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T.CAVE編輯部：當下，越來越多作家喜歡從「先鋒派」吸取養分，也許這時，我們有必要讀一讀劉以鬯。
《我與我的對話》
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8年06月
作者：劉以鬯
編者：梅子
《我與我的對話》收錄香港著名作家劉以鬯具有代表性的4部長篇小說節錄、25篇短篇小說及微型小說、13篇散文，一冊在手，即可了解劉以鬯百年創作全貌。
正如作者所說：「我無意寫歷史小說，卻有意給香港歷史加一個注釋，」本書不僅是劉以鬯作品大觀，也是香港歷史不可忽視的注腳，對于劉以鬯研究者、香港研究者和文學愛好者，都有其獨特的價值。
前些年，劉以鬯因被稱為「大陸意識流小說第一人」而受到爭議，2018年之后，他的幾篇代表作陸續在內地出版，大概也是這個時候，他才漸漸被內地讀者熟知，
劉以鬯在20世紀50年代初到香港，那時他面對一片文化沙漠，香港這座城市得名于「運香業」，說白了是賣香料，后來150年成為英殖民地，總的來看沒有什么「文化」可言。正如香港詩人袁兆昌所評價的，從今天的角度去看劉以鬯作品，我們會發現，香港文學的處境原來五十年不變，
這里面有兩個說法，一是今天的香港文學沒有「進步」；二是劉以鬯的小說讀起來依然新鮮。
誠然，我們不應該用進步或退步這些觀念去評價文學，我傾向于承認第二種說法。那么，劉以鬯的小說何以「仍然新鮮」呢？從他的一部集子《我與我的對話》中，或許我們可以看出原因，
《我與我的對話》出版于2018年7月，正是作者劉以鬯逝世那年。算是巧合，編輯陳彥謹在前言中說，這是他做書19年來第二次經歷——書剛出版，作者仙逝。
集子一般都有充數之嫌，但考量這些文章，我們會發現它幾乎都是反映香港社會現實的，
此前內地讀者對劉以鬯了解，很大程度在于他寫的《酒徒》被認為「大陸第一篇意識流小說」。而《我與我的對話》所收錄的小說，則更能體現作者的社會關懷，從這個角度，可以看出編者梅子的用心：他意識到內地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并讓我們看見劉以鬯作品這樣的一面，
當然，劉以鬯作品從不乏社會關懷，只是以一本集子的形式呈現出來，會引起我們更系統地把它作為一個話題來討論。書中收錄了劉以鬯的三篇代表作《酒徒》、《寺內》和《對倒》。它們體現了作者對現代主義小說技巧的吸收，而其關于香港社會的一面也有很多表述，
《寺內》取材于大陸古典文學《西廂記》，表面跟香港文化沒有關系，但其實，港臺的新派武俠文學發軔于20世紀50年代初，70年代正處于「古龍時期」。武俠文學最大特征是取材歷史，對古代大陸文化有強烈的認同感，那段時期，由于香港受英國統治，居留香港的作家常常會通過「回望傳統」的方式尋找身份認同，而劉以鬯的寫于那一時期的《故事新編》（包括《寺內》），不僅是對古典題材的一次重寫，也是對傳統的承認。
劉以鬯筆下的香港人，有一種強烈的「游蕩者」之感。《酒徒》令我們想起《尤利西斯》，事實上劉以鬯也十分欣賞詹姆斯·喬伊斯的寫作技巧，他在一些談論寫作的文章說過，傳統小說不能表述現代人的思想困境，心理描寫是一種新的嘗試。
意識流也已過時，今天，我們有跨文本、戲仿、魔幻現實等令人眼花繚亂的后現代技巧，先鋒派留下了相當豐富的遺產，但也給了我們非常強烈的警醒。相比之下，劉以鬯在晚年仍提倡「新的小說不一定好，但好的小說大概是新的」，我們如何看待呢？
這其實是一種清醒的創作理念，
以微型小說《打錯了》為例。這篇文章約莫千字，主人公等待應征機構的電話，但因為要陪女友看電影，他不得不出門赴約，結果下樓時遇到車禍。
小說是兩個平行發生的情節，第一個情節中他沒有等到電話，下樓遭遇車禍而死。第二個情節，他因為一個打錯的電話而躲過一劫，
主人公為工作而焦慮，常常守在電話旁，但因約會而不得不出門，這就形成一種張力。試想，赴約的主人公能把看電影當成消閑的事嗎？他既不能全心全意陪女友，又不能專注地等電話，所以出門的一刻，他索性讓自我「死去」，從這對矛盾中解脫，猛獸般的巴士直接把主人公內心的糾結表現出來——死亡，
而第二個故事中一個打錯的電話，讓主人公的憤怒提前釋放了，他等來的居然是一個打錯的電話，主人公內心的緊張被這通電話消解，他不想再被這些打錯的電話折騰！相應的，因為遲幾秒出門而躲過了車禍，
乍一看，這篇小說沒有使用意識流手法，但主人公的內心狀況通過情節的對比而呈現，而關鍵又在于「打錯電話」這一小事件——生命的接續或中斷，跟一個打錯的電話緊密相關，它首先反映香港人的生活被無數小事所干擾，人與人、人與物、物與物之間密度極大，人的內心已經不經意外化在他面對的各種事物上，這是普魯斯特的招數，劉以鬯拿到筆下卻渾然一新，
《打錯了》結構上有一種對稱美，和《詩經》的敘事形式相似，整體上有重疊，局部又有所變化，形成「比興」。事實上，「詩化小說」也是劉以鬯一個重要的創作理念。
總而言之，我們先看出了它「好」，其次才留意「新」，無論結構、主題、表現人物心理等各方面，小說都十分到位，
劉以鬯在香港較早的小說《天堂與地獄》，雖然主題思想比較單調，以蒼蠅的視角譏諷人世間是「地獄」，折射了作者在香港這座大都市生存的心境，手法上，將蒼蠅作為敘事視角對于當時是新鮮的，但劉以鬯沒有流于「新鮮」表層——從蒼蠅特有的感官描述人類社會，反而，故事的重心還是由人情世故來支撐。作者對技巧的克制精神尤為可貴，
近年出版的小說中，年輕小說家似乎樂此不疲地用「新」的小說技巧彰顯自己的寫作才華。如陸源的《保齡球的意識流》、孔亞雷的《李美真》、李盆的《羊呆住了》，他們由于過度在形式上追求極致，有的為求「新」而「新」，最終很可能淪為文字垃圾，而早在「意識流」作為一種現代小說技巧流行開來時，有的批評家就警惕，這種寫作方法可能讓一些不懂寫小說的人毀了小說本身，我們不難想到，杜尚的《泉》剛一問世也曾遭受非議，
我們提到的那三本書在豆瓣上評分偏低，也反映了大部分讀者的態度。如此，作者覺得自己的作品不受待見，就會自視清高，認為大眾不懂欣賞。而另一方面，像雙雪濤這樣的作家能夠迅速獲得聲名，則在于敘事干凈而率真，善用短句，以情節取勝又不乏深度，
由此，我們大概可以理解，劉以鬯的作品沒有因為「新」的技巧而脫離了社會關懷，相反，「舊」的寫作技藝和題材也能表現「現代」一面，
微型小說《盤古與黑》也是一例，劉以鬯的取材十分精妙，在天地開創之初，一切混沌，而盤古竟然從「黑暗」中分辨出「自我」，作者抓住了「黑」的兩面性——既是外部世界，又是盤古的心境，創世之初，自我與外部的邊界是模糊的，劉以鬯打破了文本規則，通過紙面將字符凌亂鋪排，去表現那種混沌感，這讓我們想起朱贏椿的《設計詩》，
「他不了解時間的價值，也不理會……他很寂寞；但是『寂寞』兩個字不能充分概括他的感受，如果黑是監獄的話，他是囚犯。」盤古因為拋擲過一塊石頭，看見了火花，而因為消失的火花，他「將光當作武器去突破黑的包圍」，
霎眼
剝除了文本實驗造成的「新奇」閱讀效果之后，讀者還能從中讀到的，是劉以鬯在創作上的艱辛與掙扎。
40年代末，劉以鬯初到香港感受到那里文化氣息淡泊，商業的快速發展使這座都市幾乎沒有人情味可言，這是普遍南下作家的感受，張愛玲把香港作為「他者」來書寫，她所依歸的，是記憶中那個繁華而喧囂的上海，劉以鬯選擇了「在地化寫作」，即在「文化沙漠」的土壤上開出一朵「沙漠之花」同時，又親自融入到「香港文學」之中。
60年代左右，香港文學經歷了一次大轉變，從充滿著政治意味的左右派對立，開始轉化為以迎合市場大眾為主的通俗文學和強調作品引發思考的嚴肅文學。意識形態的斗爭讓位于大眾與精英兩個階層的沖突，從這個角度來說，《盤古與黑》中的「黑」就是「香港文學」，劉以鬯并非開天辟地，而是從「黑」中認識自我。
劉以鬯的小說無論放在現代文學還是香港社會，乃至他自身經歷作為背景，都經得起解讀。他追求的「新」，到底是承接傳統之上的——喬治·艾略特的那種「新」，
反觀內地，今天我們的「大陸文學」是兩種東西，一是古典文學，二是「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兩者之間其實是斷裂的，而且斷裂感非常強。
「五四」摒棄了「舊」文學，而新大陸以來，我們不斷追求「新」，其中少不了「進步」觀念作祟，
我們認為生產方式是進步的，社會是進步的，文學藝術也應該進步，70年代的錯誤實踐是一種退步，后來的「尋根」、「傷痕」、「先鋒」則是進步。這背后似乎有一條共通的邏輯：新事物取代舊事物。
劉以鬯的「新」不是「為了替代而替代」，他的心理描寫不是恣肆無忌地來一個「保齡球的意識流」，而是，把這種技巧放在《酒徒》里，適合；試試《對倒》，也不錯；到了《他有一把鋒利的小刀》，似乎都很好，
一種新的手法，就像未知屬性的化學物質，我們用已知的物質跟它發生反應，從而得出實驗結果，「實驗小說」的「實驗」原本是對作者自己而言的，但今天，有的作者不在文本上做實驗，而是把讀者當作試驗品，這背后當然有哲學意味，可更引起質問：這個文本本身究竟是否經得起讀者反應？
最后，當我們回到「香港文學的處境五十年不變」這句話，原來它不是一種嫌棄，反而表達一絲慶幸：雖然這座大都市追求日新月異，但沒有人「為了讓劉以鬯過時」而強行「推陳出新」，
香港年輕一代作家不是「進步」的寫作，他們所面臨的是「會否被大眾市場掩埋」的危機，所以，劉以鬯作品之「新」毋寧說令香港文學獲得一次新生，但它隨時可能死，如此的環境下，那些一代一代以文學反思自我境況、從而給文學重獲生機的作家，更值得我們尊敬。
作者：Jay
校對：LIT.CAVE編輯部
配圖：Online
