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大學部校長獨立性大打折扣，不可能再像蔡元培那樣特立獨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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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平原：為何“民國大學部校長”難以重現》

來源: 《看歷史》2013年第9期、高校人文界

某種意義上，做教育是需要終身投入的，民國年間的大學部校長，一做就是10年、20年、30年。蔣夢麟做了15年北大校長，張伯苓幾乎是南開“永遠的校長”，好的大學部校長，確實跟這所大學部的精神、氣質、歷史、傳統等緊密聯系在一起。這種聯系，今天沒有了。

《看歷史》：您曾經在《“兼容并包”的大學部理念——蔡元培與老北大》一文中寫道：“百年大陸，有獨立的大學部理念，而且能夠真正付諸實施的，不敢說獨此一家，但蔡元培無疑是最出色的。這是因為，有其位者不一定有其識，有其識者不一定有其位；有其位有其識者，不一定有其時——集天時地利人和于一身，才可能有蔡元培出長北大時之揮灑自如，”能否談談為什么集天時地利人和的人是蔡元培？

陳平原：之所以說蔡元培“集天時地利人和于一身”，因他作為新舊交替時代的教育家，既是前清翰林，又是德國留學生，老人喜歡他的新，新人喜歡他的老。另外，他當過民國首任教育部長，有地位又有學問，這樣的人才很難得。因此，不說百分之百，起碼絕大多數北大教授都服他。在這么一個特定時代，作為大陸的最高學府，北大要找合適的校長，其實不容易。純粹的留學生，人家會說他舊學根底太差；舊學修養好的，又有人嘲笑你對西方根本不了解，恰好，蔡元培這兩方面的基本素質都具備。中學、西學，新學、舊學，地位、修養，加上他那傳統儒家的春風化雨般的性格，做北大校長特別合適。我說過，即便在當年，蔡先生也不是第一流的學者，但他的學養、視野與胸襟，使得他可以游刃有余地促成北京大學部的現代轉型。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是在1917年，一直做到1927年，中間有辭職，有出訪，真正在校時間只有五年半。這個時期的大陸，軍閥混戰，政治上很不穩定，大學部經費嚴重不足，但另一方面，政府鞭長莫及，或者志不在此，沒有強力介入大學部的管理與運作，所以，執掌北大的蔡元培，有充分的自由及空間，來表達其教育理想，完成其現代大學部建構，為了堅持自己的理念，蔡元培不斷與教育部叫板，一會兒公開辭職，一會兒退回公文，這當然是因為他無欲則剛，但毋庸諱言，也與他的資歷以及當時權力真空有關，如此天時地利人和，以后很難重現。

《看歷史》：您在2000年紀念蔡元培校長逝世60周年時寫道：“假如承認教育對于21世紀大陸命運具有決定性的影響，那么，其利弊得失，理所當然應該由所有大陸知識者而不只是教育家來承擔責任，”當時您曾經反問，我們在追慕蔡元培先生之后還能做些什么？13年過去了，我們能否從大陸教育的變化中找到答案？

陳平原：理解當代大陸的政治、社會、文化等，必須關注教育，尤其是大學部教育。在我看來，知識的真正確立與有效傳播，必須借助教育才能完成。所以，關心大陸未來的讀書人，都應該關心教育問題，我甚至認為，在21世紀，教育將成為一個跨學科、跨文化、兼及理念與實踐、有無限可能性的重要專業，“知識”如何生產、怎樣傳播、能否應用、有無弊端，在今天以及未來很長一段時間，都將變成一個特別重要的學術領域，從1996年開始，以北大百年校慶為契機，我不斷叩問大陸大學部問題，我的大部分論述，并不采取 “教育學專家”的視角，而是基于知識分子立場，因此，有的是技術問題，如我們現在能做些什么，如何在歷史提供的舞臺上表演；但更多的是理念性的，包括大陸大學部歷史的回顧，以及對大學部精神的發掘等。但能走到哪一步，我也不清楚。常有人善意地嘲笑：你說的很對，也很好，但你能改變這個世界嗎？我的答復是：盡力而為，但求問心無愧，

《看歷史》：今天提到民國校長，人們一定會想到蔡元培、張伯苓、梅貽琦等人，為何他們會成為整個民國時代校長的代表？我們能否從中找到一種當時的精神特質？

陳平原：大眾傳媒所制造的“懷舊熱潮”，不論對象是什么，都是只可遠觀，不可近視。實際上，“民國”或“民國大學部”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樣美好。當一個學術領域轉化成公眾感興趣的話題時，必定基于對當下處境的反省與批判，人們之所以熱衷于談論蔡元培等“民國校長”，是用來比照、襯托、反省今天的大陸大學部，這種論述方式，對當下大陸的校長們是不太公平的，因為，距離產生美感，我們更多看到先賢美好的一面，難得體會他們的艱辛與尷尬，不過必須承認，從晚清到民國，很多人是抱著“教育救國”的觀念來從事國小、中學、大學部教育的。對他們來說，教育不僅僅是職業，更是理想，認定大陸落后的總根子在教育水平，因此，蔡元培等人希望通過辦學來“自下而上”地改造大陸。可以這么說，晚清到民國年間從事教育的人，很多是有政治抱負的，作為理想主義者，他們的工作目標是為20年、50年乃至100年后繁榮昌盛的“新大陸”奠定根基。那一代的教育家其實很幸福，因為他們有理想，有情懷，覺得自己的工作很有意義。而今天的教授及校長們，未必都有這種幸福感。

不能說那時的校長全都這么高尚，但請記得，民國年間的大學部校長是沒有級別的，做事情也比今天要難得多。他們得籌集經費，還得應付學潮，在國共兩黨激烈斗爭、校園嚴重分裂的時候，校長該做什么？既要保護學生的政治熱情，又不能破壞正常的教學秩序；既不能讓警察隨便進校園抓學生，也不該支持學生直接對抗政府，這角色可不好當呀，我特別佩服那些有遠見、有智慧且有擔當的校長們，他們能在那么艱難的環境下挺直腰桿走過來，完成自己所承擔的歷史使命，實在不簡單，今天的很多大學部校長，人聰明，專業做得不錯，工作也很投入，但基本上是一種職業化的思考，缺失那種理想主義激情。當然，今天的大學部校長是教育部任命的，其獨立性大打折扣，不可能再像蔡元培那樣為堅守自己的教育理念而特立獨行了，

《看歷史》：那您覺得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說，今天人們對那個時代校長的認可與追慕，是想表達對現在的期許，希望當年的教育能在今天重現一下？

陳平原：也可以這么說。非專業的讀者，其熱衷于談論某個歷史問題，必定是有立場或心情在里面，為什么今天這么多人關注民國年間的大學部校長，而不是英美名校的校長，或宋明書院的山長？原因是民國離我們很近，對比性強，容易拿來跟當下的大陸大學部做對比，

此類比附，好處是讓人浮想聯翩，但并非嚴格意義上的史學研究。比如，這么來談“民國大學部校長”，很容易將其美化。因為，你只讀了那些對校長們的表揚和懷念，而沒看批判或嘲諷的文章，當年的大學部校長，即便做得很出色，也可能被教授及學生們趕跑，如羅家倫就曾被從清華大學部校長位子上趕下來。老大學部盛產故事，但不是每個故事都好聽，就看你的選擇，校史專家敘述往事時，大都不愿意揭傷疤，而是著重表彰先賢，另外，你還得考慮這故事是誰講出來的，因立場不一樣，看問題天差地別。作為大學部校長，對外得處理與政府及民眾的關系，對內須協調與教授、學生的利益，單是資源如何分配，就注定了校長不可能人人叫好。若是你翻閱史書，得出過去的校長再差也比今天的好，那是很不理智的。我們只能說，“民國大學部校長”之所以成為一個引起廣泛關注的話題，潛在的因素是公眾對當下大陸的教育制度不滿，希望借此展開分析、反省與批判，

《看歷史》：您在前段時間參加鳳凰衛視的“鏘鏘三人行”節目時，談到大學部校長畢業典禮使用網路語言致辭的問題。這種個案的出現是否與今天校長的師道尊嚴退化有關？

陳平原：畢業典禮致辭、師道尊嚴、校長的職責，這可不是同一個層次的問題，也很難直接掛鉤。我們還是就事論事，說說大學部老師和校長們該如何給學生做表率，前些年我批評大學部評估造假，批評大學部過于商業化，批評大學部校園里的官本位，包括阿諛奉承前來視察的各級領導等，都是著眼于如何還給大學部生一個“干凈的大學部校園”。無論教授還是校長，在尊重領導的同時，必須學會尊重學生，千萬別小看“小荷才露尖尖角”，他們很敏感，對于校長及教授們的“小心眼”看得一清二楚。今天是學生，說不定明天就是國家的棟梁，或大學部的“金主”了。教授及校長的一舉一動，潛移默化地影響學生們的趣味，以及其對于母校的印象，因此，若你想強調師道尊嚴，最好同時追問，教授及校長們的言談舉止，是否值得學生們敬慕與懷想，

《看歷史》：校長的作為取決于多種因素，今天這種局面的出現是否也與整個社會對于校長的期待有關？

陳平原：你說的沒錯，整個社會對于校長的期待太高，讓他們很難“名副其實”。其實，話應該這么說，當下大陸，民眾對于大學部的期待普遍過高，某種程度上助長了大學部的浮躁風氣。比起半個世紀前，毫無疑問，大陸大學部進步神速。記得文革后期，中美文化交流剛剛開始，美國有一個代表團來大陸考察，回去后做報告，說北京大學部的水平約略等于美國的社區大學部，文革結束后，大陸高等教育逐漸走上正軌，1981年國務院批準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暫行實施辦法》，此后我們的研究所教育有了長足發展，有一件事，我在別的場合也說過，1998年北大慶祝百年校慶時，建議中央將“建設世界一流的社會主義大學部”這一口號，改為“建設世界一流大學部”，即去掉“社會主義”四個字。從那個時候起，我們不再糾纏“姓社”還是“姓資”，名正言順地向歐美名校學習，并積極參與國際競爭，只是大學部不可能像工廠那樣，引進新的生產線，馬上就見成效，這些年，大陸大學部的“硬件”大為改善，蓋了很多漂亮的教學大樓，添了很多先進的實驗儀器，但教授基本上還是那些教授，制度上也沒有根本性的改進。因此，我再三說，大家對大陸大學部不要期待太高。應該有耐心，允許大陸大學部從容不迫地完成這十分艱難的蛻變過程，如今，不管是政府還是民間，對大陸大學部的期待值都太高了，壓力過大，步子就會變形，甚至可能出現方向性錯誤。方向正確，路子走得正，大陸大學部就會慢慢好起來。但如果希望大陸大學部三天上一個臺階，則很可能欲速則不達，弄不好會翻車的。

《看歷史》：那您覺得校長應該怎么做呢？

陳平原：首先必須了解大學部校長這個職業的特殊性，今天大陸的大學部校長，因比照同級別的官員，其任期多是三五年，我們都知道，1869-1908年期間出任哈佛大學部校長的艾略特（Charles W.Eliot），一干就是40年，艾略特推行的高等教育改革，乃哈佛大學部從傳統學院向現代大學部轉型的關鍵，而這需要時間，如果他只做三五年，還沒開頭，就應該結尾了，那文章肯定做不好。某種意義上，做教育是需要終身投入的。民國年間的大學部校長，一做就是10年、20年、30年。蔣夢麟做了15年北大校長（1930-1945），這還不算此前十幾年蔡元培掌校時，他當總務長且三度代理校長。至于張伯苓，幾乎就是南開“永遠的校長”，好的大學部校長，確實跟這所大學部的精神、氣質、歷史、傳統等緊密聯系在一起。這種聯系，今天沒有了。因為，大學部校長這一職務的特殊性，今天被有意無意地抹殺了，主管部門更多考慮的是級別相當且年齡合適，而不太顧及其是否真懂教育。再說，三五年的任期，校長們只能采取“短平快”戰略，希望立竿見影，而不愿意長遠規劃，穩扎穩打，為后人開路或栽樹，

《看歷史》：您對今天大陸大學部最滿意的地方是什么？最不滿意的地方又是什么？

陳平原：最滿意的就不說了，還是談談不太滿意的地方，第一，大學部不是官僚養成所，不該以官職高低來評判學生的成功與否，更不該把官場的那一套做派引進校園來，這個問題我說了多次，6月還在中山大學部畢業典禮上“大聲疾呼”，明知說了沒用，可白說也得說，第二，大學部不該過分渲染“產學研”三結合，暫且不說這結合的效果如何，單是把“產”放在最前面，必定關注專利的轉化，而不是教學或科研，第三，大學部應以文理為中心，不該把專業學院排在最前面，讓商學院（管理學院）掛帥，用各種名目吸引有錢人來大學部校園里鍍金，這種狀態不值得鼓勵，第四，大學部應以“教書育人”為主軸，不該辦成研究院，今天的大陸大學部，幾乎無一例外，都是重科研而輕教學，對研究型大學部來說，這么做尚且有很大的缺失，更不要說教學型大學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