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雅婷
編輯：木村拓周
《乘風破浪的姐姐》已經播出到第二季了，最新一期《奇葩說》的辯題還是“獨立女性該不該收彩禮”，
并不是說“浪姐”本身表達了多么具有進步性的議題，但剛過去這一年，確實是借綜藝轟炸之力，女性議題得以在線上全方位多角度討論的一年。
綜藝聚光燈之外，還有“拉姆案”、“散裝衛生棉”和“假靳東騙局”等具體而又近距離的女性問題，無一不在社交網路上引起大量公共討論。
然而經過了這些種種，我們竟然還要聽“欣賞與愛不應該分性別，美好的世界需要我們共同的努力”這種空洞又委屈的說教式口號；還要看諸位在名利場沉浮能養活一家幾口的“獨立女性”，出來以身作則拒絕彩禮；還要假裝自己不知道真的存在沒有選擇的女性，需要靠彩禮來為兄弟娶妻蓋房；還要把女性獨立選擇的問題歸為女性自我愿不愿意被貼標簽，愿不愿意服從一個標準的問題，
這難免讓人沮喪。
《奇葩說》作為一個綜藝節目，不可能也不應該去解決一系列需要靠法律法規來解決的問題。但它為什么不能提出一個更好的問題？
這個曾經靠提出和回答問題，讓“邊緣群體”被看見的節目，怎么到了今天就要假裝去提出一個問題？
指出“《奇葩說》變了”似乎沒有意義。
這是它作為網綜存在的第七年了，在表達空間和受眾因各種原因，都愈發“內卷”的內容制作語境里，沒有一個靠表達為核心的綜藝節目，能歷經千帆又不墜青云，
節目組也無法假裝無事發生。兩年前《奇葩說》第五季出了個宣傳片，調侃自己“IP老化、選手抱團、流量不行，評分下滑”，幾乎想放棄治療，后來幾個年輕觀眾來到病床前，給他打了一劑強心針——
“你放棄治療了，我們怎么辦？”
“是誰教我養男人不如養一條狗的？是誰鼓勵我一定要看男朋友行動電話的？”
“奇葩說，你不能放棄啊！”
看起來，“求變”，正是過去幾季《奇葩說》的重要命題，這項工作進行到了第七季，老奇葩因為各種原因被沖散，各種語言類藝術表演者加入舞臺，賽制改進，導師納新，原先被詬病的“問題”似乎都被給出了解決方案，
但歷季最低的豆瓣評分，證明了節目的質量并沒有根本性的好轉，也證明了那些被總結為“病因”的問題可能只是表層“癥狀”，揚湯止沸，收效甚微，
第一季的《奇葩說》現場劇照
時間撥回到七年前的2014，《奇葩說》剛開播的第一季里，其實就有《漂亮女人應該拼事業還是拼男人》的辯題，這和今天的《獨立女性應不應該收彩禮》異曲同工，都是基于一個傳統、落伍的性別意識框架下延伸的兩性問題，也都把女性面對的問題之復雜性和結構性，給片面化、二元化了，
但討論這個問題在《奇葩說》剛開播的七年前是可以接受的，今天則不然。畢竟如果說過去這七年里，我們的公共生活還有任何算得上“進步”的部分，性別意識和性別議題的廣泛討論應該在這部分中占了相當大比例。
但《奇葩說》卻選擇忽略掉這個動態，
所以，與其說《奇葩說》的問題是“變化”帶來的，不如說是它某種意義上的“不變”和“停滯”帶來的，或者說，當問題的討論隨著時間一尺一尺往前推進和發展時，《奇葩說》作為一個辯論節目（如果是的話），并沒有展現出與之相匹配的敏銳度和承載力。
這讓幾年前人們熱議《奇葩說》在“娛樂性”和“進步價值”之間的取舍時，所給出的那一套馬東“以退為進”敘事——即利用大眾娛樂產品的覆蓋性和穿透力，去影響更多人，而不是自毀式的“硬剛”——顯得干癟而無說服力，
實際上，當“已回未支付”能比“勞動保護法”超前出現在熱搜榜；當沒有邏輯關系的花哨押韻、排比、咆哮和歇后語可以輕松扭轉跑票形勢；當辯手、嘉賓和導師因“辯題成不成立”說得越來越多之后；奇葩說的“以退為進”看起來更像是“以退為退”，
在這趟折返的路途上，“奇葩”還在說，但ta們很難再去回答一個真問題了。
在最近接受《娛樂資本論》的訪問中，《奇葩說》的節目監制李楠楠和記者聊到本季第六期“你支持推出前任點評app嗎”這道腦洞題時，他說，
“其實這個題的前身更現實，叫‘該不該在網路上公開討伐你的前任’。如果就這樣討論，它能夠延展的東西相對比較負面。我們不希望討論別人隱私，所以改成前任APP這樣一個相對比較架空的載體，但是它可以討論更多，包括網路暴力、愛情回憶、科技發展等，這樣就變得豐富起來了。”
對于節目組這樣的選題邏輯，你會同時感到理解和詭異。理解的部分是，經過近幾年的臺上臺下的“事故”之后，出于風險控制，《奇葩說》難免需要把控議題走向，讓辯題不至于走向“負面”，詭異的部分是，把一個原本飽滿的、來自于現實的議題閹割掉一部分（可能引致負面延伸的部分），再用架空的、虛構的條件去“豐富”它……一種類似于先曬干再泡發的操作？
但這似乎已經成為了奇葩說走到今天的常態。
網友所整理的《奇葩說》第一季部分辯題
如果你留心看，在《奇葩說》剛開始走紅的前幾季，辯題基本都是一個單句就可以說完的，每個辯題也都有一個相對寬廣的指涉空間，能代表的身份和聲音也更為多元。
即便把“該不該向父母出柜”和“好朋友可不可約”等被下架的辯題刨去，早期辯題中如“丑聞主角就活該被萬人虐嗎？”和“沒有愛了要不要離婚”，放在今天也都是可以就問題來聊問題的話題，
但以上兩個辯題再拿到如今的《奇葩說》，更有可能被替換成，“奇葩星球的丑聞主角不再被萬人虐，我該不該移民”，又或者是“和伴侶沒有愛了想離婚，我錯了嗎？”
七年過去了，《奇葩說》的辯題從單句走向分句，從現實走向虛構，其中的限制除了架空現實，縮緊辯題成立的條件，往往還要對辯題中的“我”又再進行一次界定。
無盡的界定、界定、界定，自然為了把控話題延伸的可控性，但隨之而來的是，問題本身的價值也被逐漸削弱，“就問題討論問題”變得極其不討好，更多時候，選手要靠黃執中的經典句式“這道辯題我們真正要討論的是什么？”來進行對題目的升華或扭曲。
“辯題”變成了“前提”，真正要展開論述的“題目”到底是什么，每個人可以自由發揮，
臧鴻飛在本季《奇葩說》的辯論片段
臧鴻飛在這一季《奇葩說》的第九期的辯論里說起過自己送孩子去上學時的心情，“因為從小到大是你陪著他，但是他走進這個門，你就不能再擋在他前面了……你看著他這么矮，離拉歪斜走進校門，你會難過，因為他像世界上最矮小的戰士……為人父母就是卑微”。他之所以要說這些，是為了打一個“家長群里大家都在吹捧老師，我要不要跟風”的辯題。
這種情感落實到具體個人是挺感人的。但在“家長退出家長群”已經上過熱搜并引起多番報道和討論后，辯手竟然還站不到教育系統問題的高度來指出癥結，竟然能忽略教育作為單一晉升渠道給老師和家長帶去的共同壓力，竟然還是要靠打感情牌來證明普遍的跟風是值得做也有道理的，如果煽情這么管用，多數人都默認“娘道”和“父母為大”等一言以蔽之的“傳統”道理，那所謂思辨和為長者背書之間的差別究竟在哪里？
所以在這一季，導師、辯手和彈幕里頻頻提到的“說得挺有意思，但和辯題有什么關系”終于淪為常態，
“真問題”消失了，“偽問題”沒有探討價值。那就搞笑吧，講觀點的方式，比觀點本身變得重要。段子+價值+煽情成為了致勝公式。而當語言在一個主打思辨的節目里，終于淪為表演形式本身后，思辨和八股文之間的界限也不明確了，
有很多場外因素可以來解釋《奇葩說》當下的部分尷尬，辯手型選手的流失、言論尺度的不透明和米未作為一家公司，最終也還是要考慮簽約藝人的發展……但你是確實很難再想起一個“最初”的《奇葩說》，一個馬東建議“40歲以上的人請在90后陪同下觀看”的《奇葩說》，
而如果節目辯題、賽制和內容的變化能大致勾勒出《奇葩說》里的真問題是怎么消散掉的，那也可以再往前探一步再提問，為什么真問題會就這樣消散掉呢？尤其當你曾自認為是馬東口里的“90后”過，看的《奇葩說》越多，也許越能知道它的問題，可以是一個人的問題，也可以是一代人的問題。
《奇葩說》的走紅是個被研究和寫作了很多遍的故事，自媒體的報道、訪談和評論外，在知網上搜索節目的相關論文，能超過一百頁，
在還沒有多少人看過網綜的時代，《奇葩說》的勝利確實是個新奇的現象，這也讓它的出現一舉道出了兩種出現：網綜的出現需要被看見，以及本不出現在“主流”話語里，但靠網路賦權后出現的一群人需要被看見，
“網生代”就這樣成為理解《奇葩說》成功的關鍵所在。
狹義的“網生代”更接近于從小就能在互聯網環境下成長起來的 90 后，再較真一點的話，絕大多數是 95 后。廣義一點看這個概念，“網生代”也不必有明確的年齡界限，學院派的老師、專業化的辯手和作出主流價值外選擇的人群……所有想要靠網路賦權開辟新表達空間的人或許都算，而這也基本構成了奇葩說的參賽辯手。
在這個基礎上來看，五六年前《奇葩說》的走紅，確實是天時地利，順水推舟。
第一季《奇葩說》里的姜思達
PC互聯網時代我們當然有過更加接近“烏托邦”的公共討論空間，更深的討論，更少的情緒。但那是幾乎專屬于程式員、大學部生和媒體人的板面，智能行動電話、移動互聯網和社交網路從2010到2015年的快速普及，人人、微博、豆瓣，甚至剛出現時期的B站抖音快手，才真正把野生于社會各角落的“奇葩”們打撈了出來。
《奇葩說》15年前后的現象級成功，實際上依托于這個“賽博街頭”對公共話題的議論，對小眾人群的展現，對多元文化的包容。
但那也是這個“街頭”最后的美麗光景，最近幾年來，監管的壓力，資本的逐利，讓這片“賽博街頭”的陰暗角落得到整改，旗幟和涂鴉被霓虹燈廣告牌所取代，暗號和行動都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整齊劃一交流形式，再小眾的文化也都有了明亮的未來，
到今天，我們所擁有的，真正意義上稱得上“社交媒體”的公共空間，實際上只剩下微博了——這也解釋了《奇葩說》的大量選題都和微博熱搜“撞題”的奇異巧合，
然而，微博熱搜，這個我們唯一擁有的“公告牌”，真的就代表著一代年輕人對現實的理解嗎？明星隱婚、私生和代孕等“遠方”話題以情緒垃圾桶的形式長期霸占在這塊公告牌上，但這些我們和真實的當下有多大關系？
《奇葩說》從七年前的閃亮登場，到今天難以再提出一個真問題的困境，有大部分原因或許正基于此：《奇葩說》從舞臺上的人、選題，到舞臺下的發酵、二次討論、反哺生產，都依托于那片健康、蓬勃、包容的公共討論空間，后者確定了前者是單一還是多元，是豐滿還是貧瘠。
上一季《奇葩說》里的詹青云
而在今天，是的，我們只配得上第七季這樣的《奇葩說》。
如果普遍來說，一個真實的現實已經難以被認識并達成共識，那要如何基于“真實”來提出問題，如果“奇葩”作為一個小眾已經被看見了七年，那要如何基于此前被遮蔽掉的真實生活經驗來提出問題。如果一個節目又想提出問題，又想制造話題，又必須憚于流量和影響力的反噬，那它除了去提出一個熱搜榜上被爭論和檢驗過了的問題，又有何他法，
項飚曾在《把自己作為一種方法》的訪談里提到過一種觀點，大意是我們如今最大的問題不是說假話，因為說假話的前提在于，能知道什么是“真”，能知道“真”的標準和概念定義是什么。
套用一下，對于一個強調“思辨”的語言類節目來說，“思辨”的答案可以沒有對錯，但分不清自己是在“真思辨”還是在“裝思辨”，這無疑就是一個致命的問題。可悲的是，這樣的問題可能連《奇葩說》自己也無法解決，
豐富了我的三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