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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后人提及蒙元帝國的崩潰，往往只會想到源自紅巾軍系統的朱元璋和陳友諒，以及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張士誠與王保保。至于僅占據浙東一隅的方國珍，則多少有些陌生或習慣性無視，
然而，正是這位毫無圖謀天下之心的走私鹽販子，打響了掀翻蒙古時代的第一戰。通過對漕運重鎮劉家港的毀滅性突襲，徹底重創了蒙元帝國的經濟中樞。
南宋滅亡 預示著蒙古帝國的大擴張時代結束
西元1279年，隨著光復的南宋殘部在崖山海戰中徹底覆滅，整個淮河以南都淪為蒙元帝國的半壁江山，其中又以前朝中樞所在的太湖平原最為要緊，不斷向北方的大都輸送糧食、絲綢原料與各類經濟稅收，
為此，蒙古統治者也不忘翻新疏通大運河，并借用本地船只開辟了史無前例的海上漕運航線，依靠相對寬松的管理模式，迅速恢復了揚州、蘇州和杭州兩地的城市經濟，
蒙元的相對寬松模式 讓江南大城市的經濟得以迅速恢復
然而，看似非常不錯的經濟發展模式，很快就衍生出各類復雜的社會性問題，這主要是因為居于最上層的蒙古人數量極少且缺乏治理能力，往往需要將任何事物的開展都轉交給色目秘書、中層漢兒官員與地方基層合作者去執行，所以對這些群體的越權、斂財或濫權行為都缺乏制約，更沒有多少動力去修正原有路線，結果使大量財富被迅速集中到極少數人手中，而付出最多的普通平民階層卻要不斷蒙受制度性損失，
例如被大量招募去轉運錢糧的東南沿海船戶，就容易在冒險完成運輸工作后又拿不到相依補貼，同時還被賦予越來越重的任務攤派，遭受日益嚴格的監管限制，特別是一些來自浙東的民間商船，就經常被要求空倉起航到長江口載貨，并在全程中不得夾帶許多高凈值貨物，倘若在任何停靠的口岸被市舶司等官府查處，可能連用以安身立命的船只都無法保全。至于朝廷規定的工錢能都抵扣時間損失，則是根本不被予以考慮的問題。
后世的大運河就是由蒙元帝國下令疏通
與之情況類似的還有那些沿海私鹽販子，由于蒙古人很早就任用歸降士大夫充當幕僚，自然也將中原帝國的食鹽壟斷傳統繼承下來。除官家指定的銷售網點和簽約運輸的商販群體，大部分生產工作都由特定的沿海居民負責。他們也會像本地的船戶那樣，因朝廷需要而被不斷增加產能指標，卻不能獲得相應的收入提高。于是就不得不為生計去倒賣私鹽，進而形成大小不等的走私團隊，并時常和不滿現狀的船戶進行合作，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蒙元宮廷只等采取各種應急機制來加以平衡。比較常見的策略，就是向東南各地派遣高官擔任達魯花赤，同時也不忘增加駐軍規模，分散到各個更小的區域內執行監管。所需費用仍舊靠地方攤派和濫發紙幣的方式予以解決。由此釀成的進一步通貨膨脹，會讓包括官員與士兵在內的公家群體也蒙受損失，進而助長貪污行為或直接參與各類走私。處于更下層社會的普通平民，則繼續承擔著最大比重的經濟壓力。
蒙元帝國的內陸與海上漕運線路
方國珍早年就是小有名氣的私鹽販子
西元1348年，原本只是私鹽販子的臺州人方國珍，因當地官府的誣告而出海遁逃，由于早已熟知附近水域的地下交易網路，所以瞬間拉起千人規模的逃亡隊伍，并很快在海上混的如魚得水。
事實上，當時的蒙元朝廷已在浙江沿海設置有50個海防基地。但因為雇傭船只與募集水兵的費用高昂，所以大都維持在極小規模。這些往往只有500駐軍和2艘巡邏船的據點，也很難靠自身實力去和大規模走私海商對抗。所以對方國珍這類早有相當基礎的反抗團隊而言，根本不是能阻礙其擴張發展的制約因素，他們經常活躍在溫州和臺州兩地，向南劫掠來自福建的商賈或向北襲擊由浙西起航的漕運船戶。同時也不忘維系自己的販鹽老本行，讓缺兵少糧的官府是異常頭疼。
蒙元時代的臺州與溫州地圖
為盡快解決這個日益膨脹的麻煩，蒙元當局很快用臨時征募的方式奏出水師追擊，然而，這些往往為解決溫飽而來賺取軍餉的臨時民兵，根本不能在海況多變的水上制造威脅。不少人甚至在權衡利弊之后，果斷選擇加入方國珍的走私船隊，很快就讓朝廷不敢再輕易擴大募兵規模，結果自然是脆弱的海防體系更為松散，而走私海商的隊伍愈發壯大，于是，除劉基這類熱衷于農本世界觀的士大夫外，許多蒙古-色目官員都傾向于對方國珍實施招撫，
西元1351年，方國珍的浙東海商艦隊再次贏得大勝。在南北兩路人馬夾攻的情況下，依靠船只的機動性從容應對，并以嫻熟的水戰技巧完敗朝廷水師，甚至還俘虜了擔任江浙行省左丞的蒙古人孛羅帖木兒。同在當地任職的色目官僚泰不華，便開啟了對該集團的首次正式招安，但在這個階段，他還是希望靠提拔副手和遣散部眾的方式，完成對方國珍勢力的徹底扼殺。后者也很清楚自己時刻身處險境，很快就重新組織老部下們奪船出海，
正在進攻溫州的方國珍船隊
到了1352年初，泰不華徹底決心對方國珍下死手，他先是派人二次向對方傳達了招降意圖，卻被浙東海商們用200艘小船突破了臺州海防。隨后又派方國珍的親家第三次示好，并親率水師前往交頭地點設伏。不料自己征用的大船突然在近海擱淺，完全處在進退維谷的尷尬局面。最后被識破詭計的對方就地反殺，剛剛編組完的新兵隊伍也在混亂中全軍覆沒，
至此，整個東南水域已沒有能阻擋方國珍的力量，他的隊伍規模也因聲望高漲而擴大到數萬人規模，盡管其本人也傾向于接受官府的招安，卻意識到手頭的本錢還不足以和蒙古當局展開討價還價，于是分頭派人襲擊北面的麗水、寧波等地，同時還分兵搶占更靠南方的口岸溫州，在攻城略地之余，還將收益最高的海商貿易和食鹽業都緊緊窩在手中，這樣即便無法攻克一些重點布防的主城，也可以在經濟上形成不對等的施壓，漸漸的讓更多人樂于站在自己這邊。
整個浙東沿海都成為方國珍集團的勢力范圍
屢次海戰勝利 讓方國珍的船隊可以在東南海岸隨意出動
西元1352年3月，也就是在海上擊殺泰不華后不久，方國珍便率領近萬人的走私艦隊北上，準備用史無前例的特大新聞，向對方展示整個浙東海商集團的勢力，并讓蒙元帝國不再敢對自己有任何輕視。
由于不少屬下就是先前的運糧船戶，所以突襲者們對即將攻打的目標可謂是了如指掌，反倒是長期依賴該口岸漕運的帝國當局，一直對蘇南的海防缺乏準備，結果，大批等待裝貨的官船被直接放火焚毀，積壓在港口的糧食也基本損失殆盡。
劉家港是蒙元海上運糧航線的起點
如果僅從軍事角度考慮，那么這場針對劉家港的突襲多少有些乏善可陳。因為自南宋時代起，長江口兩岸就很少有大規模的海盜襲擊事件。在蒙古大軍南下的過程中，這里有多為重兵云集的戰場，更沒有第三方民間團體的生存空間，所以即便有新朝開辟的海上漕運航線，運糧船也多半是在浙東水域遭伏擊，讓蒙古人把有限的經費都投入到錢塘江以南，以至于當方國珍的部下突然殺到，聚集在港口的船只根本沒任何防備，也不可能在混戰中進行抵御。
但從政治的高度來看，劉家港之戰對蒙元方面的打擊可謂是異常巨大，稱得上是造成蒙元帝國崩潰的第一戰，由于方國珍在占據港口后還向擊敗了匆匆趕來迎戰的小股內陸駐軍，所以還忙里偷閑的劫掠昆山，隨后才滿載戰利品揚長而去。在任何視角敏銳的觀察者看來，這就是帝國無力保護治下最重要的核心經濟區域。以至于同樣是私鹽販子的張士誠，也開始在淮東掀起叛亂。作為始作俑者的方國珍，則在1353年迎來了第四次朝廷招安，雖然這條綏靖自保路線并不順暢，來去自如的主動權卻永遠被掌握在自己手中。
漕運船隊覆滅 讓整個帝國都遭到經濟和政治層面的重創
最后，漕運本身的巨大損失，也讓非常依賴江南口糧的大都陷入饑饉，在浙東海商集團不斷壯大的過程中，北方的黃河流域已經因洪水、饑荒等問題而產生經濟衰退，因此，方國珍勢力的長期存在，又嚴重威脅了帝國的海上生命線，這迫使元順帝下令加稅，并征伐大量勞力去治理黃河，以便保證內陸運河交通的運作安全。
結果，正是這些大量聚集的民夫，孕育出更為可怕的紅巾軍群體，他們對蒙古天下的打擊，將遠遠超過方國珍與任何相似起源的地方集團，兩者的前赴后繼也堪稱是相互成就，在蒙古帝國垮臺的大時代中相得益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