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世界上任何正經國家的正經軍隊里，一名軍人都得進入軍校接受正規的軍事教育之后，才能成為一名軍官，繼而獲得軍隊的領導職務和指揮權力。不過這也導致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大家學的東西都差不多，你懂的我也不會不知道，再想搞什么出奇制勝的空間就很有限了，所以正經的現代戰爭模式變得愈發的團隊化、體系化或者說是套路化，指揮官的個人風格及作用也日益淡化——一個顯著的現象就是自二戰之后，所謂的“名將”變得越來越罕見，簡直快成瀕危物種了。
有人可能會說這是因為近幾十年來世界局勢總體保持著和平的態勢，沒有爆發過大規模戰爭的緣故。不過大洋彼岸的鷹醬這些年可從來沒閑著，到處煽風點火，可誰能說說曾冒出過幾位世界公認的名將？相反，倒是成天跟鷹醬玩“治安戰”的那些純野生的阿卜杜拉和蘇萊曼尼們，倒是經常能把戰術玩得五花八門，動不動就揍得鷹醬滿頭包，看起來頗具傳統名將的氣質。
現代意義上的軍校，最早出現在18世紀的英國（桑赫斯特皇家軍事學院），換種說法就是在此之前全世界的軍官基本都是自學成才的，比如在大陸，就有“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將必發于卒伍”（《韓非子·顯學第五十》）的說法，明確指出了當時軍官培養的主要途徑就是扔到戰場上自生自滅。那些百戰余生下來還能只需瞅一眼睛、聞一鼻子、聽一耳朵就知道仗能不能打、該怎么打，打贏了怎么追、打輸了怎么跑的幸運兒們，基本上就是妥妥的名將了。像我們熟知的呂蒙、劉牢之、薛仁貴、狄青、岳飛、徐達等，都是從這套最原始野蠻卻也最有效的的軍官培養模式下脫（xìng）穎（yù）而（cún）出（huó），繼而名垂青史的。
不過這種可以稱之為“散養派”的名將培養方式成材率太低，也太浪費“材料”——說不定有多少堪比韓白的名將種子，第一次踏上戰場就迎頭挨了一刀或一箭，連小命都沒了還怎么建功立業？而那些總是能在戰場上活下來的家伙，大多不是兵油子就是膽小鬼，真正敢戰、能戰、會戰還總是能在戰場上遇到“人體描邊大師”的幸運兒，恐怕百十萬人里也挑不出一個，
于是就有了第二種軍官培養途徑，那就是“家學派”——即名將老子將自己在戰場上的心得體會、經驗之談毫無保留傳授給自己的接班人，使之在戰場上少走甚至不走彎路，從而比別人更容易建功立業。不過既然是“家學”，那自然是傳內不傳外，甚至是傳嫡不傳庶，從而往往形成了軍事壟斷性質的“將門”。比如秦之蒙氏（蒙驁、蒙武、蒙恬、蒙毅），楚之項氏（項燕、項梁、項羽），漢之李氏（李廣、李敢、李陵），江東陸氏（陸遜，陸抗，陸機、陸云），北宋種氏（種世衡、種諤、種師道、種師中）等等，都是典型的將門，
不過老子英雄兒好漢這種事情總是少有，而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幾率甚至還不如發于卒伍的散養派。于是就有了“富貴不過五代，將門不過三世”這種說法，事實上絕大多數將門傳不了幾代就只剩下了滿院子的酒囊飯袋（當然也有將門普遍受到打壓的緣故），根本甭想指望將門能源源不斷的培養出高質量的名將，
尤其是到了隋唐以后，名將不但越來越難產，而且偶爾捧起幾個也是水貨居多，比如南宋高宗年間所謂的“中興四將”，再加上自晚唐藩鎮割據到五代政權更迭，武將徹底砸了招牌、失去了信譽，于是文官領軍的情況也就越來越多見了，
對于文官領軍這碼事，歷來爭議就很多。不過在普遍使用文官領軍的宋明兩朝的統治者肯定不會是傻瓜，他們做出這樣的決策肯定有其合理性和可行性，
翻開一本《三國演義》，像蜀之五虎上將、魏之五子良將、吳之江表虎臣這樣大名鼎鼎的武將，頂多能充當個打手之類的角色；而像荀攸、程昱、蔣琬、法正、張昭、魯肅這樣的謀士大多只能當個幕僚，唯有像司馬懿、諸葛亮、周瑜這樣武能出將、文能入相的綜合型人才，才能算得上是挑動一方風云的頂級人物，
“出將入相”這個成語出自唐朝詩人崔顥的《江畔老人愁》一詩——“兩朝出將復入相，五世迭鼓乘朱輪，”說的是那種文武兼資，上陣能指揮千軍萬馬，入朝可以治平安天下的全能型人物。這樣的人才在兩宋以后愈發的可遇而不可求，偶爾冒出一個就稀罕得不得了，比如徐達就曾被明太祖朱元璋捧上了天：
“太祖御書春聯，賜中山王徐公達云：‘始余起兵于濠上，先崇捧日之心逮茲。定鼎于江南，遂作擎天之柱。’此二十六字，乃初封信國公誥中語也。又一聯云：‘破虜平蠻，功貫古今人第一，出將入相，才兼文武世無雙。’”（《金陵瑣事·卷一·春聯》明·周暉）
不過在兩宋以前，像徐達這樣文武兼資的全才雖然也沒多到像蘿卜白菜似的滿大街都是，卻從來都不是什么稀缺物種，只不過卻總被人忽視掉罷了，
在始皇帝一統天下以前，貴族是天然的統治者。同時作為一種榮譽，在戰國之前唯有貴族才有資格從軍打仗，因此在當時能稱之為貴族的天子、諸侯、大夫和士這四個階層的成員都必須文武雙全才算合格，這種情況哪怕是到了戰國以后其實也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比如著名的“戰國四公子”孟嘗君田文、平原君趙勝、信陵君魏無忌與春申君黃歇治政的本事就都不錯，打仗也從來不含糊，
另外像吳起，給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就是在軍事領域的成就，不但與兵圣孫武并稱“孫吳”，還位列武廟十哲，事實上老吳在政治上的能力也毫不遜色，曾在楚國擔任令尹并發動變法，大大增強了楚國的國力、擴展了疆域，要不是楚悼王猝死、吳起慘遭舊貴族殺害，他主持的變法成就未必就遜于商鞅，而后者因為在秦國變法而名垂青史，但打仗的本事也不差，曾作為主將連續發動了對魏國的河西、安邑和西鄙之戰，這才積戰功獲封商於十五邑、贏得了“商君”的名號。
而出將入相這種事，在兩漢時就更加普遍了，比如曹參、王陵、周勃、周亞夫、李蔡、公孫賀、鄧禹、吳漢、竇憲、曹操等，也統統都是上馬能治軍、下馬能安民的全才。到了東晉，號稱“王與馬，共天下”的王導，文能擁立、輔佐晉元帝司馬睿延續晉祚，武能平定王敦、蘇峻之亂穩定政局，號稱“中興名臣莫與為比”（《晉書·卷六十五·列傳第三十五》）；而作為翩翩一名士的謝安，不但能用嫻熟的政治手腕挫敗桓溫的篡位圖謀，更是指揮晉軍在淝水之戰中大敗號稱百萬之眾的前秦，堪稱挽狂瀾于既倒，至于南北朝時的劉裕、蕭道成、蕭衍、陳霸先總是沒完沒了的篡位改朝，還不是因為無論是文職武職都做到了頭，不換個皇帝當當實在是說不過去了？
即便到了隋唐，能出將入相者依舊層出不窮，如隋之高颎、蘇威、楊爽、楊素、宇文述，唐之長孫無忌、李靖、李勣、侯君集、劉仁軌、婁師德、郭元振、李晟等等，可是這樣的人才到兩宋以后就出現了嚴重的斷檔，能先出將再入相者唯徐達一人而已。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原因肯定不是人不行了，而是時代變了。
武將被文官搶了老本行，不是沒有原因的。
首先，從先秦到隋唐雖然歷朝歷代的選官任官制度在不斷的變化（從世官制到耕戰賜爵，再發展到察舉制和九品中正制），但歸根結底都與“門第”二字息息相關——也就是說要沒投上個好胎，起碼在隋唐以前是基本上極少有機會當上大官的，更別提出將入相了。
在這長達近兩千年的時間里，由貴族、勛貴以及士族所組成的權貴集團幾乎壟斷了歷朝歷代中最優質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等方面的資源。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勢和利益，他們會不惜代價的培養人才作為自己在朝廷中的代言人，而且相較于宋明時期那些為了求得功名只顧狂啃那些全無用處的八股的讀書人，權貴集團對其培養出來的人才要求更簡單，也更現實，那就是“文能安邦，武能定國”，要是兩者還能兼顧當然更加求之不得，一定會作為重點培養對象，
更重要的是，權貴集團擁有的不僅是權勢、金錢和土地，更是壟斷了當時最優質的教育和輿論資源。所以他們才能源源不斷的培養出人才，還能輕而易舉的讓這些人出人頭地。打個比方，平頭百姓種地是為了活命，身為瑯琊望族子弟的諸葛亮“躬耕”卻是為了養望，還有一大幫子人到處替他鼓吹——一個從未出過仕的小年輕貓在山溝里就這樣成了仰天下之望的“臥龍”，引得劉大耳朵不惜三顧茅廬前來延請。
隋唐之前那些能夠出將入相的大才，絕大多數都是權貴集團培養出來的或與之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可是隨著唐末戰亂將傳統的世家豪族幾乎屠戮一空，這條延續了上千年的精英培養模式也隨之徹底完蛋，很快被科舉制度下批量生產出來的士大夫所取代，
其次，在隋唐以前世風尚武，推崇軍功，能夠保家衛國、開疆拓土的武將受到了普遍的尊敬和認同，在政治層面“崇文抑武”也沒什么市場，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還呈現出“武貴文賤”的趨勢。比如像曹參、周勃、周亞夫、楊素、李靖、李勣等能因軍功拜相，可誰聽說有哪個純粹的文臣因為治國有方就能拜將領軍？倒是有像班超、班固、陳湯、陸遜等這樣的文士投筆從戎、躋身軍旅。這樣的事情要是發生在宋明，一定會被當成自甘墮落的士林敗類而遭到唾棄，但在漢唐就鐵定是流芳青史的一段佳話，
不過自從安史之亂以后，那些外戰外行、內戰內行，保國無術、殘民有方的各方軍頭們，算是徹底把武將的招牌和信譽給砸了個稀碎，尤其是晚唐到五代期間，武將們簡直鮮廉寡恥到了極點，為了自己的私欲置天下安危、生計于不顧，依仗兵權為所欲為，動輒以臣弒君、篡國奪位，期間一個小軍閥安重榮的心里話，就道出了當時那個時代的殘酷現實：
“重榮起于軍卒，暴至富貴，而見唐廢帝、晉高祖皆自藩侯得國，嘗謂人曰：‘天子寧有種邪？兵強馬壯者為之爾！’”（《新五代史·卷五十一·雜傳第三十九》）
所以宋太祖趙匡胤在立國以后，便果斷的將兵權從武將手中收回，即“杯酒釋兵權”，當然，趙大奪取了武將的命根子，也不能不付出代價，那就是給予其安全保障和金錢補償：
“人生如白駒過隙，所為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籓，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之業，多致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續資治通鑒·卷二·宋紀第二》）
說白了就是從此把武將當豬養起來，而且趙大說話算話，還真把大宋朝的武將都養成了豬，
最后，通過世家等權貴集團培養人才的模式崩潰以后，便由科舉選材取而代之。不過相比前者，由科舉及第獲取官位的士大夫們基本上都是長于文而拙于武，事實上也正是從北宋起文武才真正殊途，彼此間涇渭分明，才有了所謂的“崇文抑武”，
士大夫崛起后，為了攫取更大的權力自然會配合皇帝打壓武將，并不斷的越界侵奪本屬于武將的職權。武將本來就地位越來越低下，還被養成了豬，誰還能指望一群豬打勝仗？
武將們打得敗仗越多，在皇帝眼中就更像是一群豬，在這樣的惡性循環下，大宋朝要是還想把仗打出點人樣來，剩下的也就只能指望文官領軍了，
指揮打仗這門手藝說難其實也不難，要么靠天賦異稟，要么靠經驗積累，要么靠運氣加持，三者有其一基本就能打出功勛和名聲，要是都能沾上點邊的家伙，那就是妥妥的名將無疑了。
只可惜科舉這種玩意，雖然是一種相對公平的人才選拔機制，卻在毫無使用價值的同時最擅長泯滅天性、僵化思想和破壞人的創造力和開拓精神。偏偏那些通過科舉脫穎而出的士大夫們又高高在上，根本不屑躬身傾心于被視為卑賤的軍隊事務，治軍手段之簡單粗暴更甚于武將，比如韓琦：
“（狄）青出立于子階之下，懇魏公（韓琦）曰：‘焦用有軍功，好兒。’魏公曰：‘東華門外以狀元唱出者乃好兒，此豈得為好兒耶！’立青而面誅之。”（《默記·卷上》）
這樣的人帶兵沒帶出嘩變來都是漫天神佛保佑，還指望他們打勝仗真是過于奢求了。
偏偏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士大夫們，以為自己進士都能考得，區區帶兵事何足道哉？只需將兵書戰策倒背如流，斬將奪關自然不在話下，
黑格爾有句話說得極好——人類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沒有從歷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訓。紙上談兵的典故在大陸堪稱婦孺皆知，那些學富五車的士大夫們自然沒有不懂的道理，可是這樣的道理用在別人身上他們認為是理所當然，攤到自己頭上那就是絕對不可能的了，反正別人都可能是趙括，唯獨自己肯定不是。
比如張浚。這貨明明是個文士，卻自詡是漢初三杰、留侯張良之后，就對自己的軍政能力有著迷之自信，他不但時不時就胡亂插手軍事，還動不動就主動請纓領兵出戰，結果一出慘敗于富平，將北宋西軍最后的種子消耗殆盡；二出致亂于淮西，喪失了一次極可能讓南宋收復故土的良機；三出則在符離喪師，迫使宋孝宗趙昚簽下了喪權辱國的隆興和議。張浚領軍的特點就是三個字——瞎胡鬧，他最擅長的就是將必勝之戰打成必敗，將持平之戰打成大潰，將小負之戰打成全軍覆沒……真真是沒有“敗機”也得制造“敗機”，反正好像不打輸就沒臉見人似的，簡直奇葩到了讓人無語的地步。
后世有明事理者甚至認為張浚之害過于秦檜，“宋高宗之不能中興者，豈特壞于秦檜之主和。張浚之為將，有累中興者多矣”（《萬歷野獲編·補遺卷二·禮部》明·沈德符）。就連趙構也深悔誤用了這貨，晚年提起張浚時的態度堪稱是嗤之以鼻：
“浚用兵，不獨朕知，天下皆知之，如富平之敗，淮西之師，其效可見。今復論兵，極為生事。”（《續資治通鑒·卷一百三十一·宋紀第一百三十一》）
然而不管張浚有多么愚蠢和無能，但作為士大夫的杰出代表，就有無數同輩中人拼命為其涂脂抹粉。于是在他死后，不僅作為文臣典范入列為昭勛閣二十四功臣、從明朝起配享歷代帝王廟，還有一幫不要臉的昧著良心往死里吹噓張浚的“武功”。甚至認為他的軍事才能堪比韓信、諸葛亮，老打敗仗只是運氣不佳而已：
“背水未成韓信陣，明星已隕武侯軍。
平生一點不平氣，化作祝融峰上云。”（《宋詩紀事·卷五十八·劉過》）
若是韓信、諸葛亮泉下有知，也不知道還能不能壓住他們的棺材板。
張浚可以說就是文官領軍的典型代表，雖然他有些過于“典型”，但絕大多數文官領軍的結果都好不到哪兒去，事實上，在宋明兩朝由文官領軍而能取得不錯戰果的也就范仲淹、虞允文、于謙、袁崇煥等寥寥數人而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這幾位頗具軍事才能的文臣，所起到的作用也僅是在防御作戰中能拯一時之危而已，對扭轉整體戰局所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
大規模的文官領軍始于兩宋，但在北宋立國之初，尤其是統平天下、與契丹爭奪幽燕的時期，領兵打仗的還是以武將為主。而且相較于后來被各路蠻夷輪番暴打，這一時期北宋雖然也沒少打敗仗，但起碼跟正處于極盛期的契丹人打得有來有往，而且在總體上保持著戰略進攻的態勢，
可是到了宋仁宗趙禎一朝，因為被養成了豬而在戰場上表現得也越來越像豬的武將實在讓人看不過眼，不得不啟用了夏竦、范仲淹等文官治軍，因為夏、范等人是北宋文官中少有的既有才能又頗為務實之士，所以這一措施取得的效果還不錯，于是文官領軍遂成慣例，但既然是慣例，就說明缺乏制度化的措施，比如宋哲宗時的宰相劉摯就曾經指出：
“臣竊聞祖宗之法，不以武人為大帥專制一道，必以文臣為經略以總制之，”（《宋朝諸臣奏議·卷六十五》）
而明朝的情況則有所不同。在明太祖朱元璋立國前就曾設置了一個名為“總制”的差遣，不僅負責軍事指揮還要總攬地方政務，所以多任用文官擔任，也為后來的文官領軍提供了制度基礎。在土木堡之變導致軍事勛貴集團幾乎遭到團滅以后，文臣統兵遂在明朝形成制度——此時由文官擔任的兵部尚書正式擁有了統軍作戰的權力，同時還出現了一些文臣統軍的官銜，如鎮守、總督、提督、巡撫等。
不僅宋明兩朝的文官領軍的發展歷程不同，用人的理念也有很大的差異。在兩宋因為士大夫的政治地位非常高，甚至高到了可以跟趙姓皇帝共治天下的程度，所以只要某個大才子文章能寫得妙筆生花、嘴炮能打得天花亂墜，又湊巧讀過幾本兵書，那在士大夫的眼里就是妥妥的文武全才了，領兵打仗完全不在話下。
這里要插句閑話——大陸古代的兵書基本上只講戰略，即便少有的講到戰術，也是文字生僻、言簡義奧，而且動不動就故弄玄虛。尤其可恨的是，本來就薄薄的一冊兵書，恨不得只用三五個字就將帶兵打仗的事情全講完，似乎多寫一個字就得丟多大面子似的。熟讀了這樣的兵書，對搞搞運籌帷幄之中的“廟算”還算有些參考價值，真正到了戰場上要是還教條的按照這些玩意依葫蘆畫瓢，要是不打敗仗那才真叫活見鬼，
對于這個問題，明朝的統治者認識得就更為深刻。所以明朝的文官雖然仗打得也不咋地，但起碼比起宋朝的同行來還是要高明得多，
在明朝，一個文官想領兵，必須具備起碼的軍事素質。比如于謙，在他還是童生時就非常熱衷于鉆研軍事問題，而且不是像尋常書生僅滿足于“熟讀兵書戰策”，而是更深入的分析研究，積累了大量的讀書筆記，再比如王陽明，從小不僅兵法嫻熟，而且勤練武藝，箭術比職業武官還要高明，
除了這些基本素質，明朝還特別注意對領軍文官的系統性培養。像明朝因軍功封爵的三位文臣之一的王越，在擔任三邊（延綏、寧夏、甘肅）總制之前先是以御史的身份赴西北督查軍務，然后又以襄理軍務的名義隨撫寧侯朱永遠征塞外。在親身經歷了戰爭的艱難與殘酷，并對實戰經驗進行了總結和領會以后，王越才有機會獨當一面，最終成為文臣中少有的名將。
對此，王越曾在自己的回憶錄《襄敏集》中感慨——在沒有上述這些經歷以前，他曾對從軍之事有過許多想象，結果真正在戰場上走了一圈之后，才發現白浪費腦細胞了，以前想的都是瞎扯淡的東西，
像王越這樣的例子還有許多。比如劉大夏、譚綸等文官領軍的佼佼者，都是經過了系統的培養和鍛煉以后，才最終得到了領兵打仗的機會。在這種情況下，明朝的文官打起仗來，自然要比兩宋的那些胡搞亂搞一氣的家伙要強得多。
從秦漢到隋唐尚武之風盛行，一個顯著的特征就是在這一千年左右的時間里，各大王朝整天不是跑到別人家里揍人，就是蹲在家里挨揍，仗打得多了，自然名將出頭的機會就大了，而且盡是些充滿著進取精神、攻擊意識的英雄人物，看著就讓人提氣，
兩宋以后，雖然開國建基還需要武將賣命，但在政治制度上的高度成熟，使得宋明的統治者很快就有意識的限制武將的權力，刻意拔高文官的地位，最終形成了文官領軍的局面。這樣一來，固然使得武將集團愈發的的萎靡頹廢、軍隊的戰斗力大幅下降，但終宋明兩朝均未發生過嚴重的武將叛亂，不得不說在某種程度上也實現了兩朝統治者所要達到的目的。
當然，這也是時代風氣變化使然，在漢唐時期，統治者高度自信，臣子不論文武都有著高度的進取精神，開疆拓土始終是時代的主旋律，當然這種風尚導致的另一個結果就是在此期間的大多數王朝，最終都亡于由武將集團衍化而成的軍閥勢力。
到了宋明，“內治”取代“外拓”成為了統治者最為關注的問題，打壓武將并以文官取而代之就成了必然的選擇，當然這也導致了宋明兩朝最終都沒冒出什么能夠影響到王朝存亡的軍閥集團，最終卻統統被比軍閥更兇猛的異族鐵騎打得稀巴爛。
這不是文官領軍的錯，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也不是皇帝的錯。畢竟在歷史上，大家伙都習慣了“以史為鑒”，都在忙著拼命堵前朝暴露出來的窟窿，卻少有能預見到會出現什么新問題，比如那個郁悶的道光皇帝——歷來中原的大敵都來自北方的大漠草原，大清朝甚至想出了“一座喇嘛廟，勝抵十萬兵”這樣的妙招，可誰能想到在東邊的大海里又冒出來一幫可惡的紅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