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自述：我的兩次生死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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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封院前夕，醫護人員可以選擇離開，但之后，便會被醫院認定為“自動辭職”，再也回不來了。說直接點，離開就是逃兵，

本文轉載自驚人院（jingrenyuan）

我是驚人院的初級研究員原來如此。經歷過2003年那段歲月的人可能永遠也無法忘卻，在一場與病毒的抗爭中，我們是如何眾志成城，將死神拒之門外的，如今，我愿將這些過往整理在冊，銘記當年，祝福未來。

故事要從一通電話說起······

01

那年3月，我和禽獸在北京沙子口吃姚記炒肝，因為很好吃，他一番狼吞虎咽，被嗆得咳出了眼淚，我優雅地放下飯碗，鄙夷地掃了他一眼。

“呼吸道異物阻塞，最快三分鐘就可斃命。你甭作妖兒，我們科現在都已經住滿了，沒有空余床位容得下你，不過就你這作勁兒，估計也不用住院了，我在火葬場有熟人，不會讓你家花吃虧錢的，”

禽獸滿眼含淚，還沒緩過來：“聽說這幾天感冒鬧得特別兇，各大醫院病房都人滿為患，你們東直門肯定也是一床難求吧？”

我在東直門醫院呼吸科任職，他說的沒錯，何止一床難求，連地上都睡滿了，昨天從北大附屬醫院還轉過來一批病人，據說他們那邊就差人摞著人睡了。

禽獸頗為不屑：“這些人啊，有點小病就鬧著住院，好像看病不花錢似的，一包感冒藥就能好的事兒，何必呢？”

我正要反駁他，行動電話響了，我低頭一看，是齊主任，趕緊接起來，

“小曹，你在哪兒呢？”齊主任的語氣里帶著莫名的焦躁。

“姚記炒肝，您來一份嗎？下午我帶回去。”我回道，

今天是我正大光明的休息日，不懼查崗，

“別吃了。”齊主任的語速很快，“昨天從北大附屬醫院轉過來的病號確認是SARS，現在二科的醫生和護士一個不剩，都被隔離了！你趕緊回醫院測體溫，記住，不要和任何人近距離接觸！”

我的腦子里“嗡”的一聲，足足反應了十幾秒鐘，

齊主任雷厲風行，說完便掛了電話，急著去通知下一個人，我握著行動電話，愣了會兒神，聽到對面的禽獸慢悠悠地發問，

“怎么，有急診？你們呼吸科能有什么著急事兒啊，整天拿個雞毛當令箭。”

我一邊回憶齊主任的話，一邊向他復述。禽獸是北大人民醫院傳染科的秦醫生，聽完我的話，他狠狠一拍桌子：“SARS不就是非典嘛！你們科室冒出來一個？這下東直門可出名了。”

那個時候，在北京人的印象里，非典還屬于遙遠的廣東和香港，誰都不會想到自己和非典的相遇會來得這么倉促，

我扒拉兩口炒肝，匆匆離去。禽獸則顯得格外興奮，他說要趕緊回北院去守株待兔，這家伙一直這樣，遇到新的病例，就像獵豹看見了獵物。

回到醫院，呼吸科已經忙成了一團亂麻，樓道內外到處都是白口罩，我進到科室里，護士長遞給我一個體溫計，并告訴我，體溫合格的醫生才能上崗，不合格的直接住院隔離，

五分鐘后，我取出體溫計，36.8℃。

根本沒時間多想，我撂下體溫計，套上衣服戴上口罩就上崗了，由于醫生大批量減員，而患者仍在持續增多，整個呼吸科雞飛狗跳。

初期的非典不好確診，所以但凡發熱、腹瀉的病號統統需要嚴肅對待。每一例確診都關系著病人的去留，去則保證無毒，為之確診的大夫必須簽字擔責——倘若把非典病人放回家去，造成了大范圍傳染，后果無比嚴重！

若是留，就要對病人的生命負責，即便是健康的人，住進一堆非典病人中間，那基本也等于被判刑了。

因此，每一例診斷都需要呼吸科主任、傳染科主任，以及副院長挨個確認，挨個簽字。

那字兒簽的，一個個擰著眉毛，都跟上刑似的。

后期，我們才知道非典癥狀是雙肺部炎癥呈彌漫性滲出。經X光透視后，肺部會呈現點點“白斑”，兩片白肺如死神展開的翅膀，給人以窒息的恐懼。

所有沖在一線的醫生和護士每天需要接觸上百名疑似病例，被傳染的幾率也被無限放大了。醫生不可能全程穿著密閉防護服在科室盯班，不但身體承受不了，還給病人造成了極大的心理壓力，

在這種關頭，沒人愿意徒增恐慌，

02

三天之后，造成東直門醫院大面積傳染的確診患者宣告死亡。

說句實話，在醫院工作這些年，我早已見慣了生死，但這一例卻不同，他的死直接宣告，東直門在SARS面前戰敗了，

我能明顯感受到，整個醫院的氣氛在一夜之間產生了變化。

也是從這一天起，在食堂打飯不用排隊了，無論我坐在哪里，周圍三層的桌椅必定空空蕩蕩。食堂就餐的醫護人員被分作兩批，負責非典的呼吸、傳染、急救的醫護坐在一側，其他科室的醫護自動遠離，坐在遙遙相望的另一側。

醫生尚且如此，何況病人，

我們也自覺地減少外出，實在忍不住了，就跑去樓頂透透氣，

初春的北京灰蒙蒙的，行人匆匆，我卻因此治好了恐高癥，

因為每天極度繁忙，加上害怕將病毒傳染給家人，我索性住進了醫院宿舍里。夜晚，禽獸給我打了個電話，

“你再不來看我就再也見不到我了，”他的聲音還是充滿活力。

我已經累得睜不開眼：“咋啦？我現在一天上崗12個小時，哪兒有空去找你浪，”

禽獸頓了幾秒，若無其事道：“我們馬上就要被封院了。”

封院？這是個陌生的詞匯。

后來我才知道，北大人民醫院的感染者數量后來居上，數量高達120人，更驚悚的是其中三分之二都是醫護人員，

禽獸給我打電話的當天晚上10點開始封院，我趕到的時候正有警察在拉著警戒線。

線內的禽獸望著線外的我，大喊：“你進不來的，我也不能出去！”

封院前夕，醫護人員可以選擇離開，但之后，便會被醫院認定為“自動辭職”，再也回不來了。說直接點，離開就是逃兵，

隔著警戒線，大概有20米遠，我看見北大人民醫院里人人面目凝重，無比悲壯。禽獸呆呆地看著我，臉上是隱隱的無奈。

在警察將圍觀的人群驅散開前，我扯著嗓子大喊了一聲：“活著出來！”

03

我對禽獸的擔心并沒有持續太久。因為極度的忙碌，我每天只能睡三、四個小時，根本沒有時間和精力去擔心別人。

有的時候病人實在太多，我就會摘掉猴帽兒（一種罩住頭部只露雙眼的防護帽），把旁邊一同值班的醫護人員嚇一大跳。

他們全副武裝地盯著我，提醒我把帽子戴回去。我搖搖頭，甚至脫去了一半防護服：“這些東西太累贅了！”

脫掉半身防護服的我診斷速度能快50%，眼前待診病人的隊伍長達數十米，如果不能在最短的時間內診斷分類，將會意味著大量的人可能在排隊過程中被傳染，無論如何，現在效率是第一位的，

隨著全科室大夫的拼命和堅持，大量非典病例被確診隔離，接受救治，診室前的隊伍越來越短，直到一個疑似病例直接嘔吐在我的辦公桌上，花花綠綠的一片，三天之后，我發熱了。

為我做診斷的時候，齊主任只戴著口罩，因為顧及我的心理感受，他沒有穿戴防護服。我站在門口不肯進去，那時在我桌上嘔吐的病人已經被確診為非典，我基本上是逃不掉了，如果我直接進屋，他也就懸了，

在我的一再要求下，齊主任穿上了全套四層的防護，我才終于進屋。診斷結果毫無懸念，我被感染了。

我終于住進了被呼吸二科醫護人員包場的隔離病房里。大家見到我，紛紛微笑點頭示意，像是在菜市場偶遇了老鄰居，那些微笑瞬間消滅了我的恐慌。

但是當晚，急診科的段大夫病危，大家努力營造出的輕松氛圍被輕而易舉地擊碎，

我給禽獸打電話，他在對面笑嘻嘻地說：“我也在病房躺著呢，今天早上發的燒。但是我跟你說啊，我可是我們科最后一個倒下的。”

我啞然失笑：“行吧，兩周才是危險期，我看你能笑多久，咱們倆，誰先劃勾誰是孫子。”

禽獸在那邊聽得一愣：“你姥姥的······”

在醫院的病歷上，痊愈的患者會被醫生劃上一個對勾，

那晚我睡得昏昏沉沉，第二天依舊昏昏沉沉，沉到第七天我喘不上氣來，抬頭一看病房里的人少了三分之一，我知道他們并不是被劃了勾，而是搬去了ICU病房，

我躺在靠窗的位置，看見樓下兩名穿著防護服的人推著一具尸體離開。那是前幾天病危的段大夫，他終究沒能挺過去。

病房里再也歡樂不起來了，我渾身上下也有倍增的酸痛，仿佛有一萬只螞蟻在撕咬，稍微一動就疼得齜牙咧嘴。

我和呼吸二科的老方每天比賽走路，從病床到放射室，很近，二十米左右的距離。我們先數1、2、3，然后開始下床。

老方的肺部陰影比我大，有大半腔子的積水，沒走兩步就會開始喘了，這是我超過他的最好時機。每次老方落敗，都會在背后小聲罵我，而我卻連轉身回罵一句的力氣都沒有，

我們兩個人急促地喘著粗氣，哆哆嗦嗦，互相較狠勁，每次都能比出一身汗水。

陪我比了一周之后，老方去了ICU，再過幾天，我看到他被穿著防護服的人推走了。

病房里的人已經少了大半，絕大部分都在ICU里生死未卜，此時，我的行動電話收到了一條禽獸發來的短信，

“我不行了，你要活著出去，孫子！”

那一刻，我再也忍不住了，哭得撕心裂肺。

非典，你姥姥的！

04

一周后，我被確認痊愈，活著走出了病房。

齊主任難得地露出一絲笑容，他讓我回家休息，我拒絕了，我要和丫戰斗到底！

5月16日，我請了半天的假，那天北大人民醫院解除了封院，我站在外面看著警察拆除警戒線。

每個從警戒線里走出來的人，無論是醫生還是患者，必須通過嚴密的檢測，合格者被發一個檢疫合格證明，

禽獸沒有從里面走出來，我當然知道他已經被消毒火化，我當然知道他臨死都沒有見到親人一眼，我當然知道他三歲的兒子還在等著他的樂高，但我一直站在那里，總恍惚覺得他會突然從大門口跑出來，罵我“孫子”。

他曾說過，解封之后一定要先去吃姚記炒肝，我一步步如行尸走肉，想去店里看看，這家伙是不是甩下我提前去了，

但是，他沒有，

后來，在我的強烈要求下，醫院委派我前往小湯山非典醫院。

在那里，我要和全國最勇敢的醫護人員一起對抗非典！

如果禽獸還活著，他肯定會說：“嘿！小樣兒的，看不出你還挺有尿性。”

秦大夫，你沒完成的事兒，就交給兄弟吧，

隔天我抵達北京昌平區小湯山醫院，那里軍隊駐扎戒備森嚴，比起普通的醫院多了許多肅穆的味道，

這里太像單程的驛站，在病人間的傳聞中，背靠昌平火葬場的小湯山醫院被描繪成了鬼城酆都一般的地方，從入院到火化，行云流水，

我在查房時聽到他們議論紛紛，總會笑著說：“那我就是鬼城里的夜叉咯？別動，夜叉來量體溫了，”

大家哄堂大笑，恐怖的氣氛被瞬間沖散了。在這種高壓的環境下，患者的心理狀態十分重要，每一位醫護人員都要在踏進病房的前一刻換上一張淡定、從容的臉，無論他的內心多么煎熬。

某一天，一直和我搭檔的蘇護士不見了，換了一個生面孔，我詫異地打聽，才知道當天蘇護士體溫升高，立即被隔離觀察了。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那段日子，我經歷了太多生離死別，那種在死神面前的無助感再一次吞噬了我，

幸好兩天后蘇護士回來了，她體溫升高的原因是例假期。看著護士們相擁而泣，我也有點迎風流淚。

為了杜絕醫護人員被感染，醫院采取軍事化管理，所有科室主任必須簽“零感染責任狀”，哪里出現感染就地免職追責，這種蠻橫的管理方式在非常時刻體現出了作用，所有醫護人員都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整整51天里，1383人無一被感染，創造了奇跡，

非典這個魔鬼，來得突如其來，走得也出人意料的迅速，

在沒有疫苗和特效藥的情況下，我們通過控制感染將其扼殺住了，6月20日，我和全科的醫護人員站在大門口，目送最后一批痊愈患者從小湯山醫院離開。

終于結束了。

秦醫生，我干過它了。

05

非典之后，我因個人原因離開東直門醫院，加入到北京安貞醫院。

在那里的9年間，我逐漸淡忘了痛苦，稀釋了麻木，每天出診，每月進修，日子過得普普通通，

后來，我有幸獲得了趕赴幾內亞進行醫療援助的機會，

在幾內亞，我一邊當醫生，一邊當老師，提升當地醫學生的專業知識，小蓋和小菲就是我的學生——當地人的名字太長，翻譯成漢字至少一個自然段，所以我就取了他們名字的第一個字，叫他們小蓋和小菲，

幾內亞的生活雖然簡樸，卻很快樂，非洲的孩子們非常純粹，我教他們蹩腳的漢語，他們教我騎河馬、敲鼓，和頭頂20斤重物。幾內亞的成年人有一夫多妻的習俗，一家夫妻五個人，竟然也能琴瑟和鳴，

就在我以為日子會這樣一直下去的時候，出了一件大事，幾內亞官方發布聲明，災難降臨，一種名為埃博拉的病毒在大陸爆發，感染者最快會在48小時內七竅流血、內臟衰竭而亡。

得知消息的我猛然間想起前兩天死在我們醫療站的怪病患者，他的癥狀是腹痛、嘔血、眼球充血，身上的注射孔會流出源源不斷的鮮血，令人毛骨悚然。

當時負責搶救這個病人的，正是小蓋和小菲，

10年前的恐怖感頓時在我的腦海中重現，

我急忙打電話過去：“小蓋和小菲呢？”

醫療站的人回復說：“他倆說不舒服，今天請假了，”

嗡的一聲，我的腦袋里有什么東西炸開了：“快找到他們，迅速隔離！你們穿著防護服去。”

埃博拉就像是非典，悄然降臨，讓人們手足無措，

埃博拉又不是非典，它有著90%的死亡率，感染基本看不到曙光。

又一次，我進了隔離區。因為我也曾檢查過一例疑似病患，在醫療物資奇缺的情況下，我直接用手翻開了病人的眼瞼，零距離接觸，這讓我獲得了一個長達21天的隔離期，

在隔離病房，我給小蓋打電話：“誰先出去誰孫子，”

說完這句話，我的心里忽然泛起一陣酸楚。此前小蓋在大陸待過10年，但他不了解“孫子”這種表達方式。

我跟他說，這是地道的國語，表示最淳樸的祝福，等出了病房我詳細地解釋給你聽。到時候我教給你一些地道的中文，比如“你妹”、“姥姥”、“他大爺”。

但兩天后，小蓋和小菲開始不斷地體內出血、體外出血，口中噴射出碎末狀的血糊，里面混雜著破碎的內臟，

小蓋的四個老婆跪在大家面前求救，可醫護人員也只能回復一聲嘆息。

那時人們對埃博拉毫無醫療辦法，

翻譯說：“她們說你們是來自大陸的醫生，你們有全世界一流的醫術，只有你們能救她們的老公，求求你們。”

幾位大陸醫生偏過頭，眼淚嘩嘩地流，都不敢看她們的眼睛，我甚至有些慶幸自己在隔離室，因為我實在沒有勇氣面對她們。

小蓋當晚就殉職了，他的四個老婆不再跪著哀求了，她們眼神麻木，沒有淚水，呆呆地看著當地政府的人穿著防護服將小蓋裝進尸袋，拉去火化，

幾內亞人大多信教，不接受火葬，但是小蓋的死很特殊，必須被火葬處理，因此，即使死去他也要遭受信仰上的唾棄，

我隔著窗戶看著四個女人絕望又冰冷的目光，感到羞愧萬分。

很快大量疑似病例就占滿了醫院，隔離區也很快被住滿了。一切仿佛和10年前一樣，但不一樣的是埃博拉讓我們更加無助。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確診，然后隔離，教大家如何分辨，以及教大家盡早地隔離和保護自己，

在隨后的數月中，幾內亞哀鴻遍野，埃博拉患者臨死前無不血濺當場。各處的醫院很快遍地陳尸，猶如人間地獄，未曾親見者無法體會。

命如草芥不過如此，

06

21天后，我活著走出了隔離室，

半年之后下一批醫療救援隊來接替我們，讓我們先行回國，那時埃博拉依然在西非三國肆虐，直到我們離開的一年半后才得到有效的控制，

之所以花費了這么久的時間，是因為當地人對疾病噤若寒蟬，不夠重視。用他們的話來說，那就是：“哦，不用擔心，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

回國后，我去了北京沙子口吃姚記炒肝，點了兩份，將其中一份放在對面，倒上滿滿的辣椒，

“你丫以后還跟我嘚瑟嗎？我可是經歷了兩回生死。”

看著對面空蕩蕩的椅子，我痛哭流涕。

（注：本文改編自真實事件）

研究結果

有些傷痛，會讓我們銘記一輩子，而那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留給我們的，不僅僅是傷痛，還有全國人民的團結一心、公共衛生體系的巨大變革，牢記當年，檢視得失，我們才能更好地展望未來。

而我們更不能忘卻，也無法忘卻的，是那些沖鋒在前、奮不顧身地搶救患者的白衣英雄們，沒有任何的生命不是極其寶貴的，沒有任何的犧牲是理所應當的，我們能做的，除了銘記英雄，就只有理解和尊重那些堅守在崗位上的全體醫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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