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雅婷、阿鐘
作者：阿鐘
關于80后作家蕎麥，大家更熟悉的可能是她的微博ID——蕎麥chen，她在微博上跟粉絲一起討論公共事件、娛樂話題，表述實際經驗或觀點，以及，通過分享私信的方式展示一些當代年輕人的私人生活。
微博上的即時發聲和回到文學創作上的小說、散文，分攤了蕎麥的表達欲。在新時代的輿論場上，她仍占有一席，這讓她可以把曾經的生活經驗、媒體人身份跟當下聯系起來，寫出一些視角獨特且更細致的內容。
在今年1月發布的新書《普通婚姻》里，蕎麥寫了一個從十年前就在想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城市中一對普通夫妻：80年代出生，大學部開始戀愛，畢業后結婚，兩人都從事著最為常見的職業。
從2008年到2018年，這對夫妻的工作、婚姻、日常生活與時代相交匯，他們以及他們身邊的人，經歷了各自意氣風發的前半場，隨之迎來一些失敗、和失敗之后不同走向的人生。
在蕎麥的筆下，一部分80后就是會經歷某種失敗，無可避免。他們可能會實現傳統意義上的成功，擁有話語權或最基礎的事業有成、已婚已育、有房有車，在城市里過著屬于中產或以上的生活，但他們未能進入那個年輕時所向往的理想世界，也早已偏離年輕時的航向。這是成功無法抵消掉的“失敗”。
在2018年跟作家周嘉寧的一場對談里，蕎麥說“失敗者”是她給自己和周圍朋友的概括。意識到這一點后，她在寫作時再也無法忽視這種失敗。
（圖片來自：澎湃新聞）
真正開始寫《普通婚姻》已經是2020年，十年的時間，讓蕎麥想清楚了這個故事，也給她的最初設想帶來了一些變動，例如當時她覺得太過文藝、離讀者生活很遠的記者、編輯，已經不再是脫離大眾認知的職業了，
媒體行業在過去十年，變成了和蕎麥剛畢業時進入的那個“媒體行業”，完全不一樣的東西。然而沒有什么人寫下這種轉變，作為學新聞學出身的人，蕎麥覺得“行業的這種滄桑巨變，還是想把它隱隱地寫進去”。
在《普通婚姻》里，進入紙媒工作的主角夏玥一腳踩進那個前程似錦的年份，最終也沒能扛過時代意志，而她曾經的領路人同樣受挫，最后卻又罕見地選擇了退回堅守。
書里的結局畢竟更美好一些。在真實世界中，經歷過理想主義洗禮、又受新聞理想感召的一代人，在這個行業衰落后，光芒也跟著黯淡，有人堅持過，更多人選擇另一條路或就此隱匿。但沒人甘愿接受黯淡，有類似經歷的讀者在這本書的豆瓣長評里寫下ta的不平和哀嘆，還有與下一代人的互不理解——“95后00后們怎么可能理解那種對某一職業的執著與盲目”。
一個新的十年開頭了，兩代人可能都沒來到各自的理想世界，要如何面對、處理這種失落乃至失敗，蕎麥覺得“只能每個個體承擔起自己的責任，并且不要后退，不要偏航”。
“好幾年前我的朋友跟我討論，說我們要學習、要進步，當時覺得很老土，現在覺得它是我們個人面對世界唯一的方法，就是我們要學習，我們要進步，我們不要在智識上妥協”。
以下為部分訪談內容：
N=北方公園NorthPark，Q=蕎麥
N：《普通婚姻》選擇2008年做為起點，是因為這個年份比較特殊，比較值得記錄嗎？
Q：我覺得2008年像一個幻夢一樣，當時劉歡唱“我和你心連心，同住地球村”，“地球村”這個概念大家覺得一定會成真的，我們覺得自己跟世界之間的距離也就一步之遙，有一天我們可以輕松地走向世界，融入到里面。
我們那個時候經常讀翻譯過來的一些海外的報道，然后開始對于很多海外的作者或者明星有了解，但是沒有想到08年之后世界是分裂而不是共進的，直到現在，包括疫情，世界的狀況整個就是跟08年大家的想象完全走向了兩個方向。
而且08年汶川地震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件。地震之后，我覺得媒體所面對的問題也就越來越復雜了，所以不管從什么角度來說，我覺得2008年對我們那一代人都是很重要的一年。
N：《普通婚姻》里夏玥最后去了紀錄片團隊，周為愷還是回到了媒體行業，而他的一位同行把自己放逐到了國外，十年前周為愷這樣的男性媒體人在現實中還是挺多的，然后某段時間之后，他們要么進入互聯網企業，要么不再做媒體記者，甚至連非虛構也不寫了，再做媒體和內容創作時，就感覺很憤怒，很多人不理解他當時在追求和實現了的東西。周為愷跟您那個時候了解到的媒體人有什么不一樣嗎？為什么會給周為愷安排這樣一個結局？
Q：我寫結局的時候，其實是2020年年初，當時是疫情最焦灼的時候，那個時候傳統媒體再次承擔了很多作用，包括《三聯》或者是《財新》，傳統媒體的再次發聲顯示了他們和普通新媒體完全不一樣的能力和視野，
我那個時候就想說媒體會在大眾需要的時候再次出現，當時是很樂觀，而且我當時很深刻地意識到人們還是需要專業的媒體，它就不是自媒體能夠代替的，我當時寫結局的時候是這樣，
但是很快這個事情又開始像曇花一現，現在說這個顯然又是太樂觀了，也并沒有那樣對吧？很快《財新》的記者和《三聯》的記者就因為其他的報道又被抨擊，這個現象并沒有能持續下去，但是我還是給他一個相當光明的結局，
實際上你現在看微博的很多媒體人，如果這本小說能再嚴肅一點，其實周為愷的變化，可能是像現在微博上很多媒體人，他們一半繼承了以前的精神，現在可能就像你說的處于一種憤怒當中，一半早就變化，徹底走向對立面，如果把它寫得再尖刻一點，或者怎么說再殘忍一點，應該是這樣的結局，但是我還是想在小說里面給自己或者是給很多人留一點點希望，雖然我的媒體的朋友看了之后說這是不可能的，就是說你再次經過這么多事之后，再回到媒體，而且在這個年紀實際上是很不可能的，但是既然我們是虛構嘛，我就想說我們在虛構里面完成這一切。
N：對傳統媒體、還有新聞理想衰落，您自己是什么感受？您現在的想法也還是比較樂觀的嗎？
Q：我其實在小說里面寫到這部分，包括在前面有一段特別探討了這個問題，現在其實很多年輕人也會說這個問題，他們會覺得傳統的媒體人在談論公平和平等的時候，自己是把自己有精英化的，ta 并沒有把自己算在普通人里面，ta 在追求自己的一點點特權或者是精英化的東西，這個東西其實是有機會轉變出來的，但是時代沒有給媒體這個機會，所以導致現在好多媒體人在微博發聲的時候，下面的評論也不是很友好，因為他覺得說你們說是要為普通人發聲，但是你們自己又自視甚高，這種落差本來是應該在之后的媒體的成長中得到解決，或者是會平緩一下的，但是因為后來紙媒大幅衰落，這個機會也就沒有，
所以這種傳統媒體精英跟普通人之間的溝壑，好像現在在網路上反而變得很嚴重，經常看到那種評論，這也是 ta 們最終很多人開始轉向的原因，ta 們開始覺得說我在為你們發聲，你們為什么不支持我？然后又很快倒向另一面，這里面關系就比較復雜，我自己在嚴肅媒體待的時間不長，在普通媒體待的時間比較長，后來寫東西比較多，置身于時代和社會之外，我現在反而個人的轉變比較少，
N：現實中其實有一波媒體人選擇去寫小說，放棄媒體甚至新興的非虛構寫作，選擇回到文學的世界，在您看來寫出一篇篇新聞稿件，發表影響到很多人跟能寫出一部作品，但受眾很小，哪個成就感更高一些？看到媒體人退回到相對小眾的文學，只做個人表達，您會覺得惋惜嗎？
Q：我個人覺得文學當然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它窄但是深，它下面有很廣闊的土壤，但是本身從記者轉向作家也是很難的，并不是那么簡單，而且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很多從記者轉向作家的人也是暗暗地失敗了，因為小說并不是那么容易寫，它是兩個類型的創作，
最好的辦法當然是像我小說里那樣，記者還能在媒體中發出聲音，還能寫出更好的報道，這當然是一個非常樂觀的情況，但是我覺得它也是一種很無奈的事情，
N：我個人的體驗是有從這本書里看到（褒義的）“女性凝視”，有男性的朋友或讀者像您表達過他的看法嗎？
Q：女性凝視。對，我前幾天跟一個朋友聊小說的時候，因為我覺得我自己的寫作能力也不是特別強，我想說我一個寫作能力并沒有達到特別高高度的作者，還在堅持小說創作的意義是什么呢？然后我朋友就說：“去創造新一代的女性形象，新一代的女性語言，一種新的寫男女小說的方式”，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做到，但是我確實在努力這么做，因為我們這一代的作家也是看男性作者的小說長大的，我們心目中的大師，很多都是男性作家，我們在其中體會到的女性形象有時候可以說是很傳統的，并且有時候是我們意識不到的傳統，可能是這兩年才意識到女性形象的問題在哪里，然后包括以前的女性作家寫女性形象也有類似的問題。我們是不是在我們的創作中可以稍微地改變它，然后漸漸開辟出新的目光，我覺得我們可以試試這樣做，
N：還有一個感受是，在您的書中，所有的關系都近似于一種權力關系，就是寫兩個人物的關系，還是會著重寫雙方在一個關系網里的具體位置，很多感情體驗都和這樣的位置有關，心理描寫相對少，時代背景和人物描寫相對多。您自己在日常生活里也會這樣去理解人和人的關系嗎？這是后天習得的嗎？您認為這樣去理解人物關系的必要性是什么？
Q：我以前其實完全不會這樣，如果你們讀我以前的小說，就會感到一片情感的、混沌的東西，就我以前完全是情感派的，然后這本小說一個顯著的進步，我自己認為，就是說它的世界變得更加清明和理智了，清晰明白。我覺得對人物關系的理解還是源自對世界理解的進步，對社會理解的進步，還是要學習要讀書，實際上就是虛構作品想要進步，還是源于你對世界理解是否進一步深刻。
實際上對各種理論的學習和閱讀很幫助我們理解世界，但如果你更好地理解了世界，你可能寫虛構小說也會有些進步。我以前是完全真的是情感的海洋，現在就會有一些理智的陸地這樣子。
N：寫完之后再回頭看夏玥這樣的女孩，用您現在生活經驗來看，她性格里最“好”和最“壞”的部分是什么？
Q：我以前不太懂得欣賞這樣的女孩子，我覺得她們不夠有趣，她們是那種經常會讓你感到掃興的人，就是說我們很多人一起去喝酒吃飯很開心的時候，但是到了一定時間她是一定會站起來說我必須要回去，她一定按照自己的生活去執行的那種人，以前我很不喜歡這樣的，我覺得我們大家很開心，你就應該隨和一點。
但是我現在才意識到這樣的女性是很棒的，我剛才只是一個舉例。傳統意義上對女性的要求，你配合一點，大家都會很開心，你為什么不配合一點呢？但是她是不會配合的那一個人。我以前就是一個傳統的目光，我現在特別懂得欣賞這樣的女孩子，我現在可能也是這樣的人，
然后我覺得這是她身上最好的一面，但是在世俗的眼里，大家會覺得說這個人讓人很不舒服很堅硬，她的主意總是那么的強那么的大，可能會很難融入到一個集體里面，現在我都覺得很好，如果說她有一點點不太好的地方的話，我覺得她可能在這個社會中大部分時間是感到很孤獨的。
N：您在宣傳《郊游》的時候說過，“我們這一代人從某種程度上是一個集體的失敗，雖然可能有傳統意義上的成功，但并沒有生活在年輕時所理想的世界中，也沒有變成年輕時理想的自己”，您認為這個失敗是怎么造成的？它需要被解決，或者說可以被解決/處理嗎？由誰來推動這個事比較合適？
Q：我們這一代人在21世紀出頭的時候，所幻想的世界沒有實現，我們也不得不跟著時代或者說世界的變化而變化。我們20多歲時候想象的世界，不是現在這個樣子的，當世界變化的時候，我覺得里面所有人 ta 都沒有能力抵抗這個世界的變化，至少我現在還沒有看到有人從這個變化的世界中存活下來，還是成為了20多歲的時候，ta 想成為那種人。
當然這種情況在很多人身上都會出現，但為什么在80后身上表現得這么明顯，就是因為比如說90后，ta 幻想的世界，ta 們想要掙錢或者是想要成功，我覺得這個東西好像現在一般是存在的，但是我們80后當時被灌輸的那種，不管是理想主義還是什么東西，現在幾乎已經沒有實現的可能了，
N：您是什么時候意識到這種“失敗”的？當初那一群在您年輕時引領您追求某種精神生活的人，并沒有構建出他們許諾的世界，您曾經對此失望過嗎？
Q：我可能在2010年、12年就開始漸漸意識到了，我意識到的時候其實很簡單，就是對身邊我自己這一代人的觀察，包括你年輕時候的一些精神偶像，他們都變成什么樣，我想我對他們的一些批評也都在《郊游》里面表現了。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是有失望過的，就是因為引領精神生活的這一代人，他們也沒有創造出一個他們許諾的世界，或者說他們自己本身也變形變得很厲害。
我在寫《郊游》的時候，當然是猛烈地批判他們，我想說你們當時許諾給我們怎樣的世界，你們當時文章寫的那樣，但是你們自己現在變成什么樣子？我肯定是失望的，但是來到《普通婚姻》這個時候，我對他們已經沒有感覺了，因為他們已經完全退出公眾舞臺了，你明白嗎？他們現在在公共媒體上或者社交媒體上發聲已經沒什么影響力了，大家也已經遺忘他們了，或者是他們一發聲，下面就立刻一片噓聲，情況已經變得令人傷感了，所以也不存在失望或者是憤怒的問題了。
我現在是覺得說因為我們80后現在也已經到了30多歲，一個中間的階層，中堅力量，我們肯定對前一輩已經沒有那么多感覺了，我們不得不努力調整自己的姿態，擔負起自己的責任。
N：您在微博上的發言常常會分享一些生活經歷、比較實用的內容，觀點也相對溫和，是因為您的性格或者表達上就是如此嗎？
Q：我覺得肯定是變化的，我進步了，我以前是個還蠻激烈，有點偏激也有點刻薄的人，因為我們那一代年輕的時候玩網路就是玩一個胡說八道，比誰胡說八道更厲害，不會說大家都互相之間言論審查，你這個人你這個觀點是有什么問題，我們各種胡說八道，大家都想展現自己很聰明，聰明的一面肯定帶著刻薄和尖銳的，因為肯定要表現出自己那種一刀見血的尖銳，
我以前是會有大規模的吵架，經常在吵架的漩渦里面，但是這幾年網路環境變化了，我也變化了，我覺得是一起變的。如果我現在還是以前那樣，我現在應該已經退網了，現在不是以前的輿論環境了，你要是胡說八道，被逮住一句話你就完蛋了。
我自己也變化了，我開始去試著理解別人，這當然對我的寫作也很有幫助，我想如果不是我試著去理解別人，我也寫不出現在這個小說，因為這個小說是我第一次完全把我這個人幾乎排除在外，以前我自己像個幽靈一樣徘徊在我的小說里面，但《普通婚姻》雖然里面可能也有一點我的工作背景，比如說媒體，但是包括早婚、人物性格、家庭背景都是跟我完全沒有關系，我徹底把我擺脫出來了，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這就跟我在網上跟各種陌生人終于可以達成交流是有關系的，我以前可能只能跟我一樣的人交流，但我現在可以跟我不一樣的人交流，我覺得這是我的進步，真的很難，在互聯網的環境下很難，互聯網逼你進步，
一切皆有可能,永遠不要滿足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