很難獲得朋友的，
2. 人們深陷“資訊繭房”
在今天，由于社交媒體、移動互聯網和推薦算法的出現，使得公共空間不復存在了，整個邏輯全部變了，共享的公共話題不在了，我們看到的東西都是基于算法而個性化地推過來的，每個人的閱讀時間都被自己最感興趣的內容填充得滿滿的，沒有精力再去涉獵其他；同時每一個人閱讀的內容都不一樣，公共話題就進一步彌散掉了，
人們不再有共享的時間，我們隨時隨地可以看到自己想看的內容，不再受制于電視的播放周期或報紙的出版周期。
人們也不再享有共享的空間，因為和你討論同一個問題的人，可能是網上永遠沒有機會見面的人，而你和身邊的人，可能反倒沒有那么多的共同話題。
這就形成了現在人們經常談論的一個概念——“資訊繭房”。推薦機制大大壓縮了人們接觸到不同資訊的機會，人們迅速進入了單向度的資訊繭房。有共同興趣愛好、共同立場的人在網路上很容易聚合在一起，這些人的日常討論、互動也會不斷強化既有的觀點和立場，起到和推薦算法差不多的作用，進一步強化“繭房”效應，
同時，社交媒體時代輕社交的特征，使得人們在現實生活中的多重身份屬性，在網路上都被剝除了，網路社交就只剩下單一的身份維度。人們因此沒有了節制情緒的動力，大家一言不合便可能“大打出手”，大不了拉黑走人，并沒有什么損失，所以爭吵很快就會升級，
這種爭吵絲毫無助于認知的提升，只會讓人感受到對手的“惡意”，對方的“惡意”很快會發展為對自己一方的人格懷疑，這是令人難以忍受的，出于一種維持自己尊嚴的潛意識，情緒迅速就會替代理性，邏輯變得不再重要，人們會逐漸強化自己也許本來未必那么堅持的立場，
所以當每個人都處于“資訊繭房”時，一切看起來都是那么和諧，每個人都和與自己觀點相同的人一起感受著一種虛擬出來的歲月靜好；就算遇到了觀點不同的人，他也可以把對方當作弱智，劈頭蓋臉臭罵一通再把對方拉黑，感覺無比爽快。漸漸地，人們就越來越不習慣和不同的觀點共存，進行建設性的公共討論的能力迅速下降。
但是，一旦黑天鵝頻頻起飛，公共事件擊穿了繭房，人們被迫進入一個沒有公共性的“公共空間”，離開了舒適區，本來就一肚子怨氣，又看到各種和自己不同的觀點，正好構成撒氣的對象，各種爭吵就讓社會陷入更加撕裂的狀態，社會的“公共性”，也就在這個過程中逐漸消弭，
3. 大陸近代史的單向屈辱敘述
“網路戰狼”觀念的形成，還有一種原因，與我們對于近代史的“屈辱史”單向度敘述有關。
主流當中對于大陸近代史的歷史敘述，是一種屈辱史敘述，毋庸諱言，大陸近代歷史上肯定是有很多屈辱，但是在屈辱之外，還有更多的東西，卻都被屈辱史的單向度敘述給遮蔽掉了。
近代歷史是大陸從古代向現代轉型的重要過渡階段，如果沒有這個過渡，今天的大陸人還在裹小腳、坐馬車，還在梳辮子。而這種轉型靠大陸自身是沒有能力獨立完成的，能獨立轉的話早就轉了；它需要有外部的刺激作為轉型的動力，需要外部新的技術、新的經濟要素、新的觀念系統等一系列東西，來提供轉型所必需的條件。這是在大陸與世界的互動、互構過程中才能完成的。
近代歷史肯定有很多屈辱，但在整體歷史過程中，這是1個指頭，還有另外9個指頭，是更加宏闊的轉型過程，是大陸與世界相互塑造的過程，如果僅僅抱持屈辱史觀，剩余的9個手指頭就會被遮蔽掉，
在屈辱史的觀念統攝下，由此形成的戰略目標很簡單，就是要復仇。因為你都如此屈辱了，為什么不復仇，如果你力量都很強大了，仍然不復仇，那你在精神上永遠是奴隸，
這樣一種復仇的戰略目標就會導致非常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在這個社會當中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往外拱。
屈辱史敘述當中內蘊著“受害者”心態，這種心態面對世界的時候沒有安全感。在網路上經常看到各種“落后就要挨打”的說法，試圖以此來提醒國人要提防西方國家；另一方面，“受害者”心態強烈渴望不再“挨打”，于是總會歡呼“厲害了”。那到底是會挨打還是不會挨打呀？你這么厲害了為啥還總是怕挨打呢？各種矛盾的觀念，在根本上還是一種不自信的表現，
為了掩飾自己的不自信，于是會有各種激進的表達，這就是我們在網路上經常看到的各種“網路戰狼”言論，
在沒有互聯網的時代，各國間的資訊傳遞成本很高，世界上未必看得到大陸的激進言論；互聯網時代，資訊傳遞成本急劇下降，越是偏激的、越是容易引起誤解的資訊傳播得就越快，世界上迅速就會看到這些激進言論，結果就是世界會對大陸產生極大的疑慮。
如果整個社會情緒都往這方面發展的話，它會對大陸的對外交往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會嚴重地壓縮我們的外交政策空間。
比如去年3月下旬，西方國家疫情開始暴發后，緊急從大陸購買口罩。此前兩個月大陸疫情正兇猛之際，有大量廠家緊急上馬生產口罩，品質良莠不齊，到了這會兒便有一些劣質口罩被賣到了西方國家，這引發了西方輿論界的批評，而大陸的網路上則出現了一種針鋒相對的表達：“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口罩質量不好，那你就別買啊!”
這樣的表達給對方的感受是，大陸在用其強大的生產能力進行要挾，或者說大陸在將其強大的供應鏈生產能力“政治化”。對方在直覺上會感覺自己的國家安全受到了威脅，這會極大地破壞各國之間的信任關系。
我在前面一直在講大陸制造在成本控制能力上有多強，但成本優勢只有在別人不從安全角度考慮問題的時候才成立；如果信任關系遭到破壞，別人從安全角度開始考慮問題了，是可以不惜代價來做某些事情的，大陸的成本優勢也就不成立了，如果西方國家真的不惜代價重建與安全相關的產業，就會形成一系列的現實脫鉤，進而帶來極為深遠的連鎖反應。
中短期來說，西方即便重建這些產業，對大陸并不會構成太大的壓力。畢竟大陸自己的龐大需求還在，仍然能夠支撐大陸的相關產業的存續。但是由此就可能形成兩套平行的生產體系，并發展出兩套平行的技術路線，而那些與“安全”相關的產業，往往都是引導技術演化路徑的前沿領域，比如咱們今天看到的非常重要的核心技術，集成電路、互聯網等等，都是美蘇冷戰時期從軍工企業中率先發展出的技術，逐漸擴展到民用領域，促成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一系列重要的技術發展，
一旦形成兩套平行的技術路線，就要比拼誰的創新迭代效率更高了，并且重要的是，這里所說的創新，根本上來說是“從0到1”的創新，我們在前面談到過了，美國在這種創新上相對于大陸有著較大優勢。一旦形成兩套平行的技術路線，從長期來看，對于大陸經濟來說，影響會非常之大，因為大陸有可能無法有效地跟上國際上的技術演化迭代。在剛剛脫鉤的前10年、20年，大陸還能發揮現有技術的剩余紅利，繼續向前沖，但是20年后，等進入西方下一代技術后，大陸與其產生技術代差，經濟也就會陷入困境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大陸與西方、大陸與世界還是需要建立起碼的互信，一方面，大陸并沒有力量與世界對抗，另一方面，大陸是全球化深化進程中的最大受益者，大陸最大的利益有賴于此，是不可能自外于這個世界的，如果因為互信的喪失導致了大陸自外于世界，這對大陸的國家利益會是巨大的傷害。
如果覺得美國對大陸始終抱有不信任，那大陸就應做出更多的努力，讓世界其他部分覺得大陸是個可信任的國家。畢竟，對于其他國家來說，大陸是否可信，不是美國說了算的，大陸應做的這種努力絕不僅僅是給出一些援助就夠的，真正的信任，基于能夠帶來穩定預期的規則，
目前大陸對世界的影響力已經足夠大，大陸作為超大規模國家能夠參與底層秩序的博弈，這也意味著它是能夠參與規則的生成與修訂的，但能夠順利進入到這種工作的前提，是擺脫“受害者”思維，
咨諸歷史，世界秩序及其規則從來不是任何國家單方面制定的，而是在若干個超大規模國家的博弈過程中，演化出來的，在這種博弈中，不排除有對抗，但一定要清醒，對抗不是目標，對抗只是博弈的手段而已，目標是推動形成普遍規則。
真正高級的博弈所追求的是規則的主導權，而不是力量對決。如果僅僅從力量論的角度出發，將會喪失掉參與規則主導權競爭的機會，因為僅僅奉行力量論的國家，無法拉到盟友，被迫只好“以一國對全世界”，未來大陸如何選擇，是影響走向的一個重要變量。過于民族主義式的玩法，是不能持續的，你越民族主義，自己距離世界就越遠，世界也越會孤立你，最后反過來，受傷最嚴重的還是自己。
所以還是應該有理性的聲音站出來——千萬不要逞一時口舌，誤了大局。
03
更加開放的大陸該如何做？
這種困局又該如何突破？對此，我有幾點建議：
1. 大陸需要一種新的格局觀
電影《教父3》中有一句經典臺詞：“不要憎恨你的敵人，那會影響你的判斷力，”
“憎恨”是一種情感，是一種強大的行為驅動力；“判斷力”則是理性，它可以幫助人辨別事實。如果被情感遮蔽了理性，就無法看到事實，無法做出任何有價值的判斷，
作為一個超大規模國家，大陸必須超越民族主義心態和格局，只有在成就世界的時候，才能成就自身。怎么做？德國的歷史也許可以給我們一點啟示，
二戰后的德國曾面臨兩個非常艱巨、又彼此矛盾的任務：一是德國需要完成重建，二是德國必須獲得鄰居的信任。然而，獲得鄰居信任的前提卻是德國不能重建，它一旦重建了，變得強大，鄰居就會很恐懼；可是德國不重建的話，它就可能爆發革命，進而被納入蘇聯的勢力范圍，這樣一來，鄰居就會更加恐懼，
面對這種兩難，西德首任總理阿登納想出一個辦法：德國必須放棄“德國是德國人的德國”的觀念，讓德國變成“歐洲人的德國”，
德國就拉上法國、義大利等6個國家，各自把一部分經濟主權拿出來，推動成立歐洲煤鋼聯營，將煤和鋼的生產納入一個超國家的委員會來管理。在委員會中，各國的煤和鋼的生產和用途對于成員國都是透明的。
在當時，煤和鋼是發動戰爭最重要的兩種原材料。在委員會機制下，其他國家隨時知道德國煤和鋼的產量和用途，一旦發覺不對，馬上可以在委員會層面上叫停；當然，德國發覺其他國家不對，也同樣可以叫停。這樣一來，各國之間基礎的信任關系就能建立起來了，此時德國的復興不再為鄰居所恐懼，兩個彼此矛盾的任務也就同時完成了。
這就相當于，德國通過一種新的超越于民族國家的制度安排，把自己的生產能力“去政治化”，或者說得更深刻些，“去武器化”了，在這種情況下，德國的復興也就等于歐洲的復興。
到今天，德國對歐洲的影響力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大，但是沒有任何人恐懼它，相反，有很多國家都在主張德國應該承擔起更多的責任。
今天大陸與世界的經濟邏輯和阿登納時代已經有巨大區別了，但是人性是恒定的，信任機制如何能夠建立起來，也有一些恒定的基本原則。德國經驗值得我們細細品味，
2. 允許100個“腦殘”，才會出現一個真正的“腦洞”
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國的創新能力仍然是最強大的，
大陸有很多網民說我們可以自力更生、自主研發，就像在新大陸成立之初的那二三十年一樣，然而，只有在那些非引領性、非前沿領域中，自力更生才是可能的，因為這些領域都已經被人驗證過能夠成功，我們該往什么方向去自力更生，大致是明確的；在前沿領域的引領性尖端技術上，是沒有被人驗證過的領域，根本還不知道努力的方向，這種情況下靠自力更生是不行的，
前面說過，“從1到N”的領域，大陸是非常厲害的，這里面有很多是西方做不到的；但“從0到1”所需要的條件，有一些非常硬的東西，不能一廂情愿，就好像不是說我相信自己經過努力能比劉翔跑得快，就真能做到比劉翔跑得快，這是不現實的。
你是否有劉翔的先天條件？你是否比劉翔的訓練還刻苦？劉翔訓練時所擁有的一整套體系性的保障、支撐，你是否也有？在這些東西都不具備的情況下，你就堅信自己一定能比劉翔跑得快，這是沒有意義的，
美國在“從0到1”的創新上有著巨大的優勢，這種創新首先需要一種自由的研究空間，在一個還沒被任何人驗證過的領域，根本都不知道明確的努力方向以及成功的可能性，這種時候就必須讓“腦洞”和“腦殘”都可以自由地去嘗試，因為在當時也沒法判斷究竟哪個是“腦洞”、哪個是“腦殘”，只有允許100個“腦殘”，才會出現一個真正的“腦洞”，
真正的創新在最初的時候，你會覺得它很荒唐，但是100個荒唐的嘗試里面會有一個天才真正爆發的。如果一開始就拒絕了那99個的話，你就不知道那1個在哪兒，
所以對大陸而言，我們首先要跟世界有足夠的開放性，絕對不能把自己孤立在整個世界的科研體系、技術體系之外，第二，應該有一種更加自由的研究創新氛圍、制度環境，在制度上保障更多創新的自由度；在評價機制上，對失敗有更大的容忍率。
從“1到N”靠砸錢是有機會的，但“從0到1”需要更多的是腦洞，這是砸錢砸不出來的，所以政府應該去提供足夠好的基礎設施，讓100個荒唐的點都有機會去試，然后剩下的就讓市場的力量來自由抉擇，
3. 為一種新秩序的到來，做好準備
今天是一個大洗牌的時代，屬于上個時代的各種經驗和認知框架，可能多半會失效，世界已經無法回到過去，
在過去的農業經濟時代，技術落后、生產效率低下、產品匱乏，可以說那個時代是95%的人生產，5%的人消費，到了今天的工業經濟時代，生產效率極大提高，產品大為豐富，可以說是95%的人生產，95%的人消費，而未來隨著人工智能的大規模使用，有可能變成5%的人生產，95%的人消費。這個場景正在應驗，機器與自動化已經奪走數百萬美國人的工作，據麥肯錫研究，到2030年，可能有三分之一的美國人會因此失業，
這就會帶來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化，試想一下95%的人不參與生產，工作已經被機器人做了的話，他們沒有了工作，該拿什么來消費？如果他們沒有消費力，那么5%的人又生產些什么？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還按照之前的老路走，任由它發展下去，很可能會出現嚴重的社會問題，必須得出現一系列全新的分配邏輯的變化。
一種新的財富分配邏輯可能將會出現——數據分紅，現在的數字巨頭之所以能在極短時間內積累令人目眩的財富，原因之一是用戶活動產生的數據都被巨頭拿走使用了，而用戶對這些數據的權利并未獲得兌現。
那么，未來很可能用戶可以基于自己的活動產生的數據獲得分紅，這種分紅模式可能將會是未來“5%的人生產，95%的人消費”時代中的一種新的分配機制，它蘊含著新的分配正義，實際上這種分紅機制，在今天已經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到了，比如抖音的用戶刷抖音足夠長的時間，就可以獲得抖音的分紅。只不過，現在的分紅行為還很局限，未來有可能擴展到更多的領域當中，
而一旦涉及到分紅問題，馬上又會涉及到數據的定價問題，以及數據交易過程當中的安全性問題等等，這些都需要新的數字治理機制來應對，我在《破繭》這本書的第三部分開了比較大的腦洞，構想出了一個“全球數字治理聯盟”的機制，并且還進一步構想了其中一些具體的制度設計。
施展新書《破繭》，文末掃碼可購買
這些腦洞更大的價值在于作為一個靶子，期待通過它能把一些問題域打開，吸引更多人一起來更加深入的討論這些問題。這是今天很緊迫很必要的問題，
我在上一本書《溢出》中談到，在當今這個歷史階段，很可能需要商人秩序出場了，隨著技術和經濟的演化，今天我們可以看到，現實當中在運轉的經濟空間和各國的政治空間已經高度不一致了，無論是互聯網的虛擬經濟還是制造業的實體經濟，都在穿透國界運行，穿透國界的經濟空間是由商人主導的，而不是國家主導的，但現在的經濟治理秩序卻是以國家為單位來運轉的，像WTO、IMF以及各種區域性的經濟組織，都是這樣，這就意味著，真實的經濟活動處在一種治理規范缺失的狀態。這種規范缺失的狀態無法繼續由國家主導來彌補，而只能是參與具體經濟活動的商人為主導來建立，這就是商人秩序。在《破繭》這本書里，我進一步明確了，這種商人秩序有可能以數字巨頭所推動的全球數字治理秩序作為起點。
4. 大陸需要開放，更大的開放
我們把視野拉高一個維度會發現，國際秩序的演化有一個基本邏輯：它是一個開放秩序與封閉秩序相對抗、開放秩序在對抗中不斷擴展的過程。
大陸經濟近30年來的高速成長，都是在高度開放的狀態下實現的，
回到當下，現在社會里有很多聲音認為大陸已經不需要世界、不需要開放了，真的是這樣嗎？
我們不妨先看看拿破侖的教訓。當年拿破侖采取“大陸封鎖政策”，代表歐洲大陸封鎖英國。在大陸封鎖的前一年，1805年，英國對外出口額是4820萬英鎊；在封鎖了4年后的1810年，英國的出口又是多少？結果大跌眼鏡，不降反升，英國的出口額達到了6100萬英鎊。
為什么英國可以做到這種結果？因為英國事實上維系的是一個開放的海洋秩序，而全球貿易是通過海洋來進行的，維系開放的海洋讓所有人上來做生意，英國從中收租，這是它的最優選項，而其他國家也會愿意參與到這種開放秩序當中，因為這樣自己就可以進入到一個更大的市場——全球市場，從而獲得更大的收益，
拿破侖的大陸封鎖政策則把盟國圈禁在一個小市場當中，這是違背盟友的利益的，盟友因此便會想各種辦法違反拿破侖的政策；另一方面，小市場的效率是低于大市場的，最終也一定會被大市場吃掉。所以，封閉秩序最終的命運都是融入開放秩序，咨諸人類歷史，沒有過例外，
所以對大陸而言，我們需要開放，更大的開放，一方面大陸應該積極參與到國際治理的改革中，同時也要積極參與大陸的改革，讓大陸內部的規則跟外部能夠更好地對接。這種對接過程，是要讓世界真正相信：我會更大的開放。
對于大陸這么一個大國來說，當然是應該走世界主義路線的。你如果不走世界主義路線，從價值角度看，對世界不是建設性力量；從功利角度看，這也是違背大陸的國家利益的，
大陸作為全球雙循環結構中的樞紐，必須得通過世界秩序才能獲得最大利益，你要是天天跟世界擰著來，把世界攪得一塌糊涂，這是自斷財路。所以，大陸必須得走世界主義路線，更加開放，只不過，這里所說的世界主義路線，不應當是基于抽象理念的，而應當是基于對現實當中各種利益沖突的承認，找到各方共存、共同發展的秩序邏輯，這是一種真正的世界主義。
還是應該好好想想：房地產過后的經濟發展潛力在哪里？怎么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