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奧斯卡”是
“挖啥呢”君2019年起
于《中華遺產》雜志
撰寫的專欄
帶您領略
正在改寫歷史的大陸考古
“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
隋煬帝開運河、乘龍舟、游江都（今揚州）的故事，千余年后仍被傳為笑談，不過，晚唐詩人皮日休在《汴河懷古（其二）》中所寫的這四句，倒是為隋唐大運河作出了公允的評價，這條總長約2700公里的運河，自隋煬帝之父隋文帝在位時，即開始疏通、修建。它以洛陽為中心，連接大興城（今西安）、余杭（今杭州）、涿郡（今涿州），為此后五百年乃至更久的大陸，搭建起決定國運的血脈版圖。
位于隋唐洛陽城東北的回洛倉，是隋代都城具有戰略儲備意義和最終消費功能的大型官倉，儲糧規模巨大，回洛倉的倉窖數量在700座左右，每個倉窖猶如掘于地下的大圓缸，圖為3號倉窖的發掘場景
漕運，是隋唐大運河的主要功能，所運主要是帝都供給，比如糧食，為了儲存、轉運糧食，據《隋書·食貨志》記載，自隋文帝開皇三年（583年）以來，便在衛州置有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陜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等等國家糧倉，隋煬帝大業初年（605-606年），又“新置興洛及回洛倉”，“置回洛倉于洛陽北七里，倉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這些分布在運河沿線的國家糧倉，借由漕運，解決了戰備物資儲存及糧食調運京師等重大問題，以至于有人說“輝煌的隋唐大運河，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這個“地下”，指的就是修建于關洛地區的黎陽倉、洛口倉、回洛倉、河陽倉、太原倉……
為什么叫“地下”？2011-2014年，來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浚縣文物旅游局、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學家，通過對“河南隋代回洛倉與黎陽倉糧食倉儲遺址”的發掘，給出了回答，
隋代是大陸古代大型國家糧倉建設的頂峰時代，雖國祚不長，卻在大運河沿線修筑了一系列官倉，體現了當時地下儲糧技術的完備性。通過對河南境內的黎陽倉、回洛倉兩處糧食倉儲遺址的發掘，考古學者認為，它們展示了隋代大型官倉的不同類型:：回洛倉主要為東都洛陽城服務，同時具有戰略儲備的意義；而黎陽倉則依托黃河和大運河，并具有中轉性質
上世紀60、70年代，在隋唐洛陽城宮城東北，發現了唐代含嘉倉160號倉窖，其間還保留著大半窖顆粒分明的炭化谷子。因此，考古學家對黎陽倉與回洛倉這兩座隋朝大型官倉，也抱以極高的期待。
果然，在河南省鶴壁市浚（xùn）縣城東大伾（pī）山的北麓，東鄰黃河故道、西距永濟渠約1.5公里處，考古人員發現了依山而建的黎陽倉。已探明的儲糧倉窖，有90多座，窖與窖間隔3.5-10米，排與排間距10米上下，狀如陣列、蔚為壯觀。而隋洛陽城東北的回洛倉，倉窖據推算更多達700座左右，遠遠多于史書中記載的“三百窖”，數量位居目前大陸考古發現的古代糧倉遺址之冠，
出于管理與守護的需要，兩座官倉皆輔以道路、倉城墻、護城壕和疑似管理機構等配套建筑，形成五臟俱全的“城池”，其中，毗鄰洛陽城的回洛倉城，東西長1140米，南北寬355米，城墻厚3米，管理區居中，倉窖區居東西兩側，平時儲糧，戰時儼然就是一座碉堡，確保了東都糧食日常消費與戰略儲備平安無虞，
通往回洛倉管理區的漕渠遺跡，渠道寬20-25米，深6.5米，由此可想象當年漕運糧船的盛況
貯存、轉運戰備糧，是官倉的一大功能。史載，隋煬帝征遼東時，就曾利用黎陽倉，從江淮地區，經永濟渠，向北方調運糧草物資。考古人員在黎陽倉城北中部發現了南北向的漕渠遺跡，口寬約8米、深約4米，應該是當年串聯倉城與大運河，實現糧食周密運達的渠道，
這兩座倉城各具代表性，為我們展現了隋朝圍繞大運河建立起的漕運層級系統的不同類型。細觀這些倉窖，大多直徑十米左右，外形猶如掘于地下的大圓缸，黎陽倉的倉窖淺，深度2.5-5米，應是基于方便轉運糧食的考慮；回洛倉的倉窖則深達6-9.3米，能長期儲存更多的糧食。
黎陽倉6號倉窖正在最后清理中
通過發掘、研究，考古學家們復原了回洛倉的建造過程：先在窖口處挖一個直徑13-17米、深1.3-1.7米的圓形基槽，通過分層夯筑，加固窖口膏泥，鋪設木板，再墊上3層葦席，并在倉窖上方搭草鋪的屋頂，如此一來，糧食的貯藏期限，有望能延長到9年，
只可惜，黎陽倉與回洛倉很快就在隋末起義的亂世中，化作煙云，瓦崗軍自舉事初期，就采取向民眾放糧的策略，待攻至洛陽一帶后，又“既得回洛，又取黎陽，天下之倉，盡非隋有”。中央政權丟失了核心戰略物資，農民起義軍卻因得糧而迅速壯大，這直接決定了王朝的存亡。富足一時的兩座倉城，就此驟然隕落，
為保證倉窖內的糧食安全無虞，窖壁和窖底做足了防護設施，比如鋪設木板、葦席，上圖是考古人員在回洛倉3號倉窖窖壁上清理出的蓆痕，根據目前發現的遺跡遺物，可知回洛倉的廢棄不晚于初唐，下圖為46號倉窖底部殘存的炭化草桿，還基本保持窖頂塌落前的“人”字形屋頂形狀
唐朝吸取了前人教訓，啟用洛陽城內的含嘉倉，嚴防死守這座曾在唐玄宗時期吃下全國儲糧總量近一半的戰略要地，然而，隋唐大運河最終未能敵過“安史之亂”的重擊，在紛亂的局勢下，這種設于地下的大規模儲糧模式，顯然不切實際，更為靈活機動的地上倉屋、臨時性轉運倉場等設施，應運而生。與此同時，傳統的“大陸中心”——兩京地區開始失勢，一座同樣得益于漕運、“四水貫都”的城市——汴梁（今開封），則悄然崛起……
目前，大運河的部分航段尚在服役，每一個國人都知曉，它是大陸歷史上不亞于長城、故宮的杰作，但對其歷史、科技、文化價值熟稔者，卻仍不算多。2014年，“河南隋代回洛倉與黎陽倉糧食倉儲遺址”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同年，包括“含嘉倉160號倉窖遺址”、“黎陽倉遺址”、“回洛倉遺址”等58處遺產點的“大運河”項目，加入了世界遺產的大家庭，于是，古人為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的努力，成為了全世界珍貴的遺產，
回洛倉47號倉窖發掘現場
本文刊載于《中華遺產》雜志2020年第3期
文中圖片來自王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