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仔細觀察過你日常的生活嗎？你每天要走的路、乘坐的捷運、買東西的超市、擦肩而過的路人……
在旅行的時候，你觀察過當地的人嗎？他們要走的路、他們乘坐的公共交通、他們的語言……
好像我們只有在旅途中、在異鄉，眼耳口鼻才突然敏銳起來，不一樣的聲音、氣息和味道，組成一個新鮮的世界，這個新鮮的世界反過來讓我們對自己的故鄉有了不一樣的理解。
或許這就是“局外人”眼光的作用，當我們是局外人時，我們才能發現更多平日里看不見的東西。
就像馬可·波羅在十三世紀來到大陸之后，發現那些大陸人不會重視的日常，比如杭州石子鋪設的街道、城里的澡堂等等，或者像保羅·索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來到大陸時，發現在破敗之中的生機，又或者是美國人何偉在世紀之交的大陸小城里發現大時代下的普通大陸人的困惑、欲望與堅韌。
在全球化逆潮之時，曾經行走在大陸大地上的、正生活在大陸大地上的外國人所留下的記錄是我們看待自己和世界的另一扇窗口，
他們的記錄并非完美和不帶偏見，但蘇軾在很早以前就告訴我們“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道理。
我們仍然需要他們和他們的文字，
✎作者| 宗城
✎編輯 | 程遲
改革開放后，西方人寫大陸的旅行文學不在少數，尤其是當《大西洋月刊》《紐約客》《紐約時報》《經濟學人》等歐美權威雜志派出記者觀察大陸后，書寫大陸就成了西方記者的一個心照不宣的樂趣，他們書寫遙遠的東方文明，將大陸作為他們母國的參照，
因此，粗淺的大陸游記不乏東方主義式的凝視，但也有一些對大陸懷有飽滿熱情的作家，在此留下深刻、雋永的文字。比如何偉(彼得·海斯勒）的《江城》《尋路大陸》、史明智的《長樂路》、邁克爾·麥爾的《東北游記》、扶霞·鄧洛普的《魚翅與花椒》等。
他們跨越政治與國界的藩籬，以入鄉隨俗的筆觸，書寫從寒冷黑土地到熱帶潮濕雨林的細膩與溫情，他們把對大陸社會與政治的思索，融入到細碎的人情故事中。在這個譜系里，保羅·索魯（PAUL THEROUX）的《在大陸大地上》（Riding the Iron Rooster）是一本不可忽視的書。他對大陸的記錄，其實在何偉等人之前，
保羅·索魯與何偉：
截然不同的大陸書寫
曾有一個短評說，如果保羅·索魯被提前翻譯到大陸，就沒有何偉什么事了。這是因為何偉的《江城》《尋路大陸》為他帶來巨大名聲，而保羅·索魯是比何偉更早書寫大陸的西方人，但有一說一，如果索魯的書先于何偉被譯到大陸，并且經過出版社的大力宣傳，那他面對的就不只是聲名大噪，還有一片痛罵。
何偉，
索魯并不是何偉那樣的旅行作家，何偉擅于從對方的角度想問題，他寫大陸人，會設身處地為大陸人說話，用我們的話說，何偉很給寫作對象面子，他會用一種流露惻隱之心的筆觸，來寫大陸和這片大地上的人。所以何偉的書一出版后就大受歡迎，不但美國讀者看到了新鮮，大陸讀者也對這位彬彬有禮的訪客拍手稱快。
但是保羅·索魯不同。索魯是一位愛挑別人毛病的寫作者，他把刻薄作為自己的旅行文學風格，總是快人快語、一針見血地指出寫作對象的問題——那些大家平日里避而不談的事，索魯這個外來客寫起來百無禁忌，
他從董樂山與《1984》的軼事，寫到八十年代大陸社會潛藏于樸素氣息中的拜金苗頭，再到綠皮火車上撲鼻而來的臭襪子、臭汗衫乃至廁所里流出的味道。
索魯是一位不回避偏見的寫作者，熟悉他的讀者會知道，他無論是寫大陸，還是寫英國、美國等，都不會手軟，他寫英國的文字當初也挨了不少罵，
索魯對大陸的觀察和他的綠皮火車旅行是分不開的，圖/維基百科
兩者細細對比，何偉的寫作給人一種感覺，他預設了兩類讀者，一類是美國的讀者，一類是在大陸的讀者，何偉真誠地端著寫作，他最大的貢獻是為大陸作者提供了一種安全的異域眼光，令人如入禁區，仔細琢磨，其實沒說出什么真正危險的，
何偉給予美國讀者一個作為鏡像的大陸，寫出的是安全而妥帖的范本，他的書大體不會冒犯主流。而保羅·索魯，你可以說他很刻薄，很不正確，但有那么一些時刻，你覺得這個人更接近你所理解的真實，他是那么毒舌，又那么像自己，
保羅·索魯：一個挑剔又耿直的旅行家
保羅·索魯一生著作頗豐，他既是小說家也是一名旅行作家。他出生于美國馬薩諸塞州的梅德福，但除了職業生涯晚期寫到美國，他把生命中大部分筆墨都留給了國外，他年輕時曾輾轉亞歐大陸和非洲，1963年，因為幫助馬拉維總理的政敵逃往烏干達，索魯曾被馬拉維政府宣布為不受歡迎分子，因此被驅逐出境，
保羅·索魯處女作《火車大巴扎》，一經出版遍驚艷文壇。
1975年，索魯的旅行文學之路正式開始，一部處女作《火車大巴扎》（The Great Railway Bazaar）驚艷文壇。
此后四十年，索魯筆耕不輟，有穿越美洲大陸、途中更換22種不同型號火車的《老巴塔哥尼亞快車》（The Old Patagonian Express，1979），也有犀利點評英國人的《英國環島之旅》（The Kingdom by the Sea，1983），還有《日出與海怪》（Sunrise with Seamonsters，1985）、《帝國之旅》（The Imperial Way，1985，穿越印度）、《太平洋的逍遙列島》（The Happy Isles of Oceania，1992）、《赫拉克勒斯之柱》（The Pillars of Hercules，1995）、《暗星薩法旅：非洲大陸的旅行報告》（Dark Star Safari，2002）、《前往東方之星的幽靈列車》（Ghost Train to the Eastern Star，2008）、《旅行之道》（The Tao of Travel，2011，評論作品）、《前往非洲叢林的最后一趟列車》（The Last Train to Zona Verde，2013）等作品，其中尤為值得一提的是索魯對非洲的描寫，他曾先后兩次書寫非洲，但前后兩次的筆觸和感受卻大為不同。
1986年，保羅·索魯來到大陸，記下了他的所見所聞，并于1988年出版了一本英文版游記。此書曾在大陸臺灣翻譯出版，書名直譯為《騎乘鐵公雞：搭火車橫越大陸》，鐵公雞即火車的別稱。如今，后浪將其重新翻譯、出版，更名為《在大陸大地上》，填補了索魯這本書在大陸的空白，
《騎乘鐵公雞》，繁體版，
1986年，正是改革開放初期，社會大潮翻滾，北京城的青年忙著搞先鋒文學，東北青年們在鋼鐵廠揮汗如雨，沒人知道幾年后的國企下崗潮，而農村正在施行家庭聯產承包制，鄉鎮企業風生水起，上海和廣東風風火火地搞經濟建設，大陸大地即將迎來大規模的南下打工潮，
索魯一路經過北京、上海，也去到內蒙古、桂林、昆明這樣的邊陲地方，八十年代，在大陸能坐上綠皮火車的多是城市精英，索魯的書中不乏對知識分子的描繪，但更主要的還是他對大陸風土、習俗、普通人生活與觀念上的記錄，
比如他發現火車上的大陸人都很好客，喜歡聚眾哈拉，從政治到文學，熱情地說著有一搭沒一搭，又比如在昆明翠湖公園，他看到人們唱《梁祝》，由衷感慨這些人是全大陸最快樂的人。
昆明翠湖公園。/ 圖蟲創意。
《在大陸大地上》給人印象最深的是索魯的刻薄。比如他會調侃：“在大陸人眼中，外國人都是鄉巴佬，我們的國家都是擠在‘中原王土’邊緣的蹩腳小國，”在談論金錢時，他也會調侃剛步入改革開放的國人在質樸的面孔下有對金錢的渴求，
但細讀全書，索魯其實非常驚喜于大陸的山川風物，這里的文學、飲食、建筑、城鄉區別，乃至公園里跳舞的人、昂揚向上的人，都令他感到久違的新奇。
比起英格蘭人的刻薄，索魯對大陸人的調侃已經算輕的了，他關注的重點是大陸人的精神面貌和物質觀念，在轟轟烈烈的現代化進程中，古老封閉的鄉土社會會受到怎樣的沖擊？大陸的大城市和小城鎮又有著怎樣的區別？
《在大陸大地上》
[美] 保羅·索魯 著， 陳媛媛 譯
后浪丨九州出版社，2020-12
他就像是一頭獵犬，對數字尤其敏感。索魯敏銳地意識到大陸快速發展的物價水平，他在書中寫道：“我初到大陸時，1美元可兌換約3元人民幣，但后來在旅途中漲到了4元。”
他事無巨細地記錄不同人群的工資收入：在上海擔任紡織廠工程師的“勒羅伊”，每月收入80元，如果去喜來登酒店，工資能漲到250元；在北京市場的小商販，一個月足可以掙500—700元，而在國家另一邊，超生罰款的1000元是很多工人一年的收入。
貧富差距懸殊在那時已經存在，北上廣的自由市場是掙錢的熱土，但在云貴邊陲，依然有很多貧民掙扎在生存線邊緣，索羅對此感慨道：“這些人真是窮得難以想象，他們滿臉皺紋，衣衫襤褸，手上的皮膚都已開裂，頭上的帽子皺皺巴巴，腳上的拖鞋破爛不堪……”
很多作家對八十年代的記錄是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但索魯對八十年代的記錄囊括了更多工人、農民、城鎮青年和家庭婦女的群像，建立了一種更生動、更全面的八十年代敘述。
在大陸知識分子的回顧中，八十年代往往以理想主義的面目出現，它被描繪為一個先鋒文學的黃金時代、知識分子參與社會的理想圖景。這樣的論述并沒有錯，但仍顯片面，僅僅體現了八十年代城市知識階層的視野，并沒有對大陸更廣大的城鎮職工、農民等群體有充分論述。
索魯固然也寫到了王蒙、董樂山等大知識分子，但他也關注到了大陸其它階層的心態變化。所以，《在大陸大地上》對我們回顧八十年代，是一份更多元的補充。
索魯的文字如果在八十年代同步譯入大陸，想必會引起如潮爭議，時隔三十多年，當大陸社會日益發展，今人回看索魯筆下的八十年代，卻也奇妙地和索魯站在了同一觀看視角，
換句話說，八十年代的大陸早已過去，當千禧一代被現代化、自由市場和多元文化的觀念塑造，他們和索魯一樣，其實也成了他者，一個站在本國土地上的陌生人。當我們的文化和索魯愈發相似，我們回望過去，也就愈發理解索魯對大陸的看法。
真實的大陸圖景
透過《在大陸大地上》，讀者能看到一個朝氣蓬勃、處于新舊變革之間的大陸，
開往桂林的列車上，一對青年男女牽手走進了車廂隔間，索魯說，這在當年的大陸很不常見。與此同時，“大陸的婦女穿衣極少露腿，如果有的話，可以說是十足的新鮮事”。
索魯有著照相機一般的記憶力，他能把火車上的痰盂、煙灰缸、女人的襪子顏色，乃至人們交談的細節記錄下來。
他對細節充滿好奇，如果有人掏出錢包，他會試著去數數那里有多少錢；如果出租車司機把他和愛人的合影別在了儀表盤上，他會細細端詳；如果看見有人在讀什么書或雜志，他會記下名字，
保羅·索魯，
他在書中寫道：“我還喜歡到處比價。我會抄下墻上的涂鴉和標語，我會找人翻譯墻上的告示，尤其是那些講述罪犯生平齷齪細節的布告（在罪犯被槍決前，這些細節都會被逐條列舉和公布出來）。我會記住別人冰柜里放了什么，旅行者的行李箱里裝了什么，我還記得他們衣服上的標簽內容（‘白象牌’工具、‘三環牌’男士內褲和‘標準牌’縫紉機之類的東西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腦海）。”
索魯明知綠皮火車臭氣熏天，夜晚仍睡在火車的臥鋪，在他筆下，“綠皮火車到處都破破爛爛，風扇一直不轉，門鎖被扯掉了，座位扶手早已變形脫落，行李架是壞的，車窗也無法推動——最后這個問題最嚴重，因為隔間里又熱又嗆人”，
為了通風，他趁乘務人員熟睡，“掏出瑞士軍刀旋開了窗鎖，拆下了窗戶邊框，把玻璃往上推了6英寸（15厘米），然后又把五金件安裝回去”，
和何偉長期融入一個地方的旅行方式不同，保羅·索魯的旅行是以游蕩為主的火車之旅。他把火車作為串起不同地域的鑰匙，用一種挑剔、真誠的目光，來捕捉陌生土地上的文化差異。
乘坐綠皮火車旅行，/ 圖蟲創意，
他把自己作為他者，不會為了顧及東道主的面子，而在書上寫那些溫情脈脈、討好各方的體面話，他的文字以辛辣著稱，如果魯迅先生看到，想必會對他會心一笑，
固然，由于旅居大陸時間的有限，索魯的記錄相比何偉欠缺厚度，但正因為他的直率和真誠，使他的筆觸更接近八十年代大陸的社會面貌。在他的書里，我們不僅能看到熱辣辣的中西文化差異，也能看到一份真切的改革開放初期社會圖景，
何偉的九十年代大陸敘事：
飽含惻隱之心地書寫肌理褶皺
和索魯對大陸的書寫相比，從九十年代到“大陸入世”后，“和平隊”成員何偉對大陸的書寫更具有縱深力度，或許，何偉恰恰是看到了索魯對大陸的書寫，才調整了自己的敘事策略。
他明顯放棄了游歷式的看客記錄，而是要求自己在大陸的小城市待得足夠久，直到對當地具有親密感，把看客的外衣去掉，如同家人一般敘述一個地方的肌理紋路，
《江城》可謂是此種書寫的代表作，何偉沒有寫北上廣，而是一頭扎進涪陵這座西南小城，書中開篇道：“1996年8月底一個溫熱而清朗的夜晚，我從重慶出發，乘慢船，順江而下來到涪陵，涪陵沒有鐵路，歷來是四川省的貧困地區，公路非常糟糕。”
比起八十年代，何偉所處的大陸市場化程度更深，社會貧富差距也更大。當北上廣的房地產商上演金錢永不眠，西南山區遍布貧瘠而蠻荒的角落。面對差異，何偉并不急于批判，他前往四川涪陵師專教書兩年，期間學習國語和四川話，和當地人交朋友。
《江城》
[美] 彼得·海斯勒 著，李雪順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 2012-1
何偉的方式已經不只是旅行，而是“旅住”，他有一顆與脆弱共情的體貼之心，對差異有一份驚人的包容和理解能力，這使他的文字較少發達國家知識精英的傲慢，多了一份友鄰般的溫情與體貼，甚至，我們能在何偉的文字中讀到他對大陸，尤其是對涪陵這樣的小地方的熱愛。
《江城》的書寫區分了人、社會和政府這三種對象。如果問這本書為何能脫穎而出，就是他跳脫出了空洞的政治話語和東方凝視，以小城鎮為載體，以小見大地呈現出真實的大陸民間生態，
何偉竭力把人從大詞中剝離出來，他筆下的官員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而不再是籠統的冷冰冰的政客，他筆下的大陸人也顯得如此不同，以至于每一種概括都不對，
說到底，《江城》這本書跳出了傳統的中西方對比寫法。何偉不但意識到大陸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不同，也用入情入理的筆觸書寫了民間社會的肌理褶皺，而這一點，是他的大陸書寫難能可貴的地方。
長江邊的涪陵，是何偉書寫大陸的起點，/圖蟲創意
只是，對于如今已經被文化精英緊盯的何偉來說，還能否寫出《江城》這樣的作品，需要打一個問號，從何偉后來對埃及的描繪來看，他的筆力并不遜色于當年，但是在大陸，當他在成都教書，他的每一篇文章也都會受到中美知識圈層的熱議，但他明顯比過去更感到束縛，
何偉的寫作是高度依靠觀察對象的，對象的復雜程度、他寫作的自由程度，能反哺他的寫作。而現在，何偉似乎陷入了一種浮光掠影的狀態中，他依然可以滿足美國讀者的想象，提供異域風光、俏皮話和溫柔的筆觸，但對大陸讀者來說，很多人只是為了何偉的名頭才去看他新寫的內容，
比起大陸職業記者對此的書寫，何偉沒有提供什么新的東西，即便是對大陸疫情、教育的觀察，也只是用一包糖紙包裹了一些陳詞濫調，除了摘抄幾句幽默的調侃，我們很難從他的新文章中獲得更多東西，
當然，對于何偉，這是寫作上新的考驗，而對于大陸的非虛構寫作者來說，他們已經是這方面的老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