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趙冬梅（北京大學部歷史系教授，文化學者），摘自作者新書《法度與人心》（中信出版集團），讀史系授權發布
就像河流不能決定自己的流向，歷史也無法決定前進的方向，就算它知道什么是更好，
在很多時候，是大大小小的“偶然”決定了歷史河流的走向。比如神宗最初選擇的理財人選是張方平，張方平應該會走一條更為平衡的路線，可是其父在張方平剛當上副宰相的時候駕鶴西游了，張方平被迫辭職回家守孝，
又比如，在王安石之后，被選中出來收拾局面的人偏偏是司馬光。
神宗駕崩之后，在洛陽閑居了十五年的司馬光第一次重返開封，受到首都汴京開封府軍人、百姓的熱烈歡迎，守衛宮殿的士兵認出他來，手拍額頭說：哎呀，這就是司馬相公啊！
幾千名開封百姓在街上攔住他的馬頭，齊聲高喊：相公不要回洛陽了，留下來輔佐天子，給百姓尋一條活路！
這些記載都出自蘇軾的筆下。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蘇軾沒有夸張，司馬相公是眾望所歸的，飽受王安石與神宗政策之苦的人們盼望他，希望他能夠把宋朝國家和社會帶到一條不同的路上，帶他們回到仁宗朝；
王安石與神宗路線的支持者雖然不愿意，但是也認為，司馬光必定會主政，這應當是當時的朝野共識，
可是，恕我直言，司馬光真的不是那個合適的人選，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八個月，司馬光獲得了宋王朝實際掌舵人太皇太后的高度信任，得到了改造宋朝政治的機會，然而這十八個月卻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失敗。
司馬光沒有完成歷史賦予他的使命。他急不可耐、不加區分地一股腦兒推翻了王安石的新法，卻沒有拿出解決問題的更好方案，有破壞而無建設，“寥寥然無一實政之見于設施”（王夫之《宋論》）。
不僅如此，司馬光還丟失了他一向所珍視的寬容政治作風，蘇軾反對司馬光的政策調整，兩人當面討論，爭執不下，蘇軾大喊：從前您做諫官，宰相有錯誤，您據理力爭，“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難道說你今天做了宰相，就不許我說話了嗎？
蘇軾給司馬光取得外號“司馬牛”更是盡人皆知。在司馬光執政的十八個月當中，官僚集團的分裂不但沒有得到彌合，反而在不斷加劇，王安石的追隨者被趕出了政府，仇恨在延伸，王安石向左，司馬光向右，他們從不同的方向撕裂了北宋的官僚集團。
然而，王安石是求仁得仁，他骨子里就反對寬容，司馬光正好相反，他在思想上仍然主張寬容，努力謀求和解，只是他的所作所為卻最終導向了分裂。這聽起來像是一個種瓜得豆的荒唐故事，然而它的確發生了，而且這樣的故事在政治史上絕非僅有，所以特別值得我們仔細分析，
作為一名政治領袖，司馬光對于他所面臨的政治局面的復雜性認識嚴重不足。司馬光的政改方案，可以歸結為兩點：
第一，他在政策上的訴求是推翻王安石與神宗的新法，罷青苗法、免役法，廢除保甲法，給農民減負；廢除市易法，政府從經濟領域后退，恢復工商業的活力，斥退聚斂之臣，表彰愛民之官。停止對外擴張的政策，與周邊政權恢復和平交往；約束宦官，不讓宦官統兵，以免引發禍亂，
第二，在政治風氣上，司馬光希望和解，重返多元寬容，“除苛察之法，以隆易簡之政；變刻薄之俗，以復敦樸之化。”
而為了實現上述目標，人事調整是必須進行的，
司馬光對王安石本人和在王安石與神宗路線下成長起來的神宗舊臣均無惡意，他對王安石身后事的處理是大度得體的，按照朱熹的理解，司馬光甚至想要團結部分神宗舊臣共同改造神宗的政策，然而這談何容易？司馬光遠離開封十五年，在這十五年之中，北宋政治已經發生了徹底的變化，從寬容走向了專制，神宗與王安石共同確定了以“國是”為核心的專制政治模式，
所謂“國是”，就是唯一正確的路線。“國是”可以由掌權者改變，然而一旦確定，則不容置疑，從此之后，一切用人、施政均圍繞“國是”展開，路線方針、具體政策和人事是捆綁聯動的，司馬光想要在不引發人事地震的情況下進行政策調整，夢想改變“國是模式”，重返寬容政治，他實在是把情況想象得太過簡單了。
司馬光面臨著諸多難題：他需要論證變革的思想基礎，我們為什么、憑什么要改變先帝的法度？只有這一步理清楚了，才有可能統一思想，避免官僚隊伍的動搖和分裂。
為了統一思想，他需要一支輿論隊伍，掌握輿論的臺諫官在這些大的理論問題上是能發出盡可能一致的聲音來的。新法破壞了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利益平衡原則，但是它對國家有利，廣大官僚隊伍也是新法的受益者。
要改變新法，又要保持官僚隊伍的穩定，該怎么做？
新法推行之前，國家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是財政困難，新法的推行有效地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那么，如今要推翻新法，財政收入必然減少，該怎樣應對這個問題？
所有這些問題，都不是拍拍腦袋就可以解決的，它需要強大的行政和政治經驗，需要財政專家、行政專家的支持，需要對國家財政運行狀況充分了解，還需要足夠的耐心。
而這一切，司馬光都欠缺。
我們為什么要改變先帝的法度？這是司馬光作為思想和政治領袖必須解決的問題，請注意，這是在皇帝制度之下。司馬光作為宰相，可以是政治變革實際的主導人，但是在理論上，只有小皇帝哲宗才是唯一有資格主導政治方向的人。
因此，改變先帝法度的問題，實際上是“當今圣上”和“先帝”父子之間的問題，它關系到“今上”對“先帝”的孝道，也關系到“今上”與打著他的名義實施變革的臣子之間的關系，當哲宗成年之后，他如果不能接受司馬光的說法和做法，是很可能引發新的政治動蕩的。
關于這個問題，可以有多種解決方案。最聰明簡便、不易引發混亂的做法，是從先帝的言辭中找尋“悔咎”“欲改”的蛛絲馬跡，從而把政策調整轉換成“繼承先帝遺志”的孝道行為。
這個解決方案最滑頭，也不是沒有隱患，而司馬光所采取的，卻是直截了當地承認先帝犯了錯誤，而“今上”作為先帝的孝子，發揮“天子之孝”，有責任改變父親的錯誤，把國家重新引上正確的道路。
這符合孝道的規定和儒家經典的教導，叫做“干父之蠱”。司馬光引經據典，充分論述了“干父之蠱”的合理性，最后又畫蛇添足地加了一句，如今是太皇太后實際當家，兒子有錯，母親改正它，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這一句畫蛇添足的話卻被廣泛引用，司馬光的理論因而被稱為“以母改子”。
老實說，“以母改子”的說法是非常荒唐的，儒家經典并未賦予母親這樣的權力。這不是司馬光的論述重點。但是，不管“以母改子”還是“干父之蠱”，都嚴重地傷害了小皇帝宋哲宗的感情，為哲宗親政以后的政治迫害埋下了苦果，
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除了“以母改子”這段蛇足，從理論上講，司馬光沒有錯，但是他太方正，不肯折中，這也正是司馬光的人格特質所決定的，
關于財政的問題。司馬光顯然也想得太簡單了，在王安石新法之前，財政本來就困難，司馬光當時的思路很簡單，就是減支，而王安石的解決辦法是增收。
在王安石與神宗路線指引下，政府規模、官僚的人數和特權都是不必削減的，王安石與神宗路線對社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損害，加劇了社會矛盾，治安問題突出的“重法地”變得越來越多。
司馬光上來之后，廢除新法，等于是大規模減少了政府的財政收入。他似乎完全沒有意識到，政府的運作是一個實實在在的事情，在不裁員、不減支的情況下減收，政府怎么支持？撐不下去的。所以，最被詬病的青苗法才得以廢了又復。
司馬光臨死之前不足一個月，聽說青苗法又恢復了，扶病上殿，疾呼“不知是何奸邪，勸陛下復行此事！”
殊不知，恢復青苗法的卻是司馬光最信任的范純仁（范仲淹次子），
為什么？錢不夠花！曾經有人勸司馬光，神宗留下的財賦還是很豐富的，應當首先清點國庫，看看還有多少錢，然后再通盤考慮國家的財政安排。可惜，這樣的建議，司馬光沒能聽進去。他對國家行政的運作，實在是缺乏源于實際經驗的認識，
司馬光的身邊也沒有可以依靠的人才隊伍。愛戴他的人很多，但是這里邊，第一缺乏財政、行政專家，財政行政專家都是王安石與神宗培養出來的，比如說司馬光要廢除王安石的免役法，竟然要請戶部尚書曾布制定細則，曾布回答說：“免役一事，法令悉皆出己手，若令遽自改易，義不可為。”
司馬光為什么要請曾布幫忙，因為他這邊沒有專家。實踐出真知，行政事務專家一定在行政機構里，財政專家在戶部，
第二，司馬光對于愛戴、追隨他的人沒有約束的意識，他從寬容政治的傳統出發，情愿他們根據自己的判斷來發聲，所以，司馬光提拔起來的臺諫官是可以批評他的，所以，蘇軾可以當著他的面喊，你當了宰相，憑什么就不讓我說話了！
蘇軾能喊，就說明司馬光是讓他說話的。然而這幫臺諫官的政治格局太小了。司馬光和宰相等大臣想要和解，他們卻忙著揪斗，把王安石路線的追隨者揪出來斗，趕出政府。而司馬光身邊也沒有一個幫手像呂惠卿幫王安石那樣出面去整飭“不聽話”的臺諫官，
作為政治領袖，司馬光干凈而無力，
對于政治同盟，他缺乏必要的溝通；對政治上的敵人，他缺乏應有的警惕；應當互為臂助的臺諫官，他推薦的人選，在政治上卻并未與他保持一致，
邵伯溫說：“溫公不立黨。”他真的了解司馬光。
司馬光批評王安石“足己自是”，“有人與之同則喜，與之異則怒，喜則數年之間，援引登青云；怒則黜逐擯棄，終身沉草萊”，以權勢壓迫官僚集團實現自己的主張。而他自己的做法卻是正好相反的，他不要同盟，不要打手，不要算計，而夢想靠高尚的道德、嚴格的自律來感化、影響其他人走上正確的道路，這種一廂情愿充分暴露了司馬光在政治上的幼稚，
凝聚開封軍人、百姓期待的“司馬相公”不是一個合格的政治家，而歷史卻選擇由他來解決神宗死后錯綜復雜的政治問題，這就注定了結果的悲劇性，
在神宗的兩個兒子哲宗和徽宗的時代，兒子對父親的私人之愛壓倒了皇帝對江山社稷的責任，皇帝私欲的魔鬼從瓶子里冉冉放出，無限膨脹，奢侈腐敗、任人唯親，無節制的戰爭與好大喜功的政治表演交叉上演，王安石的追隨者重掌大權，仇恨爆發，赤膊上陣對付反對派的政治迫害，文字審查、政治黑名單一一上場，官僚集團出現“惡性分裂”，道德破產，北宋政治耗盡了它殘余的理性，徹底偏航。
幸好，開國以來所形成的精致細密的分權制衡的國家制度仍在，內部的問題雖然大，但還不至于形成顛覆勢力，從內部推翻趙宋統治。社會以其自身的韌性在國家的剝削壓榨下頑嬌生長，國家憑借強大的搜刮能力積聚了海量財富，具有藝術家氣質的皇帝在首都建造了天堂般的艮岳，
大晟鐘——徽宗親制的樂器，現代學者認為是音準器，統一了標準音高，與世界現行標準音高相同——把悅耳的音樂從開封傳向整個宋朝社會，
太學“三舍法”試圖以學校分級教育取代科舉，窮人公墓“漏澤園”讓孤獨的亡魂得到安頓，“居養院”實現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會愿景，這一項項具有創造力的新事物營造出一個“大同新世界”。
然而，這個花團錦簇的“大同新世界”背后，卻是越發無恥的政治與越發無序的統治。這就是北宋末年的總體圖景。虛弱的東京夢華，禁不起風吹雨打，更何況是女真兵馬。這應當就是北宋滅亡的真相，也是北宋政治的結局。怎能不讓人嘆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