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者門德斯(Richard Madsen)曾經指出,美國人常常將自己社會的恐懼與希望投射于美中關系,類似的投射效應也發生在大陸。長久以來,我們對“現代化”的理解深刻地依賴于我們對美國的想象,這是歷史塑造的結果。
本文轉載自《南風窗》 ,原標題為《離開美國我們就無法思考嗎?》,原文刊于《南風窗》2012年第02期,不代表瞭望智庫觀點。
多年前微博上有“加V原PO”轉發所謂“希拉蕊的警告”,言稱“20年后大陸將變成最窮的國家”,因為大陸人不理解社會責任和義務,沒有信仰,不懂什么是體面的生活等等,引起嘩然,最后發現是編造的,
但這并不是新鮮的把戲。幾年前流布甚廣的所謂“美國蘭德公司對大陸人的評價”以及“耶魯大學部前校長炮轟大陸大學部教育”兩篇網文,都屬偽作,早有認真的網友追根溯源發掘出偽作的原始材料,解剖了這種移花接木和杜撰的編造工藝,并耐心解釋如何憑借常識來辨別這類偽作。但他們的努力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那些偽作仍然在風傳,并持續激發出兩種強烈反應:叫好和責罵。
于是,在辨析真偽之外,我們還可以探究的問題是:為什么有人總喜歡假托美國著名人士和機構來針砭大陸現實狀況?直接的理由顯然是更具有傳播的“轟動效應”,但為什么我們總是特別在意美國人對大陸的看法?實際上,來自美國的聲音,無論真假、無論批評還是贊賞,都會在我們的輿論界引起相當強烈的反響,聽一位研究社會學的朋友說,今天了解國人政治傾向有一個最簡便的方法,就是詢問對美國的態度,根據一個人是“親美”還是“反美”,就可以基本準確地推斷其意識形態立場,從各種精英到普通民眾都是如此。所以他說,派別表面上很復雜,實際上真正的區別就是“親美派”和“反美派”,八九不離十。在這個意義上,確實有種離開美國我們就無法思考的印象,
果真如此嗎?的確,有些大陸人有一種美國“心結”(complex),但我相信這種美國心結只是關于我們自身處境與期望的一種“投射”,美國學者門德斯(Richard Madsen)曾經指出,美國人常常將自己社會的恐懼與希望投射于美中關系,類似的投射效應也發生在大陸,長久以來,我們對“現代化”的理解深刻地依賴于我們對美國的想象,這是歷史塑造的結果,
20世紀初,梁啟超在美國訪問8個月寫下《新大陸游記》,對美國的巨大發展印象至深,同時也警惕其社會弊端與帝國主義的危險,而此后大陸人對美國的感受與想象是復雜糾葛的。1944年7月4日《解放日報》發表(胡喬木執筆的)社論《祝美國國慶日—自由民主的偉大斗爭日》,將美國與蘇聯并稱為“民主世界的雙璧”。1945年8月毛澤東在重慶答記者問時,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次年7月4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美國國慶》,譴責美帝國主義干涉大陸內政,要求撤出駐華美軍,但這篇文章采用了“內在批判”的方式:以美國的民主、自由和獨立理想承諾來批判美國的帝國主義實踐,并且在美國的民主力量與美國帝國主義之間做出區別。而在此后60多年里的各個歷史階段中(冷戰時代,中美關系正常化的1970年代,以及改革開放時期),在大陸認識世界格局和理解現代化的視野中,美國始終占據著一個重要的位置,無論是作為正面的榜樣(或老師),還是作為反面的范例(或對手),
但是,無論美國在國際關系和現代化歷史中的地位多么重要,它只能作為大陸自身發展的一種外部參照(經驗及教訓),而不能本末倒置地將它視為規劃大陸發展的標準。有人認為,以美國作為標準可以提高對我們現狀的要求,有利于推進改革,這種見解并非全無道理,但卻忽視了其負面影響,“言必稱美國”有喪失大陸主體性之嫌,傷害了部分國人強烈的民族自尊心,而且以美國為標準,其長處固然可資借鑒,但其弊端也就可能成為拒絕進步的借口,
是不是因為美國資本主義有過嚴重的剝削壓迫,我們就可以容忍在大陸開辦血汗工廠?是不是因為美國稱霸,我們就應該尋求霸權主義?
對美國的過度重視,無論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仍然是一種思想依附性的表現。我們的思考不能被綁架在“親美”和“反美”的兩條路線上,根植于大陸自身的歷史傳統(傳統文化、“五四”新文化和社會主義實踐的傳統),以這些傳統為資源,在當代社會的處境中重新思考我們對民主、法治、民生、人權和公民社會的理解,重建我們的價值尺度、道德原則和政治想象,這是大陸主體性所訴求的任務。而無論我們目前的發展階段如何“初級”,我們的標準可以放在美國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