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川思想庫研究員 | 陳季冰
如今(我說的是疫情來襲之前的正常時期),一到放暑假的時候,英國的牛津劍橋、美國的普林斯頓、德國的海德堡……這些大學部城里,就會冒出來許許多多來自大陸的中學生“夏令營”,
2019年8、9月間,我有兩周時間在英國旅行,期間,我專門花了一天時間前往自己仰慕了大半輩子的牛津城。但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基督教徒學院那堂皇恢弘的大飯廳(它因電影《哈利·波特與魔法石》曾在此取景而變得家喻戶曉)和它四壁上的約翰·洛克、約翰·威斯利、威廉·格拉斯通……這些偉人(歷史上一共有13位英國首相從這個學院走出來),以及博德利圖書館的圓形藏書室,而是大街小巷上一張張稚氣的大陸面孔,
▲牛津大學部校園(圖/圖蟲創意)
一兩個老師模樣的中年人舉著一面導游常用的小旗,招呼一群中學生模樣的大陸孩子……這是你在這些歐美大學部城里隨處都可以撞見的風景。
這一類“留學夏令營”多是一些中介機構專門針對有意向將孩子送出國留學的大陸富裕家庭而推出的旅游產品,價格相當不菲。幾年前,我中學時代的一個小伙伴就曾經陪女兒去紐約度過了這樣一個“夏令營”。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真能起到我那個朋友希望的讓孩子開闊眼界、為將來的留學生活做準備的作用。但愿意為見識和學習好的東西而努力,總是好事,
01
一年多前在牛津的那天傍晚,我還在城里的一家中餐館門口巧遇了一位同樣來自上海的老朋友,帶著她的女兒。
那個時候,我已經受邀擔任張力奮的新書《牛津筆記》的特約編輯,我當時想,那些大陸的少年們和他們那望子成龍的父母們,如果在來牛津之前能夠讀到這本書該多好啊!
事實上,早在大陸人富起來以前,牛津就是一個熱門的旅游目的地,每年都會吸引大約500萬像我這樣的游客來到這里。
劍橋也是……
比牛津小得多的劍橋(只有4萬人口),如今上下班高峰期時的交通堵塞比倫敦還要嚴重,其實導致這座小城道路堵塞的主要是旅游者,每年大約300多萬游客到這里參觀游覽,市議會已經在醞釀像“離開偉大的劍橋日(Great Cambridge stay away day)”這樣的反游客運動了,他們的口號是:“劍橋已經人滿為患……我們不需要你!”
數百年來,除了倫敦,沒有哪座英國城市,世界上也沒有哪所大學部,像牛津這樣被這么多人描寫過,這些文字中有散文、詩歌、回憶錄、旅游手冊、日記、文集、傳記,還有數百部長篇小說。
這不僅是因為牛津大學部是人類歷史上最早建立且至今仍然健在的著名大學部,它已經有800多年歷史;也是因為這所大學部以及從這所大學部里走出來的人們深刻地影響了英國和世界歷史,
張力奮的這本書為這座“牛津書籍圖書館”又增添了一本新作,
力奮最近不無得意地告訴我,著名的“牛津辯論社(現任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在就讀牛津時曾擔任過它的主席)”為此還向他發出邀請,在今年適當的時候在它那古色古香的大廳里做一次演講。
▲《牛津筆記》,張力奮 著,學林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
不過,雖然以牛津冠名,《牛津筆記》并不是一本關于牛津的專著,作者只是拿自己在牛津大學部做訪問學者的一學期為背景,以日記體的方式記錄了在英國生活、學習和工作的20多年點點滴滴,中間還穿插了大量他自己對英國文化和政治的思考以及中西社會之間的比較。
這很合我的認知偏好,就像張力奮經常對我說的:“我不喜歡宏大敘事”。我與他略有不同,我對系統性的理論問題(常說的“主義”)是有興趣鉆研的,但我謹慎地將“主義”當作一個認知世界和社會的宏觀和抽象的參照坐標,而不是衡量的萬能尺。只要一具體到現實問題,我就會立刻自覺地以個體性、碎片化的視角看他人和外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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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年前,我當時的一位同事跟我聊起他女兒的教育問題。
朋友的女兒當時在上海浦東的一家寄宿中學念初二,這所學校不僅英語教學水平很強,而且還開設有雙語選修班,朋友女兒選的第二外語是德語。她的外教是一個24歲的德國女孩,自己也是剛從德國的大學部畢業出來,除教德語外,還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她想來大陸先開開眼界探探路,為將來尋找發展機會。
有一次,朋友有事相求,于是先按照大陸人的慣常方式請這個德國女孩吃了頓飯,帶上女兒當翻譯,事后他對我說,女兒以前給他的印象是外語學得不錯,這回可真是讓他著實吃了一驚:席間她一會兒國語、一會兒上海話,一會兒英語、一會又轉成德語……連餐館里的服務員和其他客人都連聲稱奇:這么小一個孩子,居然能流利地說那么多語言!
▲2020年9月20日,《牛津筆記》作者張力奮(右)與特約編輯陳季冰(左)在杭州單向空間進行讀者交流活動,(供圖/魏英杰)
據朋友講,在英文水準平平的自己聽來,女兒說的英語雖然語法和用詞未必都很正確,但卻非常自然順暢,一點也不像我們這一代人從書本和國家四、六級考卷上學來那些佶屈聱牙的書面英語。至于德語,孩子才剛剛學了不到一年!
我對他說,這再次說明,小孩子學語言最容易。而且她的老師中有很多本身就是外國人,年紀也都很輕,好像那位德國外教,仿佛是他們的哥哥姐姐一樣,在那種語言環境里,進步當然就更快。
03
我在為朋友有這樣一個出色女兒感到欣慰的時候,立刻就想到了下面這個問題:等我們的下一輩長大成人,他們對外部世界的看法、乃至看待外部世界的方式,與我們(以及我們的上一輩)會有多么大的不同!
在大陸,大凡稍微有點文化的人都有一種將自己視為國際政治分析家的無意識傾向,這當然是過去一個多世紀里先是飽受列強欺凌、后又自我隔絕的屈辱痛苦的歷史,在我們內心的投射。
不過,至少就目前60歲以下的國人而言,我們對于外部世界的看法絕大多數都是來自書本、電影、電視或其他媒介,或者更簡單地說,是宣傳灌輸的結果。
我時常會遇到一些國人,一提起日本就火冒三丈;或者相反,一提到西方就稱頌不已,我總會先問他們:你去過日本(歐美)嗎?你認識幾個日本人(歐美人士)?你跟日本人(歐美人士)交談過嗎?……
▲2020年9月20日,《牛津筆記》作者張力奮在杭州單向空間進行讀者交流活動。供圖/魏英杰
換句說話,我們觀念里的日本、美國似乎應該是一個單一的實體,有自己鮮明的性格,會像一個已經定了型的成年人一樣思考和行動,許多年來,我花了很大力氣試圖將自己的視野和思維從這種武斷、粗暴和單向度的思維中解脫出來,究竟成效如何,我至今都不敢對自己下結論,因為我懂得,思想的內容是很容易改變的,但思維的模式卻極難改變,
當年政治運動的時候,很多年輕學生以為自己經過暴風驟雨的洗禮,已經成長為一個脫胎換骨的革命青年,可以毫不猶豫地打倒踢爛一切“四舊”,但他們看問題做事情的方式,用他們自己的話來形容,實在是不折不扣的“封建帝王的孝子賢孫”,
放在今天的時代背景下其實也一樣,我見過太多的人,無時無刻不把“民主”、“自由”掛在嘴上,但他們自己一舉手一投足間,總是掩不住那股強烈的缺乏開放包容精神的專斷的腐朽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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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我現在終于可以謹慎地希冀:在我們的下一代身上,這種病癥有可能將不治而愈。
有很大的可能,我朋友的女兒未來將不再會以我們這一代人的普遍思維模式看待世界,在她眼里,所謂“德國”,也許就是她的一群德國朋友留給她的一堆零碎(但豐富)印象,
▲2020年9月20日,《牛津筆記》作者張力奮在杭州單向空間進行讀者交流活動,供圖/魏英杰
當然,她肯定會聽說過一些發生于德國的著名歷史事件及著名的德國人,比如納粹發動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比如馬丁•路德、卡爾•馬克思、阿道夫•希特勒……但她決不會費力地用這些人和事去拼湊一個概念化的德意志整體國族形象,因為她的那些德國朋友里,沒有人打算獻身宗教改革、號召階級革命或者宣揚種族滅絕,他們不過是些與她一起嘻哈吵鬧著吃大陸菜、彈吉他或者談情說愛的年輕人,
我朋友的女兒這一代也許活得不如我們那么“深刻”,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他們心靈里的那片天空里將不再像我們那么陰郁和扭曲,那里有更多透明和陽光,
她在與她的外國大姐姐交流時也不再需要“翻譯”——語言的和思維的翻譯,自然也就不再會有那么多的誤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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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今天依然還是我們的時代,還沒有到他們的時代,那個時代也未必是命定會到來的,仍需要巨大的努力和機緣,而且,現在看起來,我們面前的風險越來越大,而不是越來越順利,
自從郭嵩燾、曾紀澤以來的一個半世紀里,“睜眼看世界”一直是一代又一代大陸人所必須面對的重要問題,如果不是首要問題的話。從我對大陸近現代歷史的解讀來看,我認為100多年來我們走過的許多彎路,與我們總是沒有能夠看到一個真實的世界有莫大的關系。而要看到一個真實的世界,我們首先要有正確地看待世界的方式。你不能指望從一面哈哈鏡里看到真實的世界,
▲2020年9月20日,《牛津筆記》作者張力奮(右)與特約編輯陳季冰(左)在杭州單向空間進行讀者交流活動。供圖/魏英杰
我覺得,張力奮這本書的最大價值,就在于它向我們展示了一種高明的“睜眼看世界”的方法論。跟隨著作者看似散漫瑣碎的腳步,你看到了許多以前視而不見的細節,它們中無不傳遞出我們社會所缺乏和急需的那些品質,例如英國人的專業和人文精神、對傳統和先人的敬畏之心……
今天,歷史不長的英國像是個老古董,而歷史比英國悠久得多的大陸倒像是個初生牛犢,在這種仿佛錯位的互視和對比中,《牛津筆記》給我們打開了一片意想不到的洞天。
張力奮,復旦大學部新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畢業于復旦大學部新聞系,留校任教,英國萊斯特大學部傳播學博士,曾任英國《金融時報》 Financial Times 副主編、FT 中文網創刊總編輯、《 FT 睿》雜志創刊總編輯、英國廣播公司資深記者、新聞主編,曾獲亞洲新聞獎等國際獎項。牛津大學部、香港大學部等校訪問學者、客座教授。著有《世紀末的流浪》(合著)、《黑白灰》、《歷史的底稿》、《大陸領導力》(合編)等,
《劍橋拜拜》
我靜靜雞散水,
就好似我靜靜雞咁踩嚟;
我靜靜雞yaap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